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 希尼 丹尼斯……：那些爱尔兰诗人和他们的诗
编者按：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爱尔兰裔美国诗人、作家，其作品《殡葬人手记》曾获美国图书奖。从70年代初起，托马斯·林奇开始与生活在爱尔兰的族人取得联系，三十五年间他数十次横跨大西洋，往返于爱尔兰和美国两地。林奇沿着自己家族的迁徙轨迹，回溯它的历史与故事，检视自己的生活，也思考族裔归属与身份认同等问题。这些都被他写进《往来于故土之间》。
在这部半似回忆录、半似文化研究的作品中，林奇写到了他那操爱尔兰口音谈起美国梦的曾祖父，晚年为了土地权益不惜与政府为敌的远亲，还追忆了自己与酗酒的斗争、曾经的女权主义生活以及喜忧参半的婚姻……其文字特质始终游弋于殡葬人与诗人这两重身份之间，笔调轻松幽默，始终贯穿深刻的哲学思考。
本文摘自其中题为“几位爱尔兰诗人及其他诗人的诗作”一章。
我有一张一位诗人在石板地上用榔头砸龙虾的照片。
他们去了卡里加浩特的鱼市，讨价还价买到两只大龙虾，带回莫文镇烹煮，他们开了酒，备好土豆，取出黄油，小小的屋子因为水汽和饥饿变得模糊不清，正在此时，他们发现没有能够把甜嫩的肉和包裹肉的壳分开的工具。因此才会出现榔头、“石板地”、“辛苦得来方有飨宴的感受”。诗人捎来的便笺里这样写道：“伟大的残骸，伟大的享受。”
龙虾、榔头、石板地、飨宴都是隐喻，一层意思带出另一层意思。如果我们追溯“桥梁”这个词在古希腊的意义，就会明白隐喻是连接起这是什么和这真的是什么的“桥梁”。
关于桥梁的说法引自另一个诗人，他也是在某处读到，或从另一个人那里偷来，或自己编出来的。这是我们诗人的工作：租来，借来，偷来，无中生有，运用隐喻。有时名词变化成动词。你自己也可以试试。
诗人无法不这样。他们每一个都疯狂地追求双重意义、第二种意义、比看起来更多的意义，或更少。莎士比亚写过：“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我们向不存在的观众鞠躬。整理自己的戏服。牢记自己的台词。想象着“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等待我们，聆听我们。观众永远不会出现。
是一个诗人叫我去爱尔兰的。最初也是因为诗歌我才想去爱尔兰。同样是因为创作诗歌，诺拉·林奇留给我的小屋现在还亮着灯。
我认识的第一位健在的诗人1967年秋季学期在密歇根州罗切斯特的奥克兰大学教书。我选了迈克尔·赫夫南教授的美国作家研究课，那堂课讲授爱默生、梅尔维尔、梭罗和坡。他年轻、背教，是爱尔兰裔美国人，时而堕落时而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很快变成朋友和酒友。他在布朗路上租住的屋子离学校十五分钟，我们在那里研读叶芝，边品尝国产或进口的威士忌，边放着查尔斯·明希（Charles Munch）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唱片。在他家我第一次听马勒，第一次喝爱尔兰酒，第一次目睹一首诗的诞生过程。每一个第一次都让我呼吸急促，渴望更多。
肯尼迪
一个傍晚我从戈尔韦搭车去吉纳瓦，
沿着巴仑的边缘，那是个白日很长的盛夏，
太阳在下一整天雨之后艰难露脸，直到很晚
才会下山。夜幕降临，街上满是酒吧，镇民们
猫着腰喝酒，安静，犹豫，好像吃着晚餐的修士。
我正想点每天都喝的健力士，就停了下来，肯尼迪
也在，他的相片挂在酒吧后面的壁炉架上。
一个黑发镇民端着半杯酒侧身走来朝我微笑，啊
肯尼迪，肯尼迪，好人一个，他说着给我买了一杯健力士。
啊，是的，好人一个，我说，谢过他。是的，
肯尼迪，这么年轻就被杀害，
他说，你还要一杯吗？是的，年纪轻轻就
被杀害，我这样说并向他道谢。
一整晚直到打烊我们都在为肯尼迪举杯并诅咒
极权主义者们——一整晚，一杯接着一杯又酸又美的黑啤。
时候到了，我和皮肤还有皮肤下的灵魂
都又酸又美，我大步走着，太阳还在冲刷
黑夜，四周是田野，吉纳瓦
在日光中安睡，神圣爱尔兰也在沉睡，壮丽无畏的
日光把黑暗击退，好像整片大西洋。
赫夫南的这首《肯尼迪》在那个秋天到冬天的几个月间在那屋子起稿、订正、修改和重新打字，这诗非常典丽，家常词句之美跃然纸上。他称之为散文诗，并说自己喜欢这种形式。在爱尔兰随便哪个地方的随便哪个酒吧度过的寻常一天都可以催生这样的文字，这让我误以为圣土爱尔兰的任何一个教区都比这密歇根郊区更能激发灵感。老修士模样的人，大海和阳光，吉纳瓦和戈尔韦，谈论肯尼迪和酸黑美味的黑啤，这些对我来说不可思议地遥远又神奇。
还有诗歌。是赫夫南让我意识到密歇根南部的普通生活也能产生出色的文字，因为他是我所见过的第一个活生生的诗人。他的人生规划是开别克，穿正装，最终要结婚、有房产和一份全职工作，不同于当时鲜明、必要的诗人形象—60年代末在夕阳中开着一部生锈的大众面包车，穿牛仔喇叭裤、旧凉鞋，留着一头我永远无法拥有的浓发。赫夫南的诗歌打动了我，那些诗关于对女人的渴望，光线如何照在物体上，平凡力作用下的物件，神话和历史。我知道爱尔兰进入了他的写作。而且，尽管写作《肯尼迪》的念头可以追溯到一片金黄的视野开阔的西爱尔兰小镇的一间酒吧，真正的创作却是在密歇根靠近庞蒂亚克的布朗路上的一幢平房里完成的，这幢平房建在汽车工厂和州界的阴影中。在词语组成的便携世界里人可以来去自如，轻装上路，乘着意象驰骋。
在其后的几年里，我给赫夫南介绍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他则向我介绍了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贝里曼(John Berryman)、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和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他和爱妻搬到了堪萨斯州东南部，拥有一辆U-Haul货车，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在一所小学院任教。他开始在季刊和杂志上发表诗作。她则变得越来越不满。1970年2月，我动身前往爱尔兰。
我带的书是《叶芝诗选》，那是一本蓝色硬皮书，封面上印着作者的烫金签名。我当时已能背出几首和一些诗句。
当你老了，头发灰白，满是睡意，
在炉火边打盹，取下这一册书本
这首诗是我眼中的完美之作，几十年前我在莫文镇度过的第一个冬天，这首诗让我从此喜欢上了那片土地。和我同名的堂亲汤米·林奇因为晚上出门挤奶，脚上的威灵顿雨鞋还潮湿着。当时已经七十岁的他坐在那，抽着他的忍冬牌香烟，听我背诵。
“上帝啊这人真是天生好文采，这个威廉姆·巴特勒·叶芝，确信无疑。”我把书递给他，他会用小时候在卡里加浩特路上的莫文国立学校习得的准确语音念着出声。
“轮到你了，汤米，”诺拉边忙着弄晚间的茶水一边说，“一晚上下来你肯定能背出来，确信无疑。”
