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如何在人间？
宗教不能帮助我们解释本性与自然，但宗教在前科学时代做了它能做到的极限，但这项功能在历史上也逐渐被科学所取代了。大多数信教的普通人甚至是神职人员都同意这个事实：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96年宣布进化论是一个真理，天主教徒应该接纳这个观点。
毫无疑问，一些极端的反科学思想在肯·汉的肯塔基创作博物馆(位于肯塔基州)中依旧存在，但它已经失去了较大的影响力，来到了历史上的一个边缘位置。大多数主流宗教人士更倾向于伽利略的劳动分工论：“上帝的意图是教导我们如何进入天堂，而不是天堂如何在人间。”
那么，也许宗教的核心不是它解释自然与本质的能力，而是它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称是一个“不信神的犹太人”，他认为宗教是一种妄想，但对人们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他认为人类天生就是一种可怕的生物——更像是一种好斗、自恋的狼。如果任其自生自灭，我们将在一生中做尽强奸、掠夺和焚烧这些野蛮的生存行为。幸运的是，我们有宗教的教化，通过胡萝卜和大棒的系统引导我们走向善良、同情和合作，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天堂和地狱。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他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中则认为：宗教的核心不是信仰体系或者道德准则，但它能产生集体狂放的现象，共享社会经验，组成团结的社会团体。迪尔·凯姆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粘合剂，最近的跨学科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虽然弗洛伊德和迪尔·凯姆关于宗教的意义与作用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宗教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治愈能力，尤其是它控制我们情绪的能力。我们的感受和思维方式对我们的生存来讲同样重要。我们人类天生就具有适应性的情感，比如恐惧、愤怒、欲望等，宗教曾经(现在也是)是一种文化系统，它能左右我们的情感。
放眼世界上那些主流宗教，排除那些有害的极端主义宗教形式，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主流宗教能够减少人们的焦虑、压力和抑郁。它提供了一些人存在的意义和希望。它帮助信徒更好的应对敌人的攻击和恐惧；它驯化了欲望，加强了子女间的联系。通过传说与故事，它培养了人们的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宗教也为人们经历的苦难提供安慰。
可以说情感治愈是宗教身上一颗充满活力的心脏。社会联系不仅发生在我们崇拜同一个图腾的时候，也存在于我们对彼此产生感情的时候。当人类群体分享礼拜仪式、歌曲、舞蹈、饮食、悲伤、安慰、圣人和英雄的故事、禁食和牺牲等这些东西的时候，一个相互关怀的情感社区就会出现。相比之下，神学信仰是一种非暴力不流血的抽象概念。
情绪管理很重要，因为生活对我们来说很艰难。佛陀说:“所有的生命都在受苦”，我们大多数超过一定年龄的人对这个观点更加感同身受。宗教进化处理了我所说的“脆弱性问题”。当我们生病时，我们去看医生，而不是去看牧师。但是当我们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们在火灾中失去了家园，或者我们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癌症，那么宗教对我们就是一种帮助，因为它提供了一些情绪上的缓解和走下去的力量。当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它在冥冥之中也会给予我们一些指导。
让我们想想宗教在人死后是如何帮助人们的。遭受分离痛苦的群居哺乳动物通过触摸、集体进餐和梳理毛发得以恢复心理上的正常。人类的祭奠习俗也涉及到同样的抚慰社会机制。我们安慰和拥抱一个失去亲人的人，我们的身体直接给予悲伤的人们以安慰。我们为失去亲人的人们提供食物和饮料，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面包(想想犹太教的湿婆传统，或许多文化中的守夜传统)，我们分享关于亲人生前的故事，并帮助这些悲伤的人们用乐观的对话缓解他们的痛苦。
我们甚至通过音乐，以抚慰的旋律和集体歌唱的形式来表达共同的悲伤，这个过程是把一个难以承受的孤独个体体验变成一个可以忍受的公共事件。在丧礼上的适当社会参与可以起到抗抑郁的作用，促进丧亲者适应性情绪的产生和变化。
宗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面对悲伤，我称之为“存在塑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存在的债务”。西方人通常认为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社区的成员，但我们关于书中或现实中孤独的主人公实现个人命运的意识形态更多是虚构的，而非事实。失去一个人会让我们想起对他人的依赖和人类生命的脆弱，在这样的时刻，宗教使我们倾向于联系的网络，而不是以个体的身份应对。
例如，在你的父母去世很久之后，宗教会提醒你定期去纪念他们，并承认你对他们的“存在之债”。通过一些葬礼仪式，如亚洲的清明节、墨西哥的亡灵节，天主教每年的荣誉弥撒等，将关于死者的记忆正式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即使是在悲痛中，这些逝去的亲人也是有意义的。这不是对死亡的自我欺骗，而是一种学习如何与死亡共存的巧妙方式。在真诚地承认所爱之人的价值时，悲痛就会发生转变，宗教仪式帮助人们留出时间和精神空间来接受这种积极的观点与态度。
悲伤这种情绪有很多成分。悲伤的生理反应往往伴随着认知评估：例如“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朋友了”；“我本可以做点什么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她是我一生的挚爱”等等。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菲比·埃尔斯沃斯和日内瓦大学的克劳斯·谢勒表示，情绪评估是积极主动的，它超越了眼前的灾难，让人们看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或应对方案，这被称为“二级评价”。
在最初的评估(“这太令人难过了”)之后，第二次评估会提升我们处理这种情况的能力：从开始的“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到后来的：“我会挺过去的。”“我们应对痛苦的能力之一是我们的权力感或能动性：拥有更多的权力通常意味着更好的应对能力。”如果我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损失时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同时坚信一个强大的盟友：上帝，是我的代理或权力的一部分，那么我可以更有弹性的应对这些损失。
因为宗教行为通常伴随着魔法思维或超自然信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2007年出版的《上帝不是伟大的》一书中指出，宗教就是“虚假的慰藉”。许多宗教批评家也开始附和他的谴责。但希钦斯和其他的批评者犯了一个类别性的错误，比如说：“绿色让人昏昏欲睡。”安慰是一种感觉，它可以是微弱的，也可以是强烈的，但它不可能是假的，也不可能是真的。
你可以错误地判断自己为什么感觉更好，但感觉更好这一认知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真与假只有在我们评估我们的命题是否符合现实时才适用。毫无疑问，许多关于宗教的事实都是错误的——比如世界不是在六天内被上帝创造出来的。
宗教是真正的慰藉，就像音乐是真正的摇篮曲一样。没有人认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给了人们“虚假的快乐”，因为长笛在歌剧中并不存在，它不需要符合现实。
的确，与音乐爱好者不同，一些宗教信仰者将他们的慰藉寄托在形而上学的主张上，但我们为什么要在“相信他们了解宗教是如何运作”的基础上看待他们呢?这些信徒并没有意识到，正是那些日常的宗教仪式和社会活动才是他们被治愈的真正来源。与此同时，希钦斯和其他批评家混淆了宗教的事实失望和价值的区别，从而误解了它的核心。
作者：Stephen Asma
译者：Sara Yang
编辑：杨柿子
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在译言发布
原文标题：
Religion is about emotion regulation, and it’s very good a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