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诗坛盟主之代兴——王渔洋与钱牧斋
说起来，王渔洋与钱牧斋本有通家之好，渔洋叔祖象春（字季木）是牧斋同科进士，平生论诗又相契，被牧斋引为知己。《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王象春传论云：
季木于诗文，傲睨辈流，无所推逊，独心折于文天瑞。两人学问皆以近代为宗，天瑞赠诗曰：“元美吾兼爱，空同尔独师。”其大略也。岁庚申，以哭临集西阙门下，相与抵掌论文，余为极论近代诗文之流弊，因切规之曰：“二兄读古人之书，而学今人之学，胸中安身立命，毕竟以今人为本根，以古人为枝叶，窠臼一成，藏识日固，并所读古人之书胥化为今人之俗学而已矣。譬之堪舆家寻龙捉穴，必有发脉处。二兄之论诗文，从古人何者发脉乎？抑亦但从空同、元美发脉乎？”季木挢然不应。天瑞曰：“善哉斯言，姑舍是，吾不能遽脱履以从也。”厥后论赋，颇辨驳元美訾謷子云之语，盖亦自余发之。季木退而深惟，未尝不是吾言也。季木尤以诗自负，才气奔轶，时有齐气，抑扬坠抗，未中声律。余尝戏论之：“天瑞如魔波旬，具诸天相，能与帝释战斗，遇佛出世，不免愁宫殿震坏。季木则如西域波罗门教邪门外道，自有门庭，终难皈依正法。”季木《问山亭诗》不下数千篇，而余录之斤斤者，诚不忍以千古之事累亡友于无穷也。[2]
看得出，牧斋对同年王象春是怀有相当的感情的，对其诗论规劝中有称赞，对其诗作戏谑中有赏爱。渔洋《居易录》卷十四引牧斋语，谓“此虽戏论，其言自确”，可见他也不得不服膺牧斋的评判。渔洋与牧斋既有如此深的渊源，宜顺治十七年（1660）一抵扬州推官任就驰书问候，叙旧执礼，但奇怪的是他没有。任职期年他也没与牧斋联系，而江南江北其他的名士、遗民他却广泛地结交了不少。鉴于牧斋的名声和当时的处境，我们有理由推测王渔洋对与牧斋通好起初是心存顾忌的。
看来是一个偶然的机缘，让他萌发了与牧斋通问的念头。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渔洋因公事再赴金陵，馆于布衣丁胤家。丁胤字继之，久居秦淮，少习声伎，与歙县潘景升、福清林茂之游，出入南曲中，及见马湘兰、沙宛在等名姬，备悉旧院风流。当时丁胤年已七十八，居傍邀笛步，暇时导渔洋漫游秦淮，娓娓述说曲中遗事，成为渔洋《秦淮杂诗》的绝好素材。正是在丁翁水阁，渔洋见到牧斋顺治十五年（1658）留宿时题沈颢绘秋柳小幅绝句：“刻露巉岩山骨愁，两株风柳曳残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钟山古石头。”他援笔赓和：“宫柳烟含六代愁，丝丝畏见冶城秋。无情画里逢摇落，一夜西风满石头。”友人袁于令见之，戏曰：“忍俊不禁矣。”[3]牧斋当时还作有《题丁家河房亭子》（均见《有学集》卷一），渔洋也和韵作了《题丁继之秦淮水阁和牧翁先生韵》、《再题继之水阁》（《阮亭诗选》卷十五）。丁继之是牧斋老友，见渔洋和作，想是好事心起，怂恿渔洋与牧斋通好，并愿为介绍，这才有了渔洋与牧斋的一段交往。
促使渔洋与牧斋通好的另一个机缘也许是端午节冒辟疆的寄怀之作。《同人集》卷一冒辟疆《己巳端阳诗序》：“至辛丑，观竟渡于邗江，追忆庚辰午月与陈百史、徐巢友下榻影园，郑超宗社集，黎美周、万茂先、茅止生、陈旻昭即席分韵。欧阳宪文先生又招鲁舒直、刘阮仙、周我容、梁湛至瓜步舟中觞咏屡日。今辛丑阅二十二年，而孓然独存者惟余，不自知其生死孰是也。浩叹一诗，并呈王公阮亭。诗曰：'隋帝龙舟事尚存，偶来吊古独声吞。廿年重采扬州芠，一赋难招众友魂。冰雪壶中思旧令，垂杨影里失名园。桃笺写恨谁曾见？惟向王恭尽此言。’”崇祯十三年（1640）扬州影园黄牡丹盛开，名士飞章联句，冒辟疆征集众作，缄致钱谦益定其甲乙，一时风流相赏，传为美谈[4]。冒辟疆寄渔洋诗中追忆的就是这次盛会。渔洋有诗及书信相报，因正编刻诗集，顺便求冒辟疆作序。冒辟疆的回忆是渔洋和牧斋叙旧的一个很好的话柄，也是联络感情的一条自然的纽带。遗憾的是渔洋致牧斋的信函均未保存下来，使我们无法确知渔洋最初投书是如何措辞的。幸好牧斋的四封复信尚存，从中可以推知两人交往的大体经过。
事情是这样的，王渔洋在扬州遇到钱牧斋外甥，遂托他递书于牧斋，并以诗集为贽。据《古夫于亭杂录》载，当时所呈的诗作都是“丙申年少作”，即顺治十三年(1656)的作品。但其中包括顺治十四年作的《秋柳》四章，因为牧斋答书提到《秋柳》诗被传诵者攫去，不能和作。《秋柳》四章当时脍炙人口，自曹溶、朱彝尊以降，四方和者数百人。渔洋以诗为贽，当然要用它作为压卷之作。牧斋收到诗集，有答书云：
余生暮年，销声息影，风波瞥起，突如焚如。介恃天慈，得免腰领，噩梦已阑，惊魂未慗。远承慰问，深荷记存，惟有向长明灯下炷香遥祝而已。伏读佳集，怏怏大风，青丘、东海吞吐于尺幅之间，良非笔舌所能赞叹！词坛有人，余子皆可以敛手矣。老耄丛残，仰承推许，三复德音，惭惧交并。轻材朴学，本不敢建立门户，侧足艺林。幸奉先生长者之训，稍知拨弃俗学，别裁伪体，采诗余论，聊尔发挥。遂使谣诼纷如，弹射横集，俗习沈痼，末学晦蒙，醢鸡井蛙，良可愍叹！日星在天，江河万古，欧阳公有言，岂为小子辈哉？（中略）《秋柳》新篇为传诵者攫去，伏生已老，岂能分兔园一席，分韵忘忧？白家老媪，刺促爨下，吟红咏絮，邈若隔生，无以仰副高情，思之殊惘惘也。[5]
牧斋首先述说了自己晚年的心态，对渔洋的颂美之词表示谦逊，同时为自己的论诗宗旨不为世所理解而憾恨。他显然很欣赏渔洋的才华，渔洋诗集的份量不仅让他感到后生可畏，而且意识到这位后辈的前途不可限量。“词坛有人，余子皆可以敛手矣”，预示了日后他对渔洋不同寻常的期许。“《秋柳》新篇”云云应是对渔洋请他和作《秋柳》的婉转推辞，末尾还提到了柳如是，看来渔洋是请他们夫妇同和的。但以牧斋的地位，夫妇同和一位初交后辈的作品，似乎有失身份，我想他不会考虑的。孙之梅认为当时正值清廷谳江南“潜谋通贼”案，钱牧斋曾预郑成功水军入江事，故对与正任执法推官的王渔洋往来存有顾虑，托辞自远，可备一说。