我们这三人组合颇不寻常——一个老光棍，他的独身妹妹，忽然带着诗集和怀表不请自来的美国小子—屋子充满欲望和想象，未来和过去，糟糕的冬天在门外横冲直撞。
一本书，一本诗集能够向上了年纪的所爱之人倾诉，能够表达出诗人想说却永远无法说出口的心思，诗作也许能加快她的呼吸，让她的神情复苏，叶芝称之为“柔软的神情”，“梦到你的眼睛曾经有的那种柔情和它们的深深影子”。诗歌的力量强烈地吸引着汤米、诺拉和我。诗，是我二十多岁时的确信，我相信时间、距离和生活的纷乱都打败不了爱。我五十多岁时的大多数时候仍旧这样相信，我相信七十几岁时的汤米和诺拉也这样相信。
除了意蕴，短长格和押韵这些声响的构成让念诗变成一件乐事。这句诗由十个音节组成，有五处重音，也就是五步抑扬格，这和我内在的格律产生共鸣。我可以按照这个节奏行走和交谈——哒杜、哒杜、哒杜、哒杜、哒杜：“当你老了，头发灰白，满是睡意。”
我当然不能不走一趟叶芝朝圣之旅，我搭车去基尔拉什和恩尼斯，然后往北去郭特，再前往柯尔庄园看天鹅和刻有这位伟大诗人姓名缩写的树，去有古塔耸立的巴里利，不过并不在他预言的废墟之中，那里有桥有河流，有广阔的绿色牧场，远处隐隐传来汽车马达声，寒鸦在树丛间俯冲。一块石头上刻着诗人的指示，列出要“用旧磨板和海青色的石条，还有郭特铁场的铸造铁材”，“为我妻乔芝修葺这座塔堡”。诗句越简略，韵脚就越扎实，有着宣言般的自信，就像这个国家的人们跳舞的音乐。我想能娶个叫乔芝的妻子真幸运，哪怕只是为了让她的名字（George）和前一句最后的“郭特铁场”(Gortforge)押韵。
那晚我在戈尔韦投宿。然后去了斯莱戈郡，跟随诗人的指引，在光秃秃的本·布尔本山头下，我找到了德拉姆克利夫教堂墓园，我对叶芝的墓投下我能投射的最冷目光，对墓碑说了谢谢然后离开。我绕着湖心岛茵尼斯弗利走过，也找到了葛兰卡瀑布，也去过都尼的岩石，提琴手曾在那里演奏。
当时我很年轻。诗人们就是我的英雄。他们去过的地方我也最想去。
因此我在爱尔兰能赖多久就赖多久，为此在基拉里当过夜巡，在莫文学习挤牛奶和拾牛粪，读着叶芝梦想着将来，猜着我真爱的名字到底会押哪个韵。
之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我的生活在几次欧洲之旅、父亲的殡仪馆的工作，还有毫无目标的大学学业之间徘徊。
1971年8月，我和朋友杜阿高·德多纳一起在威尼斯，他刚搬回多洛米蒂山自己家。我们此前已经环游过大半个欧洲了，我们去了希腊、维也纳、伦敦和西克莱尔，来来回回，这会儿在大运河边的圣卡西亚诺旅馆的沙龙里吃早餐。我们各有各的痛苦，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为了艺术和爱情，为了生命的方向，为了有诗歌陪伴的未来。
闲不住，穷困潦倒，微醉，无法清晰说出任何人生目的，这样的我从桌边站起来，好像一个不完整的人，付了账，我从美术学院画廊乘坐水上巴士去火车站，在那里租了辆车开去米兰，坐上经伦敦回底特律的飞机，那天晚上已经在底特律我家附近的康尼岛餐馆边吃晚饭，边和我兄弟聊着底特律老虎队了。如此迅捷地在各个世界之间穿行让我震惊。
回来后的六个月内我就结了婚，一年之内就在殡葬专门学校注册。很快，第一个儿子就出世了。我们搬到了米尔福德，我家在那里买下一间葬仪社。那是1974年6月13日。我的人生从那时起有了根基和目的，那便是家庭、葬礼、税单和财务，我的人生有了方向，妻子、工作和另一个即将诞生的孩子，这便是我的未来。
诗歌似乎变成了遥远的乐声。
1975年我女儿出生，1978年迎来第二个儿子。我们的生意从一年一百个电话增长到一百五十个。我成了扶轮社主席和商会会长。我们在葬社旁边买了栋房子，带着贷款和一条狗住了进去。我像年轻人应该做的那样工作、养育子女，建立人际关系网，兼并和收购其他商号。
到1979年11月时，我妻子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四个小孩。葬仪社也蒸蒸日上。我买了机票去了爱尔兰十天，只因我已无法忍受对莫文镇的向往。那时离我们去那里度蜜月已经过去了七年。期间诺拉来过美国，我们经常联系。但我觉得离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重要的生活非常遥远。
诺拉已经七十七岁，依然在衰老和恶劣天气的侵蚀中顽强挺立。我们开车沿着克莱尔海岸线去了戈尔韦，在肯尼的店买了文集和文学杂志——《密码》和《诗歌爱尔兰》。我们晚上和邻居朋友围炉聊天、唱歌讲故事。当时还是学生的卡莫迪姐妹带来了她们的锡哨。穆雷家的姑娘们会过来唱歌。诺拉·卡莫迪带来世界新闻，亲爱的考林斯姐妹、J.J.麦克马汉、布莉迪和梅，每个人都带来一个聚会段子。轮到我的时候，J.J.说：“该汤姆了，来两首叶芝。”我就会开始背诵《深沉的誓言》或者《他希望得到天堂中的锦绣》，如果喝了酒，我就会背诵《破碎的梦》。一天晚上我读了北方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里的段落，我观察到这些小农民的注意力被诗中提到的“在托尼尔挖炭的人”“更好的泥炭”“洗亚麻的蓄水池”“城市的中心”吸引，他们专注地听着希尼写的关于“我第一次看见淹死的小猫，'这些小混蛋’给扔进水桶里，发出脆弱的金属声”。这是种他们都懂得的语言，诗中所写无不是他们熟悉的事物—干草棚、搅拌奶酪、“火鸡观察”、“怀孕的母牛”、非法的公牛，然而描述这些寻常事物的方式前所未见。
“汤姆，太棒了，”J.J.会说，“干得好。”
希尼的诗集里也有爱情诗，也有关于家族历史、大饥荒年代和邻里间种族歧视的罪行的诗，还有一首关于诗人对开口泉水井的依恋，就像诺拉家低田里的那口，也像路对面卡莫迪家的那口，还有一首诗讲述老年人所承受的自我意识：
如今，再去窥探根的深处，用手指抓出泥泞
如大眼睛的那西索斯，瞪视着泉水
有损成人的尊严。所以我写诗
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
这首诗隐喻着人生深层隐藏的事物：血缘、历史、居住地和语言，这些赋予生命以意义、目的和决心。写诗的行为变成成年人的揽镜自照，观察自我的源泉，“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这和叶芝一样，是形式、声音和感觉的结合，是自我指涉、观察、宣言之间的精妙平衡。诗人想要用手边之物给予世界秩序，志在让自己的感想与其他人相通，他确信语言会找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路径和速率，这首诗就像水一样自然，读着它让我觉得自己活着。
……
