一床棉被的故事
苗乡散记
一床棉被的故事
一床棉被的故事,是我亲历过的往事。我多次说给自己的孩子听,孩子笑我在说梦里桃花源,我又多次说给同事中的年轻人听,他们睁大眼睛,好像是在怀疑,又好像在很惊诧,说给我的同辈们听懂,他们真摇头,叹息今不如昔。今天,我写出来,不知又有现在还有多少人会相信?
在我写这个真实的故事时,请原谅我只能隐去这位退伍老兵的姓名,这不符合他生前的性格,我不想再去打扰他,我要让他在九泉之下睡得安稳。对我来说,把那个年代的一种纯朴、谦让、善良的社会风气讲述出来,看看现在社会中有些人,把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的“耻辱”当成自己的“能耐”,把以前人们的“不屑一顾”当成了现在有的人的“孜孜以求”。为了一些蝇头小利,有些人失去了相互间的信任、理解和做人的尊严,总要撞破脑门,甚至去撕破社会、撕裂族群。人性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距离过去哪种纯朴、谦让与善良的时间并不遥远,却又仿佛相隔千山万水。
那是公元一九九三年的腊月的一天早晨,下着毛毛细雨,风很冷也很大,吹得屋檐呜呜直叫。天气实在太冷了,要冰冻了。山区防冰冻也是乡里的一项重要工作,乡里已接到县里防寒防冻的通知。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上面来的救济物资已顺利发下去了。
这一年,我在乡里分管民政,年底了,上面来的救济物资要分发给村里的五保老人和特困户,这一切都由民政助理员具体去操办,我只负责审查把关,督促落实。之前,我和民政助理员骑着自行车,随机对村里报来的特困户进行抽样调查核实,各村报来的名单都没有问题,说实在的,那时的乡村干部大多还很讲原则,很少有人优亲厚友。我所在的乡是一个人口中等,地域却很大的民族乡,有二十二个村,132平方公里,处在大山区里,有的村里,组与组之间就相距十四五里,要将这些村里报上来的特困户一一走访,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所以,确定特困户的任务只能由乡里的驻村干部下去,通过村组干部和党员大会评议后报上来。有驻村干部向我反映一个情况,一些人被评为特困户后,还要村干部上门做工作,想方设法要他们接受政府发下来的救济品。虽然当时村里人大部分都还不富裕,但他们觉得“吃救济”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是一种耻辱,在村里做人抬不起头,所以他们不会轻易接受。
吃了早饭,我来到了民政办公室向火,民政办公室里还有一床棉被没有发下去,这床棉被恰好又是我在县民政局说了一大堆好话才要到的。现在这床棉被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这床棉被是我为我所驻村一个组长要的,这个组长是一位七十年代的退伍军人,患在严重的痛风病,据他说,这病是在部队服役时长时间钻坑道时留下的,但这病当时在部队办不了伤残证,只是开了一个证明,要地方政府给予适当照顾。他的手指关节肿胀得变了形,走起路来,腿脚一摆一摆的,又让人感觉不出是哪一条腿有问题,其实是两条脚都痛风。前不久,我应他的请求,去他组上查看组里的水圳维修,顺便到他家看了一看。他的家独自建在一个山坡上,院内鸡鸭成群,猪的拱栏声,叫喊声,不绝于耳,地上除了鸡屎鸭粪满地,没有其他杂物,场坪里的柴火码放得整整齐齐。他家的屋后,是一大片碧绿的柑桔林,是他家种的。我一看就知道组长家是一个勤劳之家。我随他走进他的卧室,只见床上铺的还是他从部队带回来的被子,两边被头打满补丁,边上还放着一件褪色的军大衣。
组长共有四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已出嫁,老二上大学,老三上高中,老四上初中。那时,喊得最响亮的就是“勤劳致富”,可这位组长因儿女多,负担重,就是没天没夜地干活,家里也积不了钱。以至女儿出嫁时,家里没钱置嫁妆,把她娘嫁过来时带来的四床棉被,请人重新打过,让女儿出嫁时带走了。组长常年风痛也没有进过医院,是进不起医院,只是用一些自己挖的草药煎熬着吃,有时风痛发作,痛得在地上打滚,或是绻缩在地上不停抽搐。儿子们看到父母太劳累太艰难了,想放弃读书,在家帮帮父母,可每次儿子们提出这个要求来,组长都以死相逼。这些话是村里的支书后来对我说的。支书还介绍说,农村实责任制开始,因上面政府有交待,村里开党员组长会评特困户时,大家每次都不约而同的想到这位组长的家,可谁一提他家,他就骂谁,久而久之,就再也没人敢提他家了。
也许我们同为退伍军人的原因,我在敬重这位组长的同时,非常同情这位退伍老兵,心里就藏了一点“私心”。于是,这年的冬天,在到县民政局拉救济物资时,我多要了一床棉被,准备用“戴帽”的方式给这位组长。其实,民政局的领导说了,你就从乡里的这批救济物资中解决,也完全符合政策,但我还是死皮赖脸的多要了一床棉被,觉得这样做心安些。昨天,村支书来领救济物资时,悄悄地告诉我,说组长听说乡里给他解决一床棉被,他一听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他不敢给组长领回去,怕被组长骂。碰到一个这样犟的人,实在没办法,看来这床棉被只好放乡里作临时救急的备用品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快到中午时,一个戴破旧斗笠,披着一块白色塑料布的人,身体一摆一摆地走进办公室,他进来后将斗笠一脱下来,我一看,啊是组长,我心想,糟了,这位老兵是不是来训我这位新兵了,我一下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却用低沉的声音微笑着对我说,我的棉被呢?我赶紧到隔壁物资仓库把棉被拿来给他,他接过去,依然微笑点点头,也不说道谢一声,依旧将斗笠戴上,转过身,还是身体一摆一摆地出门走了。我心里一阵轻松,心里并不在意他道不道谢,我想他是不是怀着一种害羞感来领取这床棉被,所以不好意思和我过多说话。他也真是的,昨天让支书一起领回去不是得了吗,免得来回走几十里山路,自己的腿脚不是很灵便,天又这么冷,还下着小雨,这不是自讨苦吃?
临近春节放假时,乡里的规矩是要召集村里的主要负责人开一个会,布置春节期间的各项工作。这天,我所驻村的村支书把我拉到一边,又是悄悄地对我说,那位退伍老兵组长到乡里领了那床棉被回村后,直接到去了他家,和他争论了半天,才硬要支书把这床棉被送到了村里一户特困户家里。
我离开那个乡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我经常打听这位退伍老兵组长境况。也许是天佑这位组长,他的三个儿子都大学毕业,而他直撑到他小儿子大学毕业后的那年冬天,他才倒下,一年后,这位饱经病痛的老退伍军人、老组长很有尊严的撒手离开了人世。如今,三个儿子都很争气,个个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