渔洋得书，见诗集得到牧斋首肯，自然很高兴，但牧斋未和《秋柳》诗，不免又让他失望。于是他再托牧斋甥呈书，请为撰诗序。不料牧斋又加推辞，答书云：“仆与君家文水为同年同志之友，而司马、中丞暨令祖皆以年家稚弟爱我勖我。草木臭味，不但孔李通家也。丧乱以来，故旧寥落，东望鹊山秋色，未尝不低徊延伫。顷闻门下鹊起东海，整翮云霄，一时才华之士莫不手捧盘匜，奉齐盟于下风。私心鼓舞，窃喜我文水之家风大振于劫灰之后也。舍甥北归，奉大集见示，如游珠林，如泛玉海，耳目眩晕，且惊且喜。舍甥邮传嘉命，鹄索糠粃之导，屏营彷徨，未敢拜命。”[6]牧斋这封信回顾与渔洋先人的交往，欣喜故人有后，但对为渔洋诗集作序一事似有顾虑，逡巡未应。
九月二十六日，钱谦益八十寿辰，丁继之自金陵往贺[7]，说起渔洋馆其家时眷念牧斋，思以文事相商榷之情。牧斋异常感动，遂有《渔洋诗集序》之作，又赠渔洋五古一首，书于扇面，托丁继之交付。附书云：
丁继之自金陵来，道门下驻节水亭，灯炧酒阑，未常不顾念耄老，思以文事相商榷。以此知东郊老马，犹以识道，动伯主之物色。又重以累世气谊，何敢以衰废自外于门墙？遂力疾草序文一通，托丁老附呈侍史。仆老誖朴学，不善为谀词，翻阅佳什，包孕古今，证响风雅，窃欲以狂澜既倒，望砥柱于高贤。虽言之不文，其意有独至者。序有未尽，又别见于扇头一章。[8]
钱谦益身为文坛盟主，到晚年似乎也在物色传人。本来他颇看好徐世溥，要像欧阳修对苏东坡一样“付以斯文”，故于《答徐巨源书》、《复徐巨源书》期许甚殷[9]，但不幸徐遇盗身亡。这时他又在渔洋身上看到希望，遂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期望，以力挽诗坛颓波的中流砥柱相朂。诗序首先追忆了昔年与王象春、文太清、钟惺的交往，对近代以来“学古而赝”和“师心而妄”两种流弊予以抨击，称赞“贻上之诗，文繁理富，衔华佩实，感时之作，恻怆于杜陵，缘情之什，缠绵于义山。其谈艺四言曰典曰远曰谐曰则。沿波讨源，平原之遗则也；截断众流，杼山之微言也；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草堂之金丹大药也。平心易气，耽思旁讯，深知古学之繇来，而于前二人者之为，皆能洮汰其结症，祓除其嘈囋。思深哉，《小雅》之复作也！微斯人，其谁与归？”言下已隐然有以诗坛新盟主相许之意，末云“余八十昏忘，值贻上代兴之日，向之镞砺知己、用古学劝勉者，今得于身亲见之，岂不有厚幸哉”，更是自占身份，明白表示了交代接班的意思。意犹未尽，他又在诗中畅述了自己的诗史观。这首长诗的火药味很浓，从“初唐别中晚，画地成狴牢”的高棅开始，对明代“前七子”和竟陵派加以声讨：“献吉才雄骜，学杜餔醨糟。仲默俊逸人，放言訾谢陶。考辞竟嘈囋，怀想归浮漂。江河久壅决，厬潏亦腾嚣。幺弦取偏长，苦调搜啁噍。鸟空而鼠即，厥咎为诗訞。”还捎带抨击了“妙悟掠影响，指注阙厘毫”的严羽，而正面树立的理想楷模则是杜甫和韩愈。但他慨叹自己老髦无能为力，故殷殷寄希望于渔洋，用宋濂当年赠方孝孺诗的典故，勖之“勿以独角麟，媲彼万牛毛”。关于牧斋此句的主旨，王应奎曾以为：“阮亭为季木从孙。而季木之诗，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离此一派。林古度所谓家学门风，渊源有自也。顾王、李两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堕入两家云雾，故以少陵、义山勖之。序末所谓用古学相劝勉者，此也。若认文繁理富、衔华佩实等语以为称赞阮亭，则失作者之微旨矣。”[10]孙之梅、王琳更引而申之，认为“钱谦益从王士禛二十八岁以前的诗作中，觉察到他对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浸染”，故指陈其病，期使惊心骇目，早趋正途。我的看法是，“独角麟”句主要是在肯定的基础上予以鼓励。因为牧斋先已肯定了渔洋“深知古学之繇来，而于前二人者之为，皆能洮汰其结症”，“微斯人，其谁与归”一句更等于宣告了未来诗歌的正确方向，明显是褒扬而非规讽。王应奎的理解似乎求之过深。
渔洋收到诗书序，虽对牧斋訾诋李、何不能认同，但承受如此宠誉，毕竟令他喜出望外。他立即有长信报谢，并寄诗云：“芙蓉江上雨廉纤，东望心知拂水岩。共识文章千古事，直教仙佛一身兼。夜闻寒雪推篷笠，春惜浓花侧帽檐。两到江南不相见，少微空向老人占。”[11]诗中措词虽很平实，但对牧斋晚年心迹和身后声名的称颂却是很高的。所谓“共识文章千古事”，与其说是诗坛对牧斋身后之名的共识，还不如说是渔洋作为诗坛盟主的继位者，给牧斋以身后的承诺和安慰。果然，当后来有人著书攻击牧斋时，渔洋马上就站出来维护牧斋的声名了。《居易录》卷二十五载：“吴人吴殳字修龄，予少时友其人。尝著《正钱录》以驳牧斋，予极不喜之。观洪文敏《容斋五笔》所载严有翼者，著《艺苑雌黄》，颇务讥诋坡公，名其篇曰《辨坡》，文敏以为蚍蝣撼大树。乃知此等不度德，不量力，古人亦有之矣。”[12]渔洋的这层意思牧斋当然是能理解的，所以他在昆山道中得渔洋函，温言作答云：
玉峰邮中，忽奉长笺，温文丽藻，晔如春花。东风如律，青云干吕，奉读数过，笑继以忭。自分以木桃之投，而致琼瑶之报，私心怦营，愧无以仰副德音也。（中略）近日诗家如稻麻苇粟，狂易瞽眩，今得法眼刊定，又有伯玑、玄觉共为鉴裁，广陵当又筑文选台矣。西樵诗渴欲请教，邮中都未见寄，惄如调饥，我劳如何。（中略）乱后撰述，不复编次，缘手散去，存者什一。荆妇近作当家老姥，米盐琐细，枕籍烟熏掌簿，十指如锥，不复料理研削矣。却拜尊命，惭惶无地！杜诗非易注之书，注杜非小可之事，生平雅不敢以注杜自任。今人知注杜者亦鲜矣，可叹也！西江王于一，苦心学四大家文字，其佳者可谓合作。溘然之后，遗文散佚，倘得属伯玑搜辑，序而传之，俾此子不为草亡木卒，诚艺林所仰望也。[13]