在我家密歇根，业余写诗的殡葬人在别人眼中就好像唱卡拉OK的牙医一样，甚至还不如后者有趣。但在英格兰这里，我不再是个异数，而是个名人，被一群当地文学爱好者和聪明漂亮的女性“留心”。其中一位准备了各种不同的农场芝士，另一位给我的杯中倒满茶，还有的拿来自家烤的司康饼，在我和另一个诗人讨论抑扬格五步音，或“上一次见到希尼”，“上一次碰到莱斯·穆瑞”，或苍穹中更广大的什么执念时，有个漂亮的教区神父的妻子记着笔记。尽管当时我已经戒酒多年，这种明星般的待遇还是非常醉人。身处这样全心的注目之中，我变得健谈也有点人来疯，交谈起来充满机智，思想活跃，愿意跟任何人亲切交谈，每个听我说话的人都觉得我聪明有魅力，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在沙龙的走廊上，我注意到一个帅小伙，我认出自己曾经见过他。我肯定他是从密歇根来的，因为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附近。他的衣服挺括合身，很不像个作家，更加美国化，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却认得他的脸，也许是来度假的米尔福德人，或者是扶轮社会员，要不就是我在全国殡葬业者会议上见过的某个殡葬指导，也许他在某份英格兰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于是决定在旅途中安排一次来奥尔德堡的朝拜偶像之旅，来亲耳听我朗读。不会有别的解释。关于他的记忆虽不完整，却不可能出错。我肯定认识这个粉丝，肯定不是在这里第一次看见他。
我对正在和我讨论问题的神父妻子说抱歉，走到房间另一边那个男子那里，我肯定他会很高兴我和他招呼。但他似乎没在看我，好像他是为了别的什么事或什么人来这里的。我想也许没有了熟悉的环境和葬礼服，他没有认出我。我走得越近，就越肯定我们在美国见过。我搜肠刮肚想他的名字和可能见过对方的时间地点等细节。
“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我说，“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当时自我意识膨胀，健谈亲切，社交辞令张口就来。
我抓起他的手有力地握了握。他带着礼貌的疑惑看着我。
“我肯定认识你但我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你了……”我边说边希望他能补充细节，比如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一起参加的活动或他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是汤姆·林奇，”我微笑着说，“从密歇根来。”以防我们可能是因为殡葬生意的关系认识的，我又补充说：“我在米尔福德经营'林奇父子殡仪馆’。”
“很高兴认识你，林奇先生。我是费因斯……雷·费因斯……”他的声音迟疑，柔软，经过训练，我想他一定是个神职人员。他们经常会有这种“交流”机会，一个神父和另一个神父交换职责几个月，领着神职人员的薪水见世面。或者是一个电视记者，CNN驻英国记者，也许想采访我这个从美国来访的诗人？
我问他：“你来这里度假？”
“不，不，只是来看朋友。”他继续环顾房间，好像我不是他来这里的原因。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我还是想不起来。”我问。
“我真不知道，”他说，然后几乎是害羞地补充，“也许你在电影里看过我。”
“电影？”
“对，嗯，大概是，”他说，“我是演员。”
那一刻我有如看见了光，钻出迷雾，真相毕露。我第一次见到他，当然是在美国，在密歇根的米尔福德电影院，他是《辛德勒的名单》里把射杀犹太人当作游戏的残暴纳粹阿蒙·高斯。最近是在《机智问答》里看过他扮演聪慧迷失的黄金男孩—美国诗人马克·范多伦的黄金男孩。他也根本不是什么雷·费因斯。他是拉尔夫·费因斯。他的脸随处可见，他是全球皆知正当年的美男子，带有黑暗的悲剧气质，被各大洲讲着不同语言的女性暗自欣赏，而我在这里，在我自己得以闪耀之前，就在这个名人投篮赛上被扣篮。我看见房间那头神父的妻子正看着我和这位万人迷对话。她张大了眼睛，脸红红的，我猜她希望我能介绍他们认识。
我认识一个柔术表演者，就算说了他的名字应该没有人知道，不过他还是因为什么拇指表演在当地小有名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个理论：如果下唇可以拉长到头上，那么人的吞咽会加快，他就会消失。我从来没有比在奥尔德堡的这个时刻更急迫地想要测试这个理论。我感到下唇已经开始颤抖，想测试它的弹性，但我能做的只是愚蠢地咧开嘴笑。费因斯先生显然教养很好，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亲切地微笑着。我火速告退，好像赶着去给马上就要开始的朗读做一点最后的修改和细节调整。
终于我面对着汇聚到奥尔德堡的众多读者念了自己的诗作，他们热情鼓掌，让我受宠若惊。遥远的陌生人能欣赏自己私下写作的东西对我来说始终是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新诗从创作者口中大声念出让我觉得语言活了起来。
我曾和宝拉·米韩在英格兰、爱尔兰和密歇根都办过朗读会，她一开始朗读，寂静就逐渐在房间里铺展：
她的小东西留下来给了我
一架缝纫机，一枚结婚戒指，
一叠照片，一阵她的手抽过
我的脸的刺痛，在某次我和她的争执中
那时我们的关系变坏，彼此远离。
有人说这是长女的命运。
我听着听众发出的呼吸，七八分钟后，宝拉读完了这首《旧习》，最后母女和解，女儿对早逝的母亲的鬼魂诉说对她的爱。
我也和丹尼斯·奥德瑞斯科（Dennis O’Driscoll）一起朗读过，他无疑是欧洲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曾在都柏林的爱尔兰海关担任了三十多年公职。他除了被广泛尊重并大量发表诗评之外，还出版过七本诗集、一部散文集，发表过大量未结集的评论、人物侧写、文学传记等。他的诗新鲜自由，不受本国诗人神秘或田园两大分支所限。他的作品回应时事，充满城市感，不加虚饰，具有独特的都市风味。比如收录在他的诗集《天气允许》内的这首诗：
凯尔特虎
爱尔兰正全面崛起。
数字在无云的蓝天上排成行。
电脑作为背景，证明要点。
公司主席们的行程缩短几英里，
因为环城公路的开通，腾出一只手
用手机打电话给客户。
新开张的古董酒吧外面，年轻的咨询师
—晒得刚好的女人，喷过发胶的男人
干完长颈酒瓶里的进口啤酒。
沾着唇彩的烟以
欲拒还迎的角度拿在手里，黑色文胸带
有技巧地从一件罗莎上衣滑下
关于免税和转让独栋房子的谈话
被路过的一辆四轮跑车发出的
饶舌音乐盖过。
老人继续活着，等着走完
在祖母留下的窄小套房里的一生，
节俭的薄嘴唇男子和哀戚虔诚的妻子……
好像临时的节日那么突然，风
改变了方向，飘散着一股
夏季草坪上飘来的烤肉味道。
今晚，那个持有德国总公司
短期合同的俏女郎
会陪同你出席赞助商的音乐会。
然而，现在是午休时间，
靠传真点菜。给你自己来点鹰嘴豆酱，
抹在黑橄榄面包上。一瓶依云。
