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人谈艺》连载 51

吾《20世纪中国画画品录》中，将现代中国画画家分为“绝、神、精、妙、能”五种品次，且是鉴于艺术之复杂性，又特辟“逸品”一格，“以录本世纪那些确有相当水准，但其画风似已逸出时代主潮之外的中国画名家”。又言：“唯逸品似不宜硬性定位。其仿佛当参差于神、精二品次之间”。是录既公之于世，哄然称道或持保留乃至诋毁意见者兼而有之，此原不足为怪。今吾于黄宾虹先生著作中，见其将画品仍按古制仅分为“神、妙、能”三品，且言：“三品之上逸品尤高。三品之中有学者为士大夫画；浮薄入雅者为文人画；纤巧求工者为院体画；其他诡诞争奇，与夫谨愿近俗者，皆江湖、朝市之亚，不足齿于艺林者也。”此固著述体例不同，亦不同时代评录者所秉艺术观念之异也，吾犹能理解、并于“历史坐标”角度赞同宾翁之论。然当今艺林通体情形毕竟已与宾翁时代大异，吾又焉能仍仅奉“逸”为极品，——譬如，径将白石、宾虹等现代艺坛开山巨匠与溥心畲、黄君璧等“飘然出世之'高逸之士’”视若一类？

黄宾虹先生论及画中“学”与“技”关系时又言：“学术如树之根本，图画犹学艺之华。”由此乃谓，不同画作品次，若桃、李、菊、梅，其格自见焉。此当是精辟不易之论。唯人所持学术本身之正邪高下，则首须明辨。除此之外，所谓“学问”是否已成“见识”、是否已与“生活”联系，尤其是否堪称既已融入己身鲜活性灵，此却更是不能不格外予以看重。至若“育彼艺华（花）”“专业技能”之修习锤炼，自然亦不可或缺，——不过此似已涉别论了。

徐悲鸿先生青壮时，痛感当日中国画之衰颓，因有“凡世界文明无退化，独中国之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三百年前退五百步，五百年前退四百步，七百年前千，千年前八百步”之浩叹，且径将有明以降之文人画视作文化毒瘤必欲彻底割除之。此固“爱之深而恨之愈切”语。今冷静客观审视，清代以来文人画之失，与其曰因其基本审美观念使然，莫若曰已由其根本为人行事理念所决定。试想：骨中已藏“画乃文人余事、智者不深求”之定见，夫何来“境既高远、技亦精纯”之绘画力作？是以三百年来人间类同“程咬金三板斧”之程式化“墨戏”比比皆是也。吾今固然反感处处雕凿之“'全展派’制作画”，亦不得不深戒自家，千万休要重蹈前代文人为艺之覆辙。……一己之得，奉于天下，唯愿有识之士共思。

又，悲鸿论“惟妙惟肖”关系，以为“妙属于美，肖属于艺”。此或因是公从艺坚持写实观念使然？吾意以为：按汉字字义，“肖”既为“相似”，则此公所谓'艺’，实当应为状物之'技’为是。而'艺’本身，则理当与'美’、'妙’等概念同归一类。不明辨此，其流弊显而易见：人间“艺者”与“手艺人”面目是真难区分矣！唯此公亦兼有“肖或不妙，未有妙而不肖者”与“妙之不肖者，乃至肖者”之论。——显然，先生对个中关系毕竟相当明白，不然，彼何以极端推崇“似与不似之间”的齐白石画艺也。