根据牧斋复信，可推知渔洋的长笺大致包含这么几方面的内容：（一）表示谢意，（二）告知正助陈允衡辑《国雅集》，（三）转达西樵的问候，（四）再索柳如是诗，（五）询问注杜诗情况。“致琼瑶之报”、“无以仰副德音”云云，应即指渔洋寄怀之诗，虽属谦辞，但对后辈的尊崇还是很高兴的。以陈允衡正居渔洋官署编纂《国雅集》，于是鼓励渔洋操选政裁鉴近代诗家，以肃正诗道，并托搜辑亡友王猷定遗文。日后王渔洋热心编纂友朋诗集，孜孜不倦地评选古今诗，与钱牧斋的鼓励似不无关系。针对渔洋所询的问题，牧斋答书略述了对注杜的看法，又表示希望读到西樵的诗作，唯独对柳如是诗仍不愿寄示，不知是什么缘故。
经过几次书翰往来，钱牧斋对王渔洋愈加了解，王渔洋对钱牧斋也愈加爱敬。康熙元年十一月，渔洋作《江东》诗怀念江南名士，有云：“江东人物旧难俦，遗老飘零半白头。斑管题诗吴祭酒，红颜顾曲袁荆州。太常缣素云烟客，宗伯文章江汉流。径欲相从破萧瑟，片帆高挂五湖秋。”诗中对牧斋评价之高，简直就是杜甫“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翻版。康熙二年（1662）重阳节，诗人方文游扬州，告诉渔洋，夏间他访问牧斋时，见其近撰《吾炙集》，采渔洋诗若干篇。渔洋因有《方尔止言虞山先生近撰吾炙集谬及鄙作因寄二首》寄牧斋，诗云：
白首文章老巨公，未遗许友八闽风。如何百代抡风雅，也许怜才到阿蒙。[14]
此事后述于《渔洋诗话》中，但不知何故，今存《吾炙集》各种版本中都没有渔洋诗。也许今传《吾炙集》是残缺不完之书吧？[15]
与钱牧斋的交往对王渔洋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奇怪的是他却没去拜访过牧斋。当然，对王渔洋是否见过钱谦益，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吴宏一、严迪昌、张宇声等先生都说顺治十八年渔洋因公到苏州，拜会了钱谦益[17]，但他们没有举出证据。据我所知，王渔洋没见过钱谦益。因为《蚕尾续文集》卷二《虹友据青集序》说：“予昔在江南，尝数至金陵，一至吴郡，（中略）中间独虞山予所未至。”[18]现有文献也没发现两人见面的线索，认为渔洋没见过牧斋，大概比较接近事实。王渔洋几次到江南公干，沿途也曾与故人会晤游宴，唯独没去拜访牧斋，这只能推想是他不愿意。不难想见，以钱牧斋当时那种尴尬的地位，清廷和遗民两方均鄙弃不齿，身为清朝命官、初登仕籍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王渔洋，在与他的交往上应该心存顾虑，不敢造次。托牧斋外甥捎去自己的诗集，毕竟是悄无声息的，若特意去拜访，则必耸动世听，招致物议。所以尽管牧斋为他作诗序，又将《古诗赠新城王贻上》收入《有学集》卷十一，产生很大影响，但渔洋仍将他的感戴深藏心底，直到牧斋去世多年以后才形于文字。《居易录》卷十云：
牧翁于予有知己之感，顺治辛丑序予渔洋诗集，有代兴之语。寄予五言古诗云：“勿以独角麟，俪彼万牛毛。”[19]
予初以诗贽于虞山钱先生，时年二十有八，其诗皆丙申后少作也。先生一见，欣然为序之，又赠长句，有“骐骥奋蹴踏，万马喑不骄。”“勿以独角麟，俪彼万牛毛”之句，盖用宋文宪公赠方正学语也。又采其诗入所撰《吾炙集》，方嵞山自海虞归，为余言之，所以题拂而扬诩之者无所不至。（中略）真平生第一知己也。[20]
虽然“先生一见，欣然为序之”云云不免有所文饰，但笔下对牧斋的感激之情还是真实而诚恳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门人林佶编辑《渔洋山人精华录》，与渔洋书信往复讨论体例、文字问题，渔洋曾有书云：“《精华录》成，大序之外旧序尚须刻一二篇否？虞山钱宗伯'与君代兴’之言暨赠诗'勿以独角麟，俪彼万牛毛’之句，实为千古知己。一序一诗，尤不可割。但嫌其中议论乃訾李、何，与愚心有所未安。”[21]由此可见，牧斋一诗一序在他心中有着多么重的分量。郭兆麒《梅崖诗话》曾说：“张菊知语余，尤悔庵不直钱虞山，而王渔洋亟称不置，欲以此定二人优劣。余谓士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蔡邕之于董卓，豫让之于智伯，死且以之，况仅仅道其文章乎？渔洋尝有句云：'红豆庄前人去久，花开花落几春风。’亦为虞山作也。”[22]按：郭兆麒所引诗为《蚕尾续集》卷二《题汪东山修撰秋帆图三首》之三，前两句云：“弱龄薄技悔雕虫，拂拭当年荷钜公。”自注：“此首专忆钱牧斋先生。”[23]晚年的渔洋饱经人事，对世态炎凉有了深刻体会，愈益感觉到牧斋当年奖掖提携的难能可贵，所以对牧斋的感激之情也愈深至。
应该指出，牧斋这一诗一序，决非一般虚辞溢美的应酬文字，它完全是发自对后辈诗人的由衷欣赏。诗序不光赞扬渔洋的诗作，而且称述了渔洋的诗学主张。典、远、谐、丽之说，发于顺治十三年（1656）所编《丙申诗》自序，其中尚有“《楚词》《世说》诗中佳料，为其风藻神韵去风雅未遥”的议论。渔洋在此时即已使用日后成为他诗学核心概念的“神韵”一词，值得注意。这说明他对“神韵”一词掌握得很早，并非以后读孔天胤、胡应麟等人著作才受启发。大概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这篇序文在他诗学里程中的意义，正是牧斋的引述，才让他意识到这是平生论诗的发轫之作，因而追录之，编入《蚕尾续文集》卷三[24]。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牧斋独具慧眼的剔抉揄扬，启发了渔洋在诗歌观念上的自觉意识。正因为如此，渔洋虽在具体问题上（如对严羽的评价）与牧斋的看法有分歧，但其诗学整体上是认同于牧斋的。