对一个三十年来常常回爱尔兰的人来说，这样一首诗实在有写的必要，在简短的九段二十七行内，抓准了爱尔兰人心态和经济的快速嬗变。比任何社会和文化研究都优秀，《凯尔特虎》记录下千禧年左右“鹰嘴豆抹黑橄榄面包”和名牌矿泉水文化中的爱尔兰，同过去一个世纪的土豆加肉文化的距离。作者成年的时候，公家职位还代表着社会安全感。在政府和银行工作，教书或从事神职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是拥有最光明前途的工作。这些人大部分显然会在90年代的信息技术发展、欧盟成立和爱尔兰崛起中被社会抛下。奥德瑞斯科1954年生于蒂珀雷里郡的瑟勒斯，1970年开始在土地产权局工作，在升为现在的国际海关署助理署长之前，他的工作是征收遗产税。
他的同事们对他的诗作不会比对“别人的灰狗”更感兴趣，但他们还是会注意到爱尔兰广播电视台午休时派车接送奥德瑞斯科来往于电台。他在艺术广播节目中评论全国各地的书和作者。1996年他作为爱尔兰海关代表入驻欧盟，1998年他主编《诗歌》杂志的爱尔兰诗歌专号。2001年我们一起在圣塔菲为兰南文学基金会朗读时，他说我们应该尊称我们白天的工作为“死亡和赋税”。
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军团从来不缺志愿军。尽管阵营中偶有内斗、友好的怒火和嫉妒，但说到底我们都和记忆中的词语同床共枕。
自从我开始写诗的这些年，发生了不少战争和动乱、灾难和死亡，我经历了酗酒戒酒、离婚再婚、孩子出生长大。总统和首相来来去去。有过和平协议也有自杀性爆炸，恐怖主义和新科技层出不穷。每日新闻大多都在重复。似乎还在说着同一场战争、同一场暴动、同样的悲伤。诗歌的新鲜语言却会长存。在最好和最坏的年代，诗歌都能看透我们。
……
如果生命是线性的，我们短暂的历史处在洗礼和葬礼之间，更大的历史和沿着直线发生的事件拴在一起：然后，然后，然后……诗歌却能扭转历史、地理和回忆，让它们从这种线性的乏味进程中释放。一切都是支流，每个意象每种经历都能以一百种不同的方式启动。
全部都是隐喻：充满声音的房子，收租账簿，诗人在平石地板上砸龙虾。希尼和里德一家在莫文吃刚刚捕捞的海鲜。“我记得龙虾的背很难砸开……”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道，“里德一家当时住在那幢小屋里，到处捕获生物：巨型的走兽，简直能和丢勒的犀牛较量。”海产穿着盔甲的爪子，好像张开的钳，气势压人，既馋又下手不得，饥饿的晚餐食客面临着两难。
但丢勒从未亲眼见过犀牛，他那幅有名的木刻作品是依照从里斯本寄到纽伦堡的一封草草画着尤因它兽的信件雕刻出的。尤因它兽是一种四足兽，这奇怪的生物就像它的名字独角犀一样来自另一个世界，是柬埔寨国王赠给葡萄牙国王的皇家动物园的礼物。根据历史记载，独角犀几年之后会在被运去由罗马教皇饲养的途中沉入海中，它的四肢都绑在船板上。这些都不重要。它们只是事实。人们记得的是文字书写下来的意象，这古怪又可爱，呼吸粗重的生物。五百年之后，我们听到“犀牛”这个词时就会看到那个形象，仍旧带着当初文字描绘中的错误缺陷。我们看得最清的是诉诸语言之物。丢勒在画的旁注中这样描写这种生物：“敏捷，欢乐又狡猾。”
全部都是隐喻：诗人就像犀牛，四脚站立，“有着超越成年人的自尊”，“敏捷，欢乐又狡猾”，在石地板上抡起榔头敲击煮熟了的龙虾，好像在煤炭里砸着宝石，在岩石中找金子，蚌壳里取珍珠，在很多碎片里寻觅那一点珍贵的东西。“我们冲洗过壳了吗？我想大概冲过了。”
全部都是隐喻：希尼称为“值得为之奋斗的飨宴”的感觉，龙虾比喻所有来之不易的珍馐—从海中拖回来的鱼，拔了毛的母鸡，我们耕种收获、猎取屠宰切割的食物，我们自己煮自己吃。这些都比喻我们的需求：飨宴、寻常饭食、开门宴客和欢庆。这些都是笔耕生涯的比喻，都是人生劳作的比喻，都是人生的比喻，也都比喻着我们所有人的形象，无论生者还是死者，比喻着我们之间的倾谈，“伟大的残骸，伟大的享受”。
诗人希尼曾说诗人奥登说过“诗歌就是我们要同死者分面包”。是不是就像用榔头砸龙虾一样？希尼说：“韵律和格律便是餐桌礼仪。”
这番话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朗读作品时说的。
奥登曾在这里的安娜堡短暂教过一阵书，那时他刚刚搬来美国。那一年叶芝在法国去世，希尼在北爱尔兰出生。希尼的朋友，伟大的俄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72年从俄国流亡来美国时也曾在此任教。他和叶芝去世的日期相同，都是1月28日，之间隔了六十年。
叶芝去世前几个月，他在《在本布尔山下》一诗中指导他祖国的诗人：
爱尔兰诗人，学好你们的专业
歌唱那美好地做成的一切
轻视那种正从头到脚
都已失去了模样的奥妙
当奥登得知叶芝死讯的时候，他写下著名的挽诗《悼叶芝》，其中他给出了自己的训诫，借用了死者的“餐桌礼仪”：
泥土呵，请接纳一个贵宾，
威廉·叶芝已永远安寝：
让这爱尔兰的器皿歇下，
既然它的诗已尽倾洒。
1996年布罗茨基英年早逝，希尼借用了奥登的韵律和格律写了给朋友的挽诗。这韵和格本来也是奥登借自叶芝，叶芝借自布莱克，而布莱克也许借自儿歌。
约瑟夫呵，对，你懂得这节律
威斯坦·奥登的音步，
随它起舞轻读重读
让威廉·叶芝安然入土。
他在密歇根朗读是几年后的4月。今年他会在斯莱戈郡的叶芝国际暑期学校朗读。俄裔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写作《贝尔法斯特调子》时（“这姑娘来自危险地带/她把黑发剪短/因此当有人被伤害/能少一部分她必须不满”）见过的贝尔法斯特现在已经开满黄水仙，也好歹得享和平。奥登写于“二战”开始时的诗《1939年9月1日》在2001年9月的恐怖事件之后突然变得有名。一位《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编辑写道：“奥登的诗句随处可见。”（“我和公众都知道/所有的学童在学习什么/对他们施以邪恶/他们就报以邪恶。”）六十五年之后，诗中所写的仍是现状。
希尼这个月就要满六十五岁。今年6月也是布鲁姆日一百周年和卡瓦纳的百年诞辰。
语言赐予我们那么多纪念日。于是我把这古老的格律（好个殡葬人汤姆/汤木普提汤木普提汤木普提汤木）灌进耳朵，出门走走逛逛，听听看有什么事发生：
从前西克莱尔郡的一个小学子，
起立问我何时又何地
领到我的“诗人证”？
“嘘，”老师动怒说，“安静！”
全班一下收了笑。
安静得有回声。“试试就知道”，
我低声说，鼓励他。
“我们生来就有诗人证”，我告诉他。
隔天一早收到信一封：
先生，我成是不成？
“腿得儿敦和腿得儿弟
还得出门解尿急！”
成，我回信，写得真叫好！
构思小心又精妙
蠢人永远押不对韵
弟和急却押得准。
卡里加浩特和卢普角之间，那个克劳斯村小男孩的脸孔，他的带着调皮和预兆的目光，淘气之下隐含深意。他肯定懂得词语是礼物，运用得当词语就是良药。他让我回想起第一次在爱尔兰发现的事。那是在莫文镇，诺拉忙着做家务煮饭，她哥哥汤米尽心管理着牛群牧地，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似乎各种飨宴都值得争取。
伟大的残骸，欢愉是真：
这生活的确如此。我们
此刻用榔头敲敲砸砸直至，