又，悲鸿除以为习画者“宜屏弃抄袭古人之恶习（非谓尽弃其法）”之外，亦认为中国画常用之生宣纸“最难尽色”，并认为“此为画术进步之大障碍”。彼“宜弃古恶习”与承认生宣“难尽色”二说，吾皆由衷认同，唯“障碍”之说，吾觉其饶有意味焉。古今识者，俱一致认定吾国生宣最宜本土特色之翰墨书画，且今之论者，尤以为唯此方与西画“笔刷颜料于画布”真正判别，此尽人皆知矣。而何独徐先生身为绘画大家，反持斯论？——细思之，此似也不难理解。凡钟爱生宣之人，多为注重其所呈示笔墨本身之趣味者，甚至认为生宣唯其“难用”，方益显其独特与可贵；而徐先生，则首重所绘物象之体量感连同真实感，换言之，是注重通常意义之“绘画”而非独“国画”之“造型性”也，故尔为其“改造中国画”计，有此忿激观念，实是不足为奇。

论及画者与所绘物象连同画境之关联，悲鸿尝谓：“性高古者，则慕雄关峻岭长河大海。性淡逸者，则写幽岩曲径平树远山。性怪僻者，则好作鬼神奇鸟异兽丑石癞丐。既习写则必有独到。”此精准之论也，参照先生本人之作，事益了然。思之，斯确当为画者人本性情与其精神追求两相契合，所赋所学，亦即自然服从其神魄引导，是以心骋手随，指向之处，独特美妙画境乃遥遥呈现焉。转又思及今之斯事，不觉颔首微叹。今之画者各怀心灵追求，宁非亦如徐公所言乎？而往往独到之美画则不常见。客观论之，此并非今人心智与技艺低下，其诚多属禀性欠真朴，措事欠实笃，神意欠深沉，操守欠执着，或过于剑发偏锋，至另入矫情一途矣。属意艺事者，不可不以兹为鉴。

国画技法重线条勾勒，此固有书法甚或金石之美感趣味，且是天然已得形象分明之妙，然则与生俱来，实已亦存易将物象“限定界死”之弊端。为表达大千世界之丰富多彩性计，吾青年时代以来，即于国画中尝试淡化单纯之线条勾勒，而以其余画技，兼之仍力求融入翰墨之沉郁苍润意趣，乃付丹青之事。今偶于悲鸿先生论述间见此言：“天之美，至诙奇者也。当夏秋之际，奇峰陡起乎云中。此刹那间奇美之景象，中国画不能尽其状。此为最逊欧画处。云贵缥渺，而中国画反加以勾勒，去古不远，此真无谓，应必作染。”是真有心心相印之感矣。唯斯事一经付诸实践，必当合度，方不根本背离吾道之初衷，依然一派稚拙朴美之匠心文意也。

又，悲鸿对传统国画山水之树石丘壑及天光雪意等现象，均持批判态度。其言以“表现力”角度审视，多确属合理，尤其对唐宋以来诸大家山水格局之固定模式，其讥评，愈见其力。吾意以为，画中自然景物理当丰富多姿，画图本身亦应随之变化，方得其真实、生动与精彩，此固毋须辩言。且此实为今之大家与古人之明显区别也。然则事亦归之于此：画之“真”，即画之“美”乎？国画形式，天然自带远离真实视象因素，若于此中“强注”表层真实感觉，恐似亦不宜。盖此之“真实”，乃又为今之一切“小家”与古“大家”之区别矣。个中所蕴微妙，今之画者，不可不静心思辨于是。

悲鸿对传统人物画批判尤烈，连古之一代宗师陈老莲，甚至百代奉作“画圣”之吴道子，均遭其无情挞伐。其攻击锋芒所指，主要在于彼等画中人物之解剖结构、动态比例与衣饰神情，乃至涉及于彼等之基本审美倾向。转联想至徐先生在西画领域对雷诺阿等人的极端憎恶而对其先师达仰的高度尊崇，其自身旗帜鲜明之写实主义态度，可谓展示无遗。以先生之审美理念，所言自然毫无疑问且全无不是；便是今朝吾辈客观看待，此所提及诸位中外先辈大师画作之美中不足乃至于明显瑕疵，亦果非不存在焉。问题之两难却在于此：倘使道子、老莲画中人物精准一如今之美术学院范作，雷氏画中人物之力度感亦类同库尔贝，则彼等之基本艺术风貌，犹可能保留否？