仔细分析起来，王渔洋之推崇钱牧斋决不只是出于感恩。从学问路数说，他与钱牧斋也最为投契。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载：“顾仲恭大韶深于经学，注疏俱成诵在口。尝谓其友钱嗣隆裔嘉曰：'君家宗伯未可谓读书人也。’嗣隆讶而问之，仲恭笑曰：'吾观彼于《十三经注疏》犹未能熟，虽博极群籍，抑末也。读书人恐不如是。’然吾闻吴祭酒梅村尝问宗伯曰：'有何异书可读？’曰：'十三经注疏耳。’观此则彼于经疏亦未必全不留心，特未能如仲恭之精熟耳。”[25]依我看，《十三经注疏》能作异书读，恰表明牧斋就如我们一样，偶尔也将《十三经注疏》当异书来读一下。这决不是留心经学人的姿态。在那个时代，经学是最根本的学问，经学不精，即便博极群书也会被视为舍本逐末。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经学毕竟是没有灵气的死学问，像钱谦益、王渔洋这样的才人，是决不屑于皓首穷经，将毕生精力倾注到经学上去的。中国传统的学问向来分为两途，“有儒林之学，有文苑之学，一则主乎理学经术，一则主乎词章典故”[26]。钱牧斋的学问大体属于文士传统的文苑之学，少攻诗文，晚笃于史学，可以说兼史家与诗家于一身。撰《明史》百卷，尽毁于火，《列朝诗集》以先付梓而免于回禄，从此遂将名山事业付于辞章。王渔洋的学问也属于这种类型，偏重诗文，留意掌故，对经、子、朴学则殊无兴趣，顶多于历代《诗经》文献稍加留意，读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张萱《内阁藏书目录》及范氏《天一阁书目》时顺便记下些《诗经》书目。故《居易录》自序云：
予自束发好读史传，旁及说部，闻有古本为类书家所不及收者，必辗转借录，老而不衰。[27]
王渔洋的著述主要就是诗文和笔记两大类，笔记以论诗文、述文献、掌故为主，内容集中于史、集两部，涉及经学的只有笔记和题跋中几段考辨《诗经》题旨的文字。这在清初学者和文士中是很少见的。这种学问兴趣自然与钱牧斋臭味相投，学风接近，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
就诗学而言，王渔洋为诗不尚苦吟本与钱谦益相近[28]，因而论诗旨趣也接近牧斋。诚如铃木虎雄博士所说，“渔洋是北人，而南受益于钱（谦益）吴（伟业）。北之雄劲，南之优俪殆因他而调和。钱元是极端排击李何、李王的人，暗地虽取之，然在表面却标初唐、中唐、宋元。吴是与初唐、中唐底元白、元之虞集等气味相近，于声律似有别解。于是渔洋不弃李何底格调又不弃初、中唐、宋元，而更加之以其特见的冲澹趣味”[29]。渔洋确实没有为钱牧斋的见解所局限。这也是不难想见的，一代诗风有一代诗风的趋向，一代盟主也有一代盟主的旗帜。同时代人郑梁有言道：“虞山唯不袭王、李之陈言，故能为海内斯文主盟者，数十年未已。后之兴者，苟受虞山之笼络，其何以继虞山而主持风雅乎?”[30]王渔洋正可以说是一位未受牧斋笼络的“后之兴者”，故得以主盟诗坛数十年之久。这一点需要联系当时诗坛的诗学背景对王渔洋的诗论作具体分析。
另外，钱谦益对前代一些诗人的评价也影响到王渔洋的判断，起码促使他注意他们。比如《居易录》卷十九曾提到牧斋说《梧溪集》载宋元末国事人才多史家所未备，后读其书，果如所言。又如牧斋于万历后文士独许王惟俭为博雅，王尝删定《宋史》，于是渔洋刻意访求，又访求王氏所撰《文心雕龙》、《史通》二书训故二十余年[39]。这都是牧斋的评价对渔洋阅读产生影响的例子。《居易录》卷二十四云：“牧斋喜李流芳长蘅诗'谷城山晓青如黛，滕县花开白似银’，予亦爱之。”康熙二十四年（1685）使南海又作《钱牧翁喜李长蘅诗谷城山好青如黛滕县花开白似银佳句也予冬夏两过滕不见一花因成绝句》纪其事。门人刘大勤问：“有以'尖岔’二字评钟、谭、王、李者，何如？”渔洋答：“王、李自是大方家，钟、谭余分闰位，何足比拟。然钱牧斋宗伯有言，王、李以矜气作之，钟、谭以昏气出之，亦是定论。”[40]这乃是牧斋的趣味影响到渔洋批评的例子。渔洋不知不觉中从这位前辈的著作和议论中汲取了许多教益，他的诗学主张和主要理论贡献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牧斋的影子。比如渔洋诗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贡献——古诗声调论，便是承传于牧斋的[41]。这也很正常，王、钱两家本是世交，渔洋谊属晚辈，又钦佩牧斋的学问，诗学受其影响是顺理成章的。其实，在明末清初，牧斋的学问举世仰止，受他沾溉的后辈诗人指不胜屈，又岂止一个王渔洋呢？恰恰是由于这种影响过于强烈，强烈到渔洋自己都无时不意识到的地步，才使他产生一股本能的反抗意识。他竭力要从牧斋的阴影里走出来，他为此所作的实际努力，就是通过批评牧斋诗学，将自己同牧斋区别开来。
考察一下渔洋著述中谈论牧斋的所有文字，我们会获得一个鲜明的印象：渔洋对牧斋感恩但不崇拜，佩服但不颂扬。虽然他在笔记中一再提到牧斋对他的知遇之恩，但他对牧斋的学问和诗论却很少称颂，相反倒有不少批评。朱东润先生曾精辟地指出王渔洋论诗始终与牧斋站在不同立场，其旨趣相异者有三点：一，钱于严羽、高棅之论诗主张痛加驳斥，而王则力主之；二，钱批评前后七子不遗余力，而王于李何、王李则多恕词，于边贡、徐祯卿兴象飘逸之作尤表推服；三，钱右公安而诋竟陵，王则于公安不赞一词，于竟陵派不无恕词[42]。从渔洋诗学自我确立的角度来分析，其间的意蕴还有进一步阐发的余地。