余下所有皆成回忆。
编者按：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爱尔兰裔美国诗人、作家，其作品《殡葬人手记》曾获美国图书奖。从70年代初起，托马斯·林奇开始与生活在爱尔兰的族人取得联系，三十五年间他数十次横跨大西洋，往返于爱尔兰和美国两地。林奇沿着自己家族的迁徙轨迹，回溯它的历史与故事，检视自己的生活，也思考族裔归属与身份认同等问题。这些都被他写进《往来于故土之间》。
在这部半似回忆录、半似文化研究的作品中，林奇写到了他那操爱尔兰口音谈起美国梦的曾祖父，晚年为了土地权益不惜与政府为敌的远亲，还追忆了自己与酗酒的斗争、曾经的女权主义生活以及喜忧参半的婚姻……其文字特质始终游弋于殡葬人与诗人这两重身份之间，笔调轻松幽默，始终贯穿深刻的哲学思考。
本文摘自其中题为“几位爱尔兰诗人及其他诗人的诗作”一章。
我有一张一位诗人在石板地上用榔头砸龙虾的照片。
他们去了卡里加浩特的鱼市，讨价还价买到两只大龙虾，带回莫文镇烹煮，他们开了酒，备好土豆，取出黄油，小小的屋子因为水汽和饥饿变得模糊不清，正在此时，他们发现没有能够把甜嫩的肉和包裹肉的壳分开的工具。因此才会出现榔头、“石板地”、“辛苦得来方有飨宴的感受”。诗人捎来的便笺里这样写道：“伟大的残骸，伟大的享受。”
龙虾、榔头、石板地、飨宴都是隐喻，一层意思带出另一层意思。如果我们追溯“桥梁”这个词在古希腊的意义，就会明白隐喻是连接起这是什么和这真的是什么的“桥梁”。
关于桥梁的说法引自另一个诗人，他也是在某处读到，或从另一个人那里偷来，或自己编出来的。这是我们诗人的工作：租来，借来，偷来，无中生有，运用隐喻。有时名词变化成动词。你自己也可以试试。
诗人无法不这样。他们每一个都疯狂地追求双重意义、第二种意义、比看起来更多的意义，或更少。莎士比亚写过：“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我们向不存在的观众鞠躬。整理自己的戏服。牢记自己的台词。想象着“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等待我们，聆听我们。观众永远不会出现。
是一个诗人叫我去爱尔兰的。最初也是因为诗歌我才想去爱尔兰。同样是因为创作诗歌，诺拉·林奇留给我的小屋现在还亮着灯。
我认识的第一位健在的诗人1967年秋季学期在密歇根州罗切斯特的奥克兰大学教书。我选了迈克尔·赫夫南教授的美国作家研究课，那堂课讲授爱默生、梅尔维尔、梭罗和坡。他年轻、背教，是爱尔兰裔美国人，时而堕落时而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很快变成朋友和酒友。他在布朗路上租住的屋子离学校十五分钟，我们在那里研读叶芝，边品尝国产或进口的威士忌，边放着查尔斯·明希（Charles Munch）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唱片。在他家我第一次听马勒，第一次喝爱尔兰酒，第一次目睹一首诗的诞生过程。每一个第一次都让我呼吸急促，渴望更多。
肯尼迪
一个傍晚我从戈尔韦搭车去吉纳瓦，
沿着巴仑的边缘，那是个白日很长的盛夏，
太阳在下一整天雨之后艰难露脸，直到很晚
才会下山。夜幕降临，街上满是酒吧，镇民们
猫着腰喝酒，安静，犹豫，好像吃着晚餐的修士。
我正想点每天都喝的健力士，就停了下来，肯尼迪
也在，他的相片挂在酒吧后面的壁炉架上。
一个黑发镇民端着半杯酒侧身走来朝我微笑，啊
肯尼迪，肯尼迪，好人一个，他说着给我买了一杯健力士。
啊，是的，好人一个，我说，谢过他。是的，
肯尼迪，这么年轻就被杀害，
他说，你还要一杯吗？是的，年纪轻轻就
被杀害，我这样说并向他道谢。
一整晚直到打烊我们都在为肯尼迪举杯并诅咒
极权主义者们——一整晚，一杯接着一杯又酸又美的黑啤。
时候到了，我和皮肤还有皮肤下的灵魂
都又酸又美，我大步走着，太阳还在冲刷
黑夜，四周是田野，吉纳瓦
在日光中安睡，神圣爱尔兰也在沉睡，壮丽无畏的
日光把黑暗击退，好像整片大西洋。
赫夫南的这首《肯尼迪》在那个秋天到冬天的几个月间在那屋子起稿、订正、修改和重新打字，这诗非常典丽，家常词句之美跃然纸上。他称之为散文诗，并说自己喜欢这种形式。在爱尔兰随便哪个地方的随便哪个酒吧度过的寻常一天都可以催生这样的文字，这让我误以为圣土爱尔兰的任何一个教区都比这密歇根郊区更能激发灵感。老修士模样的人，大海和阳光，吉纳瓦和戈尔韦，谈论肯尼迪和酸黑美味的黑啤，这些对我来说不可思议地遥远又神奇。
还有诗歌。是赫夫南让我意识到密歇根南部的普通生活也能产生出色的文字，因为他是我所见过的第一个活生生的诗人。他的人生规划是开别克，穿正装，最终要结婚、有房产和一份全职工作，不同于当时鲜明、必要的诗人形象—60年代末在夕阳中开着一部生锈的大众面包车，穿牛仔喇叭裤、旧凉鞋，留着一头我永远无法拥有的浓发。赫夫南的诗歌打动了我，那些诗关于对女人的渴望，光线如何照在物体上，平凡力作用下的物件，神话和历史。我知道爱尔兰进入了他的写作。而且，尽管写作《肯尼迪》的念头可以追溯到一片金黄的视野开阔的西爱尔兰小镇的一间酒吧，真正的创作却是在密歇根靠近庞蒂亚克的布朗路上的一幢平房里完成的，这幢平房建在汽车工厂和州界的阴影中。在词语组成的便携世界里人可以来去自如，轻装上路，乘着意象驰骋。
在其后的几年里，我给赫夫南介绍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他则向我介绍了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贝里曼(John Berryman)、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和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他和爱妻搬到了堪萨斯州东南部，拥有一辆U-Haul货车，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在一所小学院任教。他开始在季刊和杂志上发表诗作。她则变得越来越不满。1970年2月，我动身前往爱尔兰。
我带的书是《叶芝诗选》，那是一本蓝色硬皮书，封面上印着作者的烫金签名。我当时已能背出几首和一些诗句。
当你老了，头发灰白，满是睡意，
在炉火边打盹，取下这一册书本
这首诗是我眼中的完美之作，几十年前我在莫文镇度过的第一个冬天，这首诗让我从此喜欢上了那片土地。和我同名的堂亲汤米·林奇因为晚上出门挤奶，脚上的威灵顿雨鞋还潮湿着。当时已经七十岁的他坐在那，抽着他的忍冬牌香烟，听我背诵。
“上帝啊这人真是天生好文采，这个威廉姆·巴特勒·叶芝，确信无疑。”我把书递给他，他会用小时候在卡里加浩特路上的莫文国立学校习得的准确语音念着出声。
“轮到你了，汤米，”诺拉边忙着弄晚间的茶水一边说，“一晚上下来你肯定能背出来，确信无疑。”
我们这三人组合颇不寻常——一个老光棍，他的独身妹妹，忽然带着诗集和怀表不请自来的美国小子—屋子充满欲望和想象，未来和过去，糟糕的冬天在门外横冲直撞。
