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怎说康熙人生七段论


法国传教士李明1696年出版的《中国现状新述》书中的康熙皇帝画像  (图源网络)  

西方学者怎说康熙人生七段论
——读史景迁《康熙帝的人生七大阶段》札记
       读西方人的书籍,有时真是钦佩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一些看似匪夷所思的想法,仔细阅读还真是蛮有道理。例如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1967年他的《中国纵横》第二编中有一篇《康熙帝的人生七大阶段》论文,居然将康熙皇帝与莎士比亚的戏剧联系在一起。论文将康熙皇帝六十八年的人生经历,套进了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所说的“人生七个阶段论”,读来生动有趣。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借剧中人之口,说道: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他的表演可以分为七个时期。那么,史景迁在他的书中(以下简称史文)是如何说康熙帝人生的七段论的呢?
       第一,“婴孩”阶段。史文简述了康熙的家族和婴孩期的经历,其中讲到了他得过天花,但康复后的免疫力,帮助他幸运地夺得了皇帝的宝座。第二,“学童”阶段。康熙并没有“不情愿地呜咽着上学堂”,他四岁起就喜欢读书,并乐此不疲。五岁以父为志,七岁为民祈福。1611年顺治突然去世,七岁的康熙帝即位。这个七岁的小孩自然是没有实权的,四位满族摄政大臣统治着国家。第三,“情人”阶段。史文简述了康熙的婚姻和子女情况,他和侍女乌雅氏在不太正式的场合生下了皇子,也就是未来的雍正皇帝。至于第四、第五阶段,那就是康熙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了。
       第四,“军人”阶段。康熙以军人的姿态出现,1669年他击败鳌拜,显示了他有胆有识。1673年,经过八年内战,他平定了三藩之乱。1681年,他从郑成功后人手里收复了台湾。1683年,他第一次西巡,“宣示他本人君临天下”。1690年,他御驾亲征平定噶尔丹。康熙一直到四十岁初期,都是以一个“武帝”的形象,来镇压国内的暴乱和开拓疆域。
       第五,“法官”阶段。康熙帝的“武士”形象逐渐让位于“民政长官”的形象,这便是莎翁所说的“法官”时期。在他统治的1695年到1715年间,“既有从生命中汲取的慈悲为怀,也有从经验中获得的冷峻严酷”。史文讲述了康熙慈悲为怀的一面,他与耶稣会士相处得非常融洽,颁布允许基督教活动的圣旨。他于1699年到1707年四下江南,1711年之后开始执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对情节较轻的腐败并不会过分追究,还特别注重协调汉人和满人的关系,保持满人集团和汉人集团的平衡。
       史文也讲述了康熙冷峻严酷的另一面。1690年以后,他致力于集中王权,避免大权旁落。皇家家奴都官居财政要职,向皇帝秘报当地官员的行为和当地的财政情况,以便皇帝对日常官员行为进行多重监督。他建立密折体系,从而成为他的私人情报处。他相当乐意在公开和私人的场合表现出对官员的愤怒,对于教会统治中国天主教徒之精神的要求,康熙出语轻蔑,毫不让步。   
       第六,“老叟”阶段。康熙在幼年和青年时期都曾身患重病,苦难的人生让他早衰。他的右手已经不能用了,因此所有密诏都是他用左手写的。1721年以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已经无法批阅密折。这一时期朝政松懈,地方财政亏空,皇位继承人的争执给他的晚年带来了真正的痛苦。第七,“孩子”阶段。史文讲道:“幸运的是,康熙的第七个阶段很短”。“当康熙在北京寒冷的冬季驾崩之时,雍正果断行动,最终登上了皇位”。
       史文最后对康熙皇帝人生七个阶段做了总体评价。“历史偏爱康熙”,在经历了满族入关后屠戮劫掠的征伐所带来的恐惧后,百废待兴,康熙顺时而动,节流开源,休养生息,恢复朝政使得经济富裕、社会安定。虽然,当时很多省份都长期遭受饥荒、洪水肆虐,但是国家粮仓充裕,饥荒能得到救济,河流整治工程颇有成效,科考舞弊行为能够得到惩治。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很多杰出的作品都富含反叛精神,但是他们的创作都是不受干扰的。这时的中国是个统一、富裕、强大的大国,在领土边界上极富进取性,内政外交极具灵活性,康熙时代的中国令人景仰!
      史文还对康熙的个人性格作了评价。“康熙并不是一个矫揉造作的人,他富有幽默感和好奇心,喜爱新鲜事物。他宽厚仁慈,不拘小节,但不得不表现出不苟言笑、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他可以很严厉,也时常嘲讽他人,但他并没有皇子雍正的辛辣狠毒。“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他把他的人格赋予了他统治下的中国。”


(上图)法国传教士李明1696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现状新述》一书

(下图)西方学者总喜欢将中国康熙大帝与俄罗斯彼得大帝比较
       《康熙帝的人生七大阶段》是史景迁《中国纵横》第二编中的一篇论文,发表于1967年。这篇论文可以当作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的一篇导言来读。论文主张用时间为向量对康熙皇帝的一生进行考察。这里所指的“向量”,借用数学名词“向量”概念,用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表示概念的视域、走向及其变化。史景迁认为这样“肯定更具历史性”。
       作者在文章中写到:“既然我们已经学会识别老套的和被扭曲的形象,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历史去看看年谱。在年谱中,中国的皇帝们变得真实起来。与他们的臣民一样,皇帝们变成了囿于时代的凡夫俗子,他们有血有肉,不论是身体还是思想都有局限,绝非超人。他们运用手中的工具和那些他们想象出来的工具,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尽情地施展他们的雄才大略。”
       史景迁是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氏著述选题独特、构思巧妙、文笔洗练,形成了独标一格的著史风格。史氏早年撰著的《康熙帝人生的七大阶段》一文,借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人生“七段论”来考察康熙帝的一生,学界对此曾好评如潮。但史景迁并没有就此而裹足不前,在众人对其赞赏有加之时,史氏却陷入了另一种沉思,并逐渐萌生了一种念头,即抛却莎士比亚的“七段论”模式,从康熙帝本人的视角以其自身的话语分阶段来总结他的一生,其结果就是《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国皇帝》)的成书。作为一名风靡中外史坛的史学家,史景迁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今天,我们不妨从传统的历史上观察中转换一下视野,在体现着东西方文史传统的灵光折射中,重新认知康熙皇帝的历史贡献以及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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