首先，渔洋通过对严羽的评价之异，在师承上将自己与牧斋区别开来。嘉庆间黄承吉即注意到：“牧斋极诋沧浪以誉渔洋，而渔洋论诗乃云最喜沧浪诗话，固知所造有浅深矣。”[43]他认为两人对态度之异是因为造诣有深浅，不知道这是渔洋与牧斋划清界线的一步。钱谦益当年作《古诗一首赠王贻上》有“彼哉諓諓者，穿穴纷科条。初盛别中晚，画地成狴牢。妙悟掠影响，指注闚厘毫。甕天醢鸡覆，井月痴猿号。化为劣诗魔，飞精入府焦”之句，显然是指斥界分三唐、标举妙悟的严沧浪。王渔洋首先就由此开刀，割断自己与牧斋的联系。他不仅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作的《唐贤三昧集序》和《突星阁诗序》中发挥严羽的“妙悟”说，阐明自己对诗的基本观念，同时还在《池北偶谈》卷十七“借禅喻诗”一条中指出：“严沧浪《诗话》借禅喻诗，归于妙悟，如谓盛唐诸家诗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乃不易之论。而钱牧斋驳之，冯班《钝吟杂录》因极排诋，皆非也。”后来丁晏批渔洋诗，说：“阮亭于钱有一人知己之感，故瓣香亦久。及晚年为《池北偶谈》，乃推刃焉。”[44]《池北偶谈》是渔洋刊行的第一部笔记，其中对钱谦益的批评还是较温和的，后来《蚕尾续集》卷十九《跋严沧浪吟卷》更尖锐地指出：“虞山钱先生不喜妙悟之论，公一生病痛正坐此。”[45]这里不仅强调牧斋诗学有其缺陷，而且指出造成缺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理解“妙悟”的意义。这样，他在诗学的基本立场上就与牧斋站在了对立面。牧斋因明代格调派“诗必盛唐”的观念立足于高棅的“四唐”说，而高棅之说又渊源于严羽《沧浪诗话》，于是在序陈允衡《诗慰》时顺便抨击了一通严羽：“古学日远，人自作辟邪。师魔见蕴，酿于宋季之严羽卿、刘辰翁，而毒发于弘、德、嘉、万之间。学者甫知声病，则汉魏、齐梁、初盛中晚之声影，已盘牙于胸中。佣耳借目，寻条屈步，终其身为隶人而不能自出。”[46]而王渔洋《香祖笔记》卷六却说：“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鼓吹》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揽之愦愦。杨仲弘《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谬。迨高廷礼《品汇》出，而所谓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皆井然矣。”[47]我们知道，钱谦益诗学的拨乱反正、别裁伪体之功，是从挖掘复古思潮的理论根源开始的，由排击王、李而上溯严羽，那么王渔洋对严羽的肯定就意味着他不会认同对牧斋对明代格调派的批评。
牧斋诗学在诗歌的基本理论方面并无建树，他主要从事的是明诗评论，诗歌观念往往通过明诗评论表达出来。因此，是否赞成牧斋对明诗的基本评价，就成了显示诗学倾向的标尺。王渔洋在这一点上再次向人们显示出他与牧斋的差别。《居易录》卷十九云：
牧斋贬空同、沧溟二李先生至矣。吴人之师友二李者如徐迪功、黄五岳以及弇州皆绝之于吴。且夷迪功于文璧、唐寅之列，比之明妃远嫁。一日阅冯时可《元成集》，辩徐太室《二罗集序》，云吴诗清浅而靡弱，不以二李剂之而何以诗哉？元成吴人也，其言如此，天下后世其又可欺乎？牧翁称文徵仲诗，近同年汪钝翁注归熙甫诗，人之嗜好实有不可解者，付之一笑可矣。[48]
徐昌谷《谈艺录》云：未睹钧天之美，则《北里》为工；不咏《关雎》之乱，则《桑中》为隽。当是既见空同之后，深悔其吴歈耳。而牧翁顾力扬其少作，正弇州所云舞阳、绛灌既贵后称其屠狗吹箫，以为佳事，宁不泚颡者也？[49]
在渔洋看来，牧斋对明七子显然怀有强烈的偏见，他对明诗的评论在取材上也明显存在着偏颇。例如：
空同赠昌谷诗“峥嵘百年会”一篇，略云：“大历熙宁各有人，敲金戛玉何缤纷？高皇挥戈造日月，草昧之际崇儒绅。英雄杖策集军门，金华数子真绝伦。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其推唐宋大家及明初作者可谓至矣。牧斋独不举此，何也？[50]
在后人印象中，七子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唯以剽窃摹拟为能事，牧斋对他们的抨击也不外如是。然而渔洋举出的诗作却表明，李梦阳对诗歌传统的理解其实有着很大的包容性，从大历到熙宁都在他的眼界中，并非唯盛唐是宗。牧斋对此视而不见，这怎能不让人怀疑他的批评态度有失公正、成见太深呢？
不用说，牧斋对明诗的评价集中反映在《列朝诗集》中，而王渔洋对牧斋诗学的批评也围绕着《列朝诗集》而展开。王渔洋对该书的批评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收录之误，如《居易录》卷二十云：“'夜暗归云绕舵牙’一首乃宋姜夔尧章诗，见《白石集》，《列朝诗》收之，作张如兰诗。牧翁博极群书，亦有此误。”[51]《香祖笔记》卷五在指摘明人编书之粗率时也顺便批评了《列朝诗集》将宋人“贺家湖上天花寺”诗误作丽江木青《太素轩》收入的疏漏。其次是收录不当，如《池北偶谈》卷十六谓书中仅录叔祖王象春诗三首，又非佳作，不满之意形于言表。《居易录》卷二十又云：“杨梦山先生（巍，明吏部尚书）五言古诗，清真简远，陶韦嫡派也。五律尤高雅沉澹，予尝选评其集刻之。牧斋所取非其至者，而又云李中麓诸人咸推之，杨、李诗格相去霄壤，顾反引李以为杨重耶？大抵牧斋录诗意在庀史，诗之去取殊草草不足为典要，读者当分别观之，勿为盛名所怵乃善耳。”[52]再次是门户之见，如《池北偶谈》卷十四云：