一本书，一本诗集能够向上了年纪的所爱之人倾诉，能够表达出诗人想说却永远无法说出口的心思，诗作也许能加快她的呼吸，让她的神情复苏，叶芝称之为“柔软的神情”，“梦到你的眼睛曾经有的那种柔情和它们的深深影子”。诗歌的力量强烈地吸引着汤米、诺拉和我。诗，是我二十多岁时的确信，我相信时间、距离和生活的纷乱都打败不了爱。我五十多岁时的大多数时候仍旧这样相信，我相信七十几岁时的汤米和诺拉也这样相信。
除了意蕴，短长格和押韵这些声响的构成让念诗变成一件乐事。这句诗由十个音节组成，有五处重音，也就是五步抑扬格，这和我内在的格律产生共鸣。我可以按照这个节奏行走和交谈——哒杜、哒杜、哒杜、哒杜、哒杜：“当你老了，头发灰白，满是睡意。”
我当然不能不走一趟叶芝朝圣之旅，我搭车去基尔拉什和恩尼斯，然后往北去郭特，再前往柯尔庄园看天鹅和刻有这位伟大诗人姓名缩写的树，去有古塔耸立的巴里利，不过并不在他预言的废墟之中，那里有桥有河流，有广阔的绿色牧场，远处隐隐传来汽车马达声，寒鸦在树丛间俯冲。一块石头上刻着诗人的指示，列出要“用旧磨板和海青色的石条，还有郭特铁场的铸造铁材”，“为我妻乔芝修葺这座塔堡”。诗句越简略，韵脚就越扎实，有着宣言般的自信，就像这个国家的人们跳舞的音乐。我想能娶个叫乔芝的妻子真幸运，哪怕只是为了让她的名字（George）和前一句最后的“郭特铁场”(Gortforge)押韵。
那晚我在戈尔韦投宿。然后去了斯莱戈郡，跟随诗人的指引，在光秃秃的本·布尔本山头下，我找到了德拉姆克利夫教堂墓园，我对叶芝的墓投下我能投射的最冷目光，对墓碑说了谢谢然后离开。我绕着湖心岛茵尼斯弗利走过，也找到了葛兰卡瀑布，也去过都尼的岩石，提琴手曾在那里演奏。
当时我很年轻。诗人们就是我的英雄。他们去过的地方我也最想去。
因此我在爱尔兰能赖多久就赖多久，为此在基拉里当过夜巡，在莫文学习挤牛奶和拾牛粪，读着叶芝梦想着将来，猜着我真爱的名字到底会押哪个韵。
之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我的生活在几次欧洲之旅、父亲的殡仪馆的工作，还有毫无目标的大学学业之间徘徊。
1971年8月，我和朋友杜阿高·德多纳一起在威尼斯，他刚搬回多洛米蒂山自己家。我们此前已经环游过大半个欧洲了，我们去了希腊、维也纳、伦敦和西克莱尔，来来回回，这会儿在大运河边的圣卡西亚诺旅馆的沙龙里吃早餐。我们各有各的痛苦，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为了艺术和爱情，为了生命的方向，为了有诗歌陪伴的未来。
闲不住，穷困潦倒，微醉，无法清晰说出任何人生目的，这样的我从桌边站起来，好像一个不完整的人，付了账，我从美术学院画廊乘坐水上巴士去火车站，在那里租了辆车开去米兰，坐上经伦敦回底特律的飞机，那天晚上已经在底特律我家附近的康尼岛餐馆边吃晚饭，边和我兄弟聊着底特律老虎队了。如此迅捷地在各个世界之间穿行让我震惊。
回来后的六个月内我就结了婚，一年之内就在殡葬专门学校注册。很快，第一个儿子就出世了。我们搬到了米尔福德，我家在那里买下一间葬仪社。那是1974年6月13日。我的人生从那时起有了根基和目的，那便是家庭、葬礼、税单和财务，我的人生有了方向，妻子、工作和另一个即将诞生的孩子，这便是我的未来。
诗歌似乎变成了遥远的乐声。
1975年我女儿出生，1978年迎来第二个儿子。我们的生意从一年一百个电话增长到一百五十个。我成了扶轮社主席和商会会长。我们在葬社旁边买了栋房子，带着贷款和一条狗住了进去。我像年轻人应该做的那样工作、养育子女，建立人际关系网，兼并和收购其他商号。
到1979年11月时，我妻子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四个小孩。葬仪社也蒸蒸日上。我买了机票去了爱尔兰十天，只因我已无法忍受对莫文镇的向往。那时离我们去那里度蜜月已经过去了七年。期间诺拉来过美国，我们经常联系。但我觉得离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重要的生活非常遥远。
诺拉已经七十七岁，依然在衰老和恶劣天气的侵蚀中顽强挺立。我们开车沿着克莱尔海岸线去了戈尔韦，在肯尼的店买了文集和文学杂志——《密码》和《诗歌爱尔兰》。我们晚上和邻居朋友围炉聊天、唱歌讲故事。当时还是学生的卡莫迪姐妹带来了她们的锡哨。穆雷家的姑娘们会过来唱歌。诺拉·卡莫迪带来世界新闻，亲爱的考林斯姐妹、J.J.麦克马汉、布莉迪和梅，每个人都带来一个聚会段子。轮到我的时候，J.J.说：“该汤姆了，来两首叶芝。”我就会开始背诵《深沉的誓言》或者《他希望得到天堂中的锦绣》，如果喝了酒，我就会背诵《破碎的梦》。一天晚上我读了北方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里的段落，我观察到这些小农民的注意力被诗中提到的“在托尼尔挖炭的人”“更好的泥炭”“洗亚麻的蓄水池”“城市的中心”吸引，他们专注地听着希尼写的关于“我第一次看见淹死的小猫，'这些小混蛋’给扔进水桶里，发出脆弱的金属声”。这是种他们都懂得的语言，诗中所写无不是他们熟悉的事物—干草棚、搅拌奶酪、“火鸡观察”、“怀孕的母牛”、非法的公牛，然而描述这些寻常事物的方式前所未见。
“汤姆，太棒了，”J.J.会说，“干得好。”
希尼的诗集里也有爱情诗，也有关于家族历史、大饥荒年代和邻里间种族歧视的罪行的诗，还有一首关于诗人对开口泉水井的依恋，就像诺拉家低田里的那口，也像路对面卡莫迪家的那口，还有一首诗讲述老年人所承受的自我意识：
如今，再去窥探根的深处，用手指抓出泥泞
如大眼睛的那西索斯，瞪视着泉水
有损成人的尊严。所以我写诗
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
这首诗隐喻着人生深层隐藏的事物：血缘、历史、居住地和语言，这些赋予生命以意义、目的和决心。写诗的行为变成成年人的揽镜自照，观察自我的源泉，“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这和叶芝一样，是形式、声音和感觉的结合，是自我指涉、观察、宣言之间的精妙平衡。诗人想要用手边之物给予世界秩序，志在让自己的感想与其他人相通，他确信语言会找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路径和速率，这首诗就像水一样自然，读着它让我觉得自己活着。
……
