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房子:一个话语之地(上)

绿房子:一个话语之地 

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Françoise Dolto)工作的个人感想

安妮·玛丽·卡努(Anne-Marie Canu)

译者:张弢 拉康派精神分析实践者

1979年1月6日,在一家蓝色小店的门上,出现了一张告示。

一个为孩子和父母们开设的地方

圣查尔斯广场57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对年幼的孩子来说,从生命伊始就与他们的父母一起为踏入社会而做准备的重要性。

还因为父母有时是非常孤单的,他们面临与幼小儿童在一起的日常困难。

这个地方不是日间照料,不是托儿所,不是幼儿园,也不是儿童保健或福利中心。这是一块话语之地或者放松的地方,母亲和父亲、祖父母、奶妈和保姆在这里与他们所负责照看的孩子一起受到欢迎,有时他们是忧虑的。小家伙们可以在这里交朋友。

准妈妈和她们的同伴以及年轻的兄弟姐妹也可以来,因为新生儿的到来非常重要,有时这在家庭中是一个困难的时刻。

从1979年1月开始,我们将于每天早上9:30(星期一早上除外)和下午3:00-6:00开放。

您可能会在不同的日子里遇见:皮埃尔·贝努瓦(Pierre Benoit),

何塞·布恩(Josée Boone),杰拉德·吉列尔特(Gérard Guillerault),柯莱特·兰吉农(Colette Langignon),玛丽·赫勒·马兰德林(Marie-Hélène Malandrin),玛丽·诺尔·雷博伊斯(Marie-Noëlle Rebois),克劳德·塞斯(Claude This),伯纳德·塞斯(Bernard This)。

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这一告示似乎完全是陈词滥调且无关紧要的。有人可能轻易地认为,这里不过是让儿童或孤独的母亲们度过一个愉快下午的又一个地方。对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Françoise Dolto)来说,如果 “身体的无意识意象”(L'image inconsciente du corps)是她最重要的理论著作的话,那么,我相信“绿房子”(La Maison Verte)是她最实用性的贡献。她会把自己在四十年中学到的一切都带到这里,倾听患者、成人、儿童和婴儿的声音。绿房子是她工作最积极的地方。这里既是她毕生的工作,也确实是她工作的生命。在这里,所有这些都将汇聚在一起,被传播,并将在她之后继续进行。她的目标是将精神分析的发现服务于很小的孩子。作为回报,她将发现绿房子为精神分析带来的前所未知的新发展。正如她所说,“精神分析家应该付费进入绿房子,他们的交易将教导他们”。从这一新的经验中,她将继续被她称之为的“我的同事们,孩子”所教导,并教导孩子。

以前没有这种东西。没有人真正相信它。当然不是社会服务部。他们认为法国已经有了所需的一切,包括托儿所幼儿园暂托幼儿园注册幼儿园。所有这些据说都是为儿童准备的,但实际上,它们是为成年人、父母和雇主提供方便的。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组织。社会服务部问道:“另外,精神分析师与婴儿有什么关系?”

多尔多的所有决心和热情都使其得以实现。那时她已经七十岁了。一年前,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私人和公共诊疗,包括在特鲁索医院的工作,直到那时这工作对她来说都如此重要,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锻造了她的工具”。

(绿房子的)基础是由一小群朋友、同事、分析家组成的,有些(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她的热情,还有一些只是不想让她独自陷入只能是或者他们认为是的灾难性的冒险境地。

她本人说:“我不知道。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它。如果它失败了,那就失败了。这只意味着我错了。没关系。”

几年后,她将这样写到:“我们花了两年时间组建团队。然后,这个项目进行了两年,每两周开一次会,在无法确定我们可以做什么的情况下讨论了我们不想要的东西。一个做自己的地方,没有预先设定的程序,每个在场的人都会发现并发展与他接触的人。对于那些负责社会事务、福利之类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情。他们需要按照自己的规范'做’事情,或者让人们'做’事情。而对于医生来说,他们总是在'寻找’或'对抗’症状。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在写信给曾作为母亲体验过绿房子但后来努力建立她们自己的版本的人时说:“不要气馁。这是人们所需要的。所以它就会发生。” 同样的当局——曾经如此难以说服(他们)这是一个值得做的项目——现在恳请多尔多在全国各地开设更多的绿房子。

她曾说过:“每个行政区都应该有一个,人们需要它。”但(现在)她回答说:“不,我开了一个绿房子;它不是连锁餐厅。这个想法属于每个人。如果人们感兴趣,请让他们组建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项目,为自己找到一个名字并继续下去。”

例如,当里昂的“被覆盖的花园”(Jardin Couvert)开始营业时,他们请求弗朗索瓦兹·多尔多过来帮忙她拒绝了。她这么做是幸运的。他们仍在谈论它,仍在努力创建自己的经验并从中学习。他们后来确实感谢她说“不”。现在,这样的中心遍布世界各地。

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曾经在1963年采访过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发现她不仅比其他人领先了三十年,而且由于她太有魅力了,以至于不被允许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中任教。这导致了她在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被IPA开除的时候,跟随他一起离开了IPA,结果,她的工作在英语国家中长期以来都无法保留。矛盾的是,她可能比她的许多法国同事更接近温尼科特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分析学家,比如弗朗西斯·塔斯汀。如果这两位女士见过面的话,我觉得现在绿房子会遍布整个英国。这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个损失。记得有一次我曾向多尔多提起这件事并对这一事实表示遗憾。她也这么想,但以她一贯的态度——不浪费时间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她唯一的回应是:“也许有一天……”

在圣查尔斯广场开幕两年后,绿房子(现已变绿,并逐渐发展壮大)搬到了梅亚克(Meilhac)街13号并安顿下来,直至今日。从一个场地到另一个场地的变化,允许了在圣查尔斯广场获得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理解在规划建设梅亚克街(的绿房子)时被仔细考虑。有一次,那些给钱的当权者建议我们可以晚一个小时开门。

“当然不行,”弗朗索瓦兹·多尔多说。“你会只在高峰时间开放百货公司吗?妈妈们为她们自己选择需要来这里的时间,那样就很好了。她们会得到放松。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有时会非常孤独。”

那些通过广播、电视、讲座和书籍对绿房子有很多了解的父母有时会惊讶地发现它是如此简单的一个地方。它不大。如果你想来,可以乘地铁,在Cambronne下车,沿着Croix Nivert街走,在Amiral Roussin街转弯,这比Meilhac街更容易找到。几分钟后,你将到达一个小的步行街广场,在那里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个漆成绿色的小木门。如此简单,但显然,即使是这第一步也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取决于你是住在附近的孩子,还是在你已经很熟悉的步行距离之内的孩子。如果你是一个从远方来的孩子,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那将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对成年人来说,这表明了他们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承诺,但对孩子来说,这可能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旅行。

里面有两个房间,它们不是很大。它们在巴黎第十五区一所HLM(租金适中的住宅)的一楼。这里朴实无华。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任何人都可以来到这里并感到像家一样。当你进入它时,制定一个计划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浮现,因为在最初的几年中,我们多次看到想要做“绿房子”的团队带着钢笔、铅笔和卷尺来拜访我们。