徐丰厓泰《诗谈》云：“本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于今为烈。”当时前辈之论如此。盖空同、大复皆及西涯之门，虞山撰《列朝选》，乃力分左右袒，长沙、何李，界若鸿沟。后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误后学不浅。[53]
《居易录》卷十曾具体指出由门户之见造成的评价失当的后果：
牧斋訾謷李、何，则并李、何之友如王襄敏、孟大理辈而俱贬之；推戴李宾之，则并宾之门生如顾文僖辈而俱褒之。他姑勿论，《东江集》予所熟观，诗不过景泰、成化间沓拖冗长之习，由来谈艺家何尝推引，而遽欲扬之王子衡、孟望之之上，岂以天下后世人尽聋瞽哉？[54]
而最严重的是持论乖谬。《列朝诗集》乃是仿元好问《中州集》而作，王渔洋对《中州集》即不同意牧斋的评价。《池北偶谈》卷十一“中州集”条云：
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传足备金源一代故实。虞山极喜之，晚年撰明《列朝诗集》，略仿元例。然元书大有纰谬，如载诸相诗，取宋叛臣刘豫、杜充之类。蔡松年史称便佞，元首推其家学，且取其论王夷甫、王逸少之语，略无贬词。曲笔如此，岂足征信，而顾效之哉？[55]
晚年在《古夫于亭杂录》卷二又标举王世贞评《中州集》“直于宋而太浅，质于元而少情”之语，以为“牧斋先生推之太过，所未喻也”[56]。康熙四十六年（1707），门人汪于鼎寄程嘉燧所选《中州集》，请为增删，欲重刻之。渔洋报书已之，谓其书刊削刘迎七古、李汾七律，所收反丛脞不足观。对牧斋许其“老言无花，照见古人心髓”，渔洋甚不以为然[57]。基于这种态度，对仿《中州集》而作的《列朝诗集》，他也毫不客气地指斥其持论之乖。《池北偶谈》卷七“牧斋诗传”条云：
钱宗伯牧斋作《列朝诗传》，本仿《中州集》，欲以庀史，固称淹雅，然持论多私，殊乖公议。略举一二：如徐有贞、陆完，以桑梓之故，一则称其文武兼资，一则举其功在社稷，欲以一手掩万古人耳目，可乎哉？李文凤《月山丛谈》云徐有贞力主南迁之议，及贞性险贼云云。今吴人举其乡望名臣，以有贞为称首，上自王济之，下及今时能言之士，莫不皆然。后世宜有公论，固不始于牧斋也。[58]
但无论就人品还是诗格言，渔洋认为《列朝诗集》中最大的问题乃是对李东阳、李梦阳二人的褒贬失当，因而不惜笔墨，在笔记中再三辩驳。《居易录》卷十云：
钱牧翁撰《列朝诗》，大旨在尊李西涯，贬李空同、李沧溟。又因空同而及大复， 因沧溟而及弇州，索垢指瘢，不遗余力。夫其驳沧溟拟古乐府、拟古诗，是也；并空同《东山草堂歌》而亦疵之，则妄矣。所录《空同集》诗亦多泯其杰作。黄省曾吴人，以其北学于空同，则摈之。于朱凌溪应登、顾东桥璘辈亦然。予窃非之，偶著其略于此。牧翁于予有知己之感（中略），今三十余年，先生墓木拱矣。予所以不敢傅会先生以诬前辈者，亦欲为先生之诤臣云尔。[59]
牧斋力攻空同，其稍能与空同异者则亟进之。至云空同就医京口，吴中人士皆绝弗与通；又言高邮王磐口占《咏老人灯》诗面讥空同，尤非事实。当时空同文章气节震动天下，王磐何人，敢尔无礼？且空同劾寿宁侯，劾刘瑾，名榜朝堂，号为党魁，即不以诗名世，已仰之如泰山北斗，乃绝弗与通，如避豺虎蝮蛇然，何为者耶？牧翁尊一学张禹、孔光之西涯，强拟东坡；贬一能为汲黯之空同，曲加文致，以此修史，其颠倒是非必矣。[60]
与上文相比，这段文字措辞更为严厉，不稍宽假。牧斋暮年负贰臣之辱，唯以一身任文献之重，尽萃心力于《明史》、《列朝诗集》两书。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毁于火，《明史》百卷烬于一旦。牧斋惨痛绝望之余，对《列朝诗集》之珍视可以想见。渔洋痛摘其对二李褒贬的失当，断言“以此修史，其颠倒是非必矣”，真乃是诛心之论。牧斋一生业绩殆已褫夺过半，所余无几。《居易录》卷二十七还对牧斋的著书态度作了批评：“予尝读三峰藏禅师语录及《五宗原》，以为末法中龙象。其提智证传，阐发临济汾阳三玄三要之旨，而欲远嗣法于寂音，亦天童之诤子也。而牧翁《列朝诗》谓余分闰位，竟陵之诗与西国之教、三峰之禅旁午发作，并为孽于斯世云云。师与牧翁皆常熟人，而诋諆如此，岂别有谓耶？不可解也。”[61]这不啻在说牧斋薄于乡谊，对禅宗大德肆加诋毁。如此批评实在已超出观念、立场的层面，上升到人格考量的高度了。虽未直接说牧斋心术不正，言下已有某种暗示。
这些批评都发于渔洋晚年居官京师，位尊望重之时，与早年对牧斋的推尊完全是两种态度。他似乎竭力要与牧斋划清界限，首先在诗学上表明自己和牧斋决不是一般见识。也难怪，据无名氏所辑《牧斋遗事》载：
牧斋游虎丘，衣一小领大袖之服。一士前揖，问此何服，牧翁对曰：“小领者，遵时王之制；大袖者，乃不忘先朝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谓两朝领袖矣！”又有题诗寺壁者，曰：“入洛纷纭意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借蔡邕。昔日幸宽沈白马，今来应悔卖卢龙。可怜折尽章台柳，日暮东风怨阿侬。”或云是云间陈卧子所作。[62]
牧斋尝归里，舟过蠡口，有客舟前梗不得行。客舟中皆苏常士子避难而出者，遽问来舟为谁，舟子对以常熟钱相公。士子十余人佯为不知，移舟过访。牧斋曰：“某明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现今礼部侍郎、翰林学士钱某也。”士子讶曰：“太保故未死耶？可谓庆矣。”即声别同去。牧斋忸怩者久之。[63]
由这些逸事，不难想见牧斋在当时为士林所不齿之状。考虑到牧斋生前的声名及身后的遭际，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渔洋对牧斋态度的变化了。
注释 ：