时下之艺术，因其具有极度广阔之外延空间，反令人对其本原性产生困惑。而执着于不同宗旨之艺术派系与个人，相互间之攻讦，随之亦多至无法枚举。嗟乎！人类一经涉及意识形态之“主义”、“信仰”或“追求”，各方皆必是振振有词，并均可为己方作出无数有力例证，以表明讨伐对方之绝对合理，其势竟小类史之宗教争执或争战焉。然则艺术宗旨毕竟非是宗教信仰，更非“政教合一”之排它统治。吾意以为，为艺者尽可坚守自家之艺术追求，但似大可不必过分指责其他艺路探索者或多或少有益于丰富总体人文精神之个性探索，而只要牢记“人尽有表达己心向往的权利”，且是认清彼之所作所为至少未明显危害于人，也就不妨姑将评判美丑之事，留与大众甚或留与历史罢。

闲观齐白石治印经历，一代大师羽化蜕生之精彩过程，堪称鲜活生动。其亦曾以一微不足道之“小虫”，蠹于浩繁印史间，庸凡几近于卑，了无作为。所治之印，竟类同蒙童之稚嫩。后几经困顿而寤（即吾常谓之“翻眠”者），乃上法秦汉，下取丁、黄、赵、吴诸贤之长，是以兼汲其道精华并纳冶消化于己身，遂尔终至成蝶破茧、横空出世，自由自在傲然凌翔于青霄者焉。此“大器晚成”事例，人多从其“勤奋”、“天赋”甚或“机遇”等处寻觅因由，较少强调其“识见过人”者。吾意则以为，其得以成功，不独先决条件便首在于暗怀远见卓识，且尤其在于某种似可名之曰“难自弃”的心理——吾当为蝶，安能永世作虫钻土而终化烂泥乎？——此实为一切成伟业之士的根本心理素质！是真不见人间有偷安窃乐于小成而竟侥幸成大功者。自然，吾独申此义，并非一笔抹杀其他有益因素，通盘事体，还望读者用心辨悉。

为艺之道，于今而言，当简则简，须省必省，此意向日吾即反复申之矣。自思之，如此说来，是唯尚简淡，而根本否认蓊郁繁盛之艺风否？实则凡事皆休要一概而论，尤其休要剑发偏锋，执于一端。或诘之：是又岂非“中庸”或“折衷”、但求繁简适度欤？答：亦非此意。——似仍可曰：当其繁处，还不得不繁。譬如习宾虹画，汝可眼中不见其繁否？然眼观其繁毕竟稍易，而心知其不繁则相对较难。人眼尽可观之“繁”，是其明处之丰富庞杂；人心难识之“不繁”，却是其暗处之有条不紊。倘能面对繁难而扼其简要，反之示之简要（譬如走子庄艺路）则蕴显其丰茂多姿，如是，方乃真明吾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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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一生所涉艺文事体庞杂。今自度时光金贵，此余生也，唯限致力于中式传统之画、文、诗、书四艺。又忖之，欲将其品透玩深，焉得不立个章法与规矩，或曰须得定下个追求之目标。故尔，在从前所拟翰墨丹青艺事标杆之外，此亦分别将其他三项依序补足。

吾之文事追求

凡有所感，皆立主旨。

涉笔成趣，郁乎文意。

取西法之严密逻辑分析与相对完整句式，得中体之约博宏深及简劲直捷感觉。俗生感遇但能触动心弦，必予捋理构架以成篇章，且是文无定法，任凭意兴发挥。

·精研艺术，细品人生·
·见悖于当世，遂求诸永恒·
·人生甚难者：尽历尘世辛苦、洞悉存世悲凉之后，依旧能够兴致勃勃且是诗意地对待生活·

读千卷书，行万里路。体验万千风俗人情，乃得万千诗词文句、万千翰墨画图……

江南蜕心堂：原创艺文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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