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秦帝国之“虎视何雄哉”而歌颂者，大概并不知道，在秦国（朝）的底层民间，长期存在着一种“父母忍痛杀子”的社会现象。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答问”里，记载了这样一条律法：
「擅杀子，黥为城旦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杀之，勿罪。」今生子，子身全殹（也），毋（无）怪物，直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即弗举而杀之，可（何）论？为杀子。[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为这段“法律答问”提供的译文是：“擅自杀子，应黥为城旦舂[2]。如小儿生下时身上长有异物，以及肢体不全，因而杀死，不予治罪。如新生小儿，身体完好，没有生长异物，只是由于孩子太多，不愿他活下来，就不加养育而把他杀死，应如何论处？作为杀子。”[3]第一点是秦律明确区别对待畸形儿和正常婴儿。父母杀害畸形儿无罪，不养育正常婴儿则要被“黥为城旦舂”。律法允许父母杀害畸形儿，实际上便等同于律法在鼓励父母杀害畸形儿。惟有将“人”彻底视为“供汲取的人力资源”，才会无视对人的关怀，出台如此这般高度功利化的律法。换言之，对秦制政权而言，畸形儿属于“不合格劳动力”，是一种社会负担，而非优质的可汲取资源，故鼓励父母将其杀害。正常婴儿则不然，需要制定律法来重点保护。第二点是该答问显示，在秦国的治下，不但存在父母杀死畸形儿的现象，也存在父母杀死正常婴儿的现象。如果父母杀死正常婴儿只是极少见的个案，便不会有这样一条“法律答问”。抛开人文关怀来看，畸形儿对国家是负担，对家庭也是负担，父母杀害畸形儿尚可理解。但他们为什么还要杀害正常婴儿呢？“答问”撰写者提供的解释是：
“直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即弗举而杀之。”
意思是孩子多了养不起，所以一生下来就将之杀死。这个解释很模糊，没有说清秦民为何养不起孩子。先秦时代生产力低下、土地产出不足，自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易被忽略的关键原因，那就是：
秦赋户口，百姓贺死弔生，故秦谣云“渭水不洗，口赋起”，即苛政猛于虎之谣。[4]
这里说的“秦赋户口”，指的是商鞅时代开启的“初为赋”[5]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舍地税人”，也就是由按土地亩数征税，改为按户下人丁数量征税。这种人头税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百姓对生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听闻亲戚友邻家中有人去世，便去祝贺；听闻亲戚友邻家中有孩子出生，便去吊问。“渭水不洗，口赋起”这句在秦民中流传的民谣，意思便是“渭水边冤死者的血还没洗干净[6]，口赋又要来夺人性命”。史料有限，秦国（代）人头税（口赋）的具体情况不详。大略可知的是：该税由少府主管，收的是钱而非粮食。这意味着民众纳税前须先将粮食拿到市场上换成钱，多受一次盘剥。《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里记载，武臣等人前往赵地游说豪杰反秦，其说辞之一便是：
“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7]
所谓“头会箕敛”，即按人头向百姓征税，征税时以畚箕来装钱。人头税成为武臣用来策反豪杰的说辞，可见其已招致天怒人怨。《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义军蜂起之后，李斯等一干朝廷重臣曾联名向秦二世上奏，将局势恶化的主因归结为“戌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8]。这“赋税大”里，便包括了人头税[9]。遗憾的是，汉承秦制。所以，为躲避朝廷的人头税而忍痛杀子，在两汉也仍是一种常见现象。此事，笔者在《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孩子》一文中已有介绍，就不赘述了。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法律答问释文注释”，第109页。[2]所谓“城旦舂”，指的是一种残酷程度仅次于死刑的无期徒刑。“城旦”对应男性，本意是筑城；“舂”对应女性，本意是舂米。“城旦舂”的意思便是犯人须无限期为官府服劳役，实际劳役的范围很广，并不限于筑城和舂米。[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法律答问释文注释”，第110页。[4]董说：《七国考》卷二《秦食货志》引《大事记》，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8页。[5]（西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3页。[6]《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刘歆《新序》：“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8页。[7]《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73页。[8]《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1页。[9]（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称：秦代“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37页。可见在西汉人的历史记忆里，秦代的人头税（口赋）是“赋税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