[0] 裴世俊《清初钱王代兴之说刍议》，《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又见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孙之梅、王琳《清初诗坛的钱、王交替》，《文史知识》1996年第5期；又见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齐鲁书社1996年版。
[1] 如方文诗《嵞山续集》卷二《常熟访钱牧斋先生》云：“岿然独有鲁灵光，憔悴支离东海岸。”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653页。
[3] 本文所述渔洋事迹之系年，详笔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冒辟疆《郑懋嘉中翰诗集序》，冒辟疆辑《同人集》卷一，道光间冒氏重刊本。
[5] 钱谦益《与王贻上》之三，《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一，宣统三年志古堂重刊本。
[6] 钱谦益《与王贻上》之二。《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一。
[7]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十一《丁老行送丁继之还金陵兼简林古度》诗云：“西风飒拉催繁霜，江枫落红岸草黄。丁老裹粮自白下，贺我八十来江乡。”
[8] 钱谦益《与王贻上》之四，《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一。
[9]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八《答徐巨源书》：“当今俊民鸿生，所在蔚起，倚闾举业，枕籍经史，古学之兴，骎骎乎葭吹琯动矣。其中淄渑流变，朱碧错互，恒思之丛，冯藉坛坫；黎丘之鬼，雄长桓、文。非有高名宿素老于文学者，为之建旗鼓，申誓命，别裁其真伪，格量其是非，奔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将使谁正之哉？仆老且耄及矣，皈心空门，重自芜废。当今之世，舍我巨源其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第1313页。
[10]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阮亭诗序”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
[11] 王士禛《蓉江寄牧翁先生》，《渔洋诗集》卷十三，康熙八年沂咏堂刊本。
[12] 王士禛《居易录》，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册第4174-4175页。
[13] 钱谦益《与王贻上》之一，《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一。
[14] 王士禛《渔洋诗集》卷十四，康熙八年沂咏堂刊本。
[15] 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顺治辛丑，方涂山文自虞山过广陵，言牧斋先生近撰《吾炙集》，载阮亭诗数篇。此集竟未之见。”详蒋寅《清集读记》，《文献》1997年第1辑。
[16] 王渔洋康熙三年甲辰书信，冒辟疆辑《同人集》卷四。
[17] 如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湾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第178页；严迪昌《清诗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30页；张宇声《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8] 王士禛《蚕尾续文集》，康熙刊本。
[19]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3872页。
[20]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6册第4880页。
[21] 王士禛《王贻上与林吉人手札》，《烟画东堂小品》本。
[22] 郭兆麒《梅崖诗话》，《山右丛书初编》，民国二十六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铅印本。
[23] 王士禛《蚕尾续集》，康熙刊本。
[24] 王士禛《蚕尾续文集》卷三《丙申诗旧序》题记：“此序少作，久不存稿，因牧斋先生曾许篇中谈艺四言稍有当于诗旨，故追录而存之。”
[25]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第85页。
[26] 翁圻元《困学纪闻注》黄徵乂序，道光刊本。
[27]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本书第六章“王渔洋藏书与诗学的关系”。
[28] 钱谦益诗不尚苦吟，可参看王应奎《柳南续笔》卷四，第208页。
[29] 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日本弘文堂书店1925年版，第182-183页，译文据孙俍工译《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北新书局1929年版，下册第71页。