在我家密歇根，业余写诗的殡葬人在别人眼中就好像唱卡拉OK的牙医一样，甚至还不如后者有趣。但在英格兰这里，我不再是个异数，而是个名人，被一群当地文学爱好者和聪明漂亮的女性“留心”。其中一位准备了各种不同的农场芝士，另一位给我的杯中倒满茶，还有的拿来自家烤的司康饼，在我和另一个诗人讨论抑扬格五步音，或“上一次见到希尼”，“上一次碰到莱斯·穆瑞”，或苍穹中更广大的什么执念时，有个漂亮的教区神父的妻子记着笔记。尽管当时我已经戒酒多年，这种明星般的待遇还是非常醉人。身处这样全心的注目之中，我变得健谈也有点人来疯，交谈起来充满机智，思想活跃，愿意跟任何人亲切交谈，每个听我说话的人都觉得我聪明有魅力，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在沙龙的走廊上，我注意到一个帅小伙，我认出自己曾经见过他。我肯定他是从密歇根来的，因为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附近。他的衣服挺括合身，很不像个作家，更加美国化，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却认得他的脸，也许是来度假的米尔福德人，或者是扶轮社会员，要不就是我在全国殡葬业者会议上见过的某个殡葬指导，也许他在某份英格兰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于是决定在旅途中安排一次来奥尔德堡的朝拜偶像之旅，来亲耳听我朗读。不会有别的解释。关于他的记忆虽不完整，却不可能出错。我肯定认识这个粉丝，肯定不是在这里第一次看见他。
我对正在和我讨论问题的神父妻子说抱歉，走到房间另一边那个男子那里，我肯定他会很高兴我和他招呼。但他似乎没在看我，好像他是为了别的什么事或什么人来这里的。我想也许没有了熟悉的环境和葬礼服，他没有认出我。我走得越近，就越肯定我们在美国见过。我搜肠刮肚想他的名字和可能见过对方的时间地点等细节。
“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我说，“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当时自我意识膨胀，健谈亲切，社交辞令张口就来。
我抓起他的手有力地握了握。他带着礼貌的疑惑看着我。
“我肯定认识你但我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你了……”我边说边希望他能补充细节，比如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一起参加的活动或他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是汤姆·林奇，”我微笑着说，“从密歇根来。”以防我们可能是因为殡葬生意的关系认识的，我又补充说：“我在米尔福德经营'林奇父子殡仪馆’。”
“很高兴认识你，林奇先生。我是费因斯……雷·费因斯……”他的声音迟疑，柔软，经过训练，我想他一定是个神职人员。他们经常会有这种“交流”机会，一个神父和另一个神父交换职责几个月，领着神职人员的薪水见世面。或者是一个电视记者，CNN驻英国记者，也许想采访我这个从美国来访的诗人？
我问他：“你来这里度假？”
“不，不，只是来看朋友。”他继续环顾房间，好像我不是他来这里的原因。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我还是想不起来。”我问。
“我真不知道，”他说，然后几乎是害羞地补充，“也许你在电影里看过我。”
“电影？”
“对，嗯，大概是，”他说，“我是演员。”
那一刻我有如看见了光，钻出迷雾，真相毕露。我第一次见到他，当然是在美国，在密歇根的米尔福德电影院，他是《辛德勒的名单》里把射杀犹太人当作游戏的残暴纳粹阿蒙·高斯。最近是在《机智问答》里看过他扮演聪慧迷失的黄金男孩—美国诗人马克·范多伦的黄金男孩。他也根本不是什么雷·费因斯。他是拉尔夫·费因斯。他的脸随处可见，他是全球皆知正当年的美男子，带有黑暗的悲剧气质，被各大洲讲着不同语言的女性暗自欣赏，而我在这里，在我自己得以闪耀之前，就在这个名人投篮赛上被扣篮。我看见房间那头神父的妻子正看着我和这位万人迷对话。她张大了眼睛，脸红红的，我猜她希望我能介绍他们认识。
我认识一个柔术表演者，就算说了他的名字应该没有人知道，不过他还是因为什么拇指表演在当地小有名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个理论：如果下唇可以拉长到头上，那么人的吞咽会加快，他就会消失。我从来没有比在奥尔德堡的这个时刻更急迫地想要测试这个理论。我感到下唇已经开始颤抖，想测试它的弹性，但我能做的只是愚蠢地咧开嘴笑。费因斯先生显然教养很好，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亲切地微笑着。我火速告退，好像赶着去给马上就要开始的朗读做一点最后的修改和细节调整。
终于我面对着汇聚到奥尔德堡的众多读者念了自己的诗作，他们热情鼓掌，让我受宠若惊。遥远的陌生人能欣赏自己私下写作的东西对我来说始终是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新诗从创作者口中大声念出让我觉得语言活了起来。
我曾和宝拉·米韩在英格兰、爱尔兰和密歇根都办过朗读会，她一开始朗读，寂静就逐渐在房间里铺展：
她的小东西留下来给了我
一架缝纫机，一枚结婚戒指，
一叠照片，一阵她的手抽过
我的脸的刺痛，在某次我和她的争执中
那时我们的关系变坏，彼此远离。
有人说这是长女的命运。
我听着听众发出的呼吸，七八分钟后，宝拉读完了这首《旧习》，最后母女和解，女儿对早逝的母亲的鬼魂诉说对她的爱。
我也和丹尼斯·奥德瑞斯科（Dennis O’Driscoll）一起朗读过，他无疑是欧洲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曾在都柏林的爱尔兰海关担任了三十多年公职。他除了被广泛尊重并大量发表诗评之外，还出版过七本诗集、一部散文集，发表过大量未结集的评论、人物侧写、文学传记等。他的诗新鲜自由，不受本国诗人神秘或田园两大分支所限。他的作品回应时事，充满城市感，不加虚饰，具有独特的都市风味。比如收录在他的诗集《天气允许》内的这首诗：
凯尔特虎
爱尔兰正全面崛起。
数字在无云的蓝天上排成行。
电脑作为背景，证明要点。
公司主席们的行程缩短几英里，
因为环城公路的开通，腾出一只手
用手机打电话给客户。
新开张的古董酒吧外面，年轻的咨询师
—晒得刚好的女人，喷过发胶的男人
干完长颈酒瓶里的进口啤酒。
沾着唇彩的烟以
欲拒还迎的角度拿在手里，黑色文胸带
有技巧地从一件罗莎上衣滑下
关于免税和转让独栋房子的谈话
被路过的一辆四轮跑车发出的
饶舌音乐盖过。
老人继续活着，等着走完
在祖母留下的窄小套房里的一生，
节俭的薄嘴唇男子和哀戚虔诚的妻子……
好像临时的节日那么突然，风
改变了方向，飘散着一股
夏季草坪上飘来的烤肉味道。
今晚，那个持有德国总公司
短期合同的俏女郎
会陪同你出席赞助商的音乐会。
然而，现在是午休时间，
靠传真点菜。给你自己来点鹰嘴豆酱，
抹在黑橄榄面包上。一瓶依云。