[30] 郑梁《钱虞山诗选序》，《郑寒村全集·见黄稿》卷二，康熙刊本。
[31] 袁宏道《与丘长孺》，《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日本元禄九年京都刊本。
[32] 钱谦益《复遵王书》，《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下册第1359页。
[33] 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参看本书第二章“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
[34] 王士禛《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渔洋诗集》卷二十二。
[35] 王士禛《鬲津草堂集序》，《蚕尾集》卷七，康熙刊本。
[3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上册第180页。
[37] 钱谦益《题燕市酒人篇》，《牧斋有学集》卷四十七，下册第1550-1551页。
[38] 王士禛《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册第453页。
[39]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一、《池北偶谈》卷十四。
[40] 刘大勤记《师友诗传续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150页。
[41] 详本书第五章“王渔洋与清代古诗声调论”。
[42] 朱东润《王士禛诗论述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页。
[43] 黄承吉《梦陔堂诗集》卷十七《偶题沧浪诗话》自注。诗云：“虞山嗤尔劣诗魔，彼自声闻浅渡河。到得新城缘觉果，赏心偏道爱君多。”
[44] 王渔洋《蓉江寄牧翁先生》丁晏批，转引自辛德勇《丁晏批本〈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
[45] 王士禛《跋严沧浪吟卷》，《蚕尾续文集》卷二十，康熙刊本。
[46] 钱谦益《愛琴馆评选诗慰序》，《牧斋有学集》卷十五，中册第 713页。
[47]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页。
[48]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4056页。
[49]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6册第4337-4338页。
[50]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四，下册第323页。
[51]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4083-4084页。
[52]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4084页。
[53] 王士禛《池北偶谈》，下册第345页。
[54]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3873页。
[55] 王士禛《池北偶谈》，上册第262页。
[56]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6册第4853页。
[57]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一“程嘉燧选中州集”条，又见《渔洋 诗话》卷下。
[58] 王士禛《池北偶谈》，上册第165页。
[59]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3872页。
[60]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4086页。
[61]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4226页。
[62] 邓实辑《古学汇刊》第五编下册，民国二年上海国粹学报社排印本。
[63] 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四，民国间排印本。
[64] 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3页。
[65] 见王翼凤《舍是集》卷四《观渔洋山人评点杜诗本》。乾隆十八年(1753)范恒泰在济宁也见过渔洋与长兄西樵同评的杜诗，见《燕川集》卷十二《书杜诗选本》，当别为一种选本。
[66]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道光刊本。
[67]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938页。
原收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1001年版）
编辑\排版：张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