对一个三十年来常常回爱尔兰的人来说，这样一首诗实在有写的必要，在简短的九段二十七行内，抓准了爱尔兰人心态和经济的快速嬗变。比任何社会和文化研究都优秀，《凯尔特虎》记录下千禧年左右“鹰嘴豆抹黑橄榄面包”和名牌矿泉水文化中的爱尔兰，同过去一个世纪的土豆加肉文化的距离。作者成年的时候，公家职位还代表着社会安全感。在政府和银行工作，教书或从事神职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是拥有最光明前途的工作。这些人大部分显然会在90年代的信息技术发展、欧盟成立和爱尔兰崛起中被社会抛下。奥德瑞斯科1954年生于蒂珀雷里郡的瑟勒斯，1970年开始在土地产权局工作，在升为现在的国际海关署助理署长之前，他的工作是征收遗产税。
他的同事们对他的诗作不会比对“别人的灰狗”更感兴趣，但他们还是会注意到爱尔兰广播电视台午休时派车接送奥德瑞斯科来往于电台。他在艺术广播节目中评论全国各地的书和作者。1996年他作为爱尔兰海关代表入驻欧盟，1998年他主编《诗歌》杂志的爱尔兰诗歌专号。2001年我们一起在圣塔菲为兰南文学基金会朗读时，他说我们应该尊称我们白天的工作为“死亡和赋税”。
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军团从来不缺志愿军。尽管阵营中偶有内斗、友好的怒火和嫉妒，但说到底我们都和记忆中的词语同床共枕。
自从我开始写诗的这些年，发生了不少战争和动乱、灾难和死亡，我经历了酗酒戒酒、离婚再婚、孩子出生长大。总统和首相来来去去。有过和平协议也有自杀性爆炸，恐怖主义和新科技层出不穷。每日新闻大多都在重复。似乎还在说着同一场战争、同一场暴动、同样的悲伤。诗歌的新鲜语言却会长存。在最好和最坏的年代，诗歌都能看透我们。
……
如果生命是线性的，我们短暂的历史处在洗礼和葬礼之间，更大的历史和沿着直线发生的事件拴在一起：然后，然后，然后……诗歌却能扭转历史、地理和回忆，让它们从这种线性的乏味进程中释放。一切都是支流，每个意象每种经历都能以一百种不同的方式启动。
全部都是隐喻：充满声音的房子，收租账簿，诗人在平石地板上砸龙虾。希尼和里德一家在莫文吃刚刚捕捞的海鲜。“我记得龙虾的背很难砸开……”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道，“里德一家当时住在那幢小屋里，到处捕获生物：巨型的走兽，简直能和丢勒的犀牛较量。”海产穿着盔甲的爪子，好像张开的钳，气势压人，既馋又下手不得，饥饿的晚餐食客面临着两难。
但丢勒从未亲眼见过犀牛，他那幅有名的木刻作品是依照从里斯本寄到纽伦堡的一封草草画着尤因它兽的信件雕刻出的。尤因它兽是一种四足兽，这奇怪的生物就像它的名字独角犀一样来自另一个世界，是柬埔寨国王赠给葡萄牙国王的皇家动物园的礼物。根据历史记载，独角犀几年之后会在被运去由罗马教皇饲养的途中沉入海中，它的四肢都绑在船板上。这些都不重要。它们只是事实。人们记得的是文字书写下来的意象，这古怪又可爱，呼吸粗重的生物。五百年之后，我们听到“犀牛”这个词时就会看到那个形象，仍旧带着当初文字描绘中的错误缺陷。我们看得最清的是诉诸语言之物。丢勒在画的旁注中这样描写这种生物：“敏捷，欢乐又狡猾。”
全部都是隐喻：诗人就像犀牛，四脚站立，“有着超越成年人的自尊”，“敏捷，欢乐又狡猾”，在石地板上抡起榔头敲击煮熟了的龙虾，好像在煤炭里砸着宝石，在岩石中找金子，蚌壳里取珍珠，在很多碎片里寻觅那一点珍贵的东西。“我们冲洗过壳了吗？我想大概冲过了。”
全部都是隐喻：希尼称为“值得为之奋斗的飨宴”的感觉，龙虾比喻所有来之不易的珍馐—从海中拖回来的鱼，拔了毛的母鸡，我们耕种收获、猎取屠宰切割的食物，我们自己煮自己吃。这些都比喻我们的需求：飨宴、寻常饭食、开门宴客和欢庆。这些都是笔耕生涯的比喻，都是人生劳作的比喻，都是人生的比喻，也都比喻着我们所有人的形象，无论生者还是死者，比喻着我们之间的倾谈，“伟大的残骸，伟大的享受”。
诗人希尼曾说诗人奥登说过“诗歌就是我们要同死者分面包”。是不是就像用榔头砸龙虾一样？希尼说：“韵律和格律便是餐桌礼仪。”
这番话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朗读作品时说的。
奥登曾在这里的安娜堡短暂教过一阵书，那时他刚刚搬来美国。那一年叶芝在法国去世，希尼在北爱尔兰出生。希尼的朋友，伟大的俄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72年从俄国流亡来美国时也曾在此任教。他和叶芝去世的日期相同，都是1月28日，之间隔了六十年。
叶芝去世前几个月，他在《在本布尔山下》一诗中指导他祖国的诗人：
爱尔兰诗人，学好你们的专业
歌唱那美好地做成的一切
轻视那种正从头到脚
都已失去了模样的奥妙
当奥登得知叶芝死讯的时候，他写下著名的挽诗《悼叶芝》，其中他给出了自己的训诫，借用了死者的“餐桌礼仪”：
泥土呵，请接纳一个贵宾，
威廉·叶芝已永远安寝：
让这爱尔兰的器皿歇下，
既然它的诗已尽倾洒。
1996年布罗茨基英年早逝，希尼借用了奥登的韵律和格律写了给朋友的挽诗。这韵和格本来也是奥登借自叶芝，叶芝借自布莱克，而布莱克也许借自儿歌。
约瑟夫呵，对，你懂得这节律
威斯坦·奥登的音步，
随它起舞轻读重读
让威廉·叶芝安然入土。
他在密歇根朗读是几年后的4月。今年他会在斯莱戈郡的叶芝国际暑期学校朗读。俄裔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写作《贝尔法斯特调子》时（“这姑娘来自危险地带/她把黑发剪短/因此当有人被伤害/能少一部分她必须不满”）见过的贝尔法斯特现在已经开满黄水仙，也好歹得享和平。奥登写于“二战”开始时的诗《1939年9月1日》在2001年9月的恐怖事件之后突然变得有名。一位《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编辑写道：“奥登的诗句随处可见。”（“我和公众都知道/所有的学童在学习什么/对他们施以邪恶/他们就报以邪恶。”）六十五年之后，诗中所写的仍是现状。
希尼这个月就要满六十五岁。今年6月也是布鲁姆日一百周年和卡瓦纳的百年诞辰。
语言赐予我们那么多纪念日。于是我把这古老的格律（好个殡葬人汤姆/汤木普提汤木普提汤木普提汤木）灌进耳朵，出门走走逛逛，听听看有什么事发生：
从前西克莱尔郡的一个小学子，
起立问我何时又何地
领到我的“诗人证”？
“嘘，”老师动怒说，“安静！”
全班一下收了笑。
安静得有回声。“试试就知道”，
我低声说，鼓励他。
“我们生来就有诗人证”，我告诉他。
隔天一早收到信一封：
先生，我成是不成？
“腿得儿敦和腿得儿弟
还得出门解尿急！”
成，我回信，写得真叫好！
构思小心又精妙
蠢人永远押不对韵
弟和急却押得准。
卡里加浩特和卢普角之间，那个克劳斯村小男孩的脸孔，他的带着调皮和预兆的目光，淘气之下隐含深意。他肯定懂得词语是礼物，运用得当词语就是良药。他让我回想起第一次在爱尔兰发现的事。那是在莫文镇，诺拉忙着做家务煮饭，她哥哥汤米尽心管理着牛群牧地，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似乎各种飨宴都值得争取。
伟大的残骸，欢愉是真：
这生活的确如此。我们
此刻用榔头敲敲砸砸直至，
余下所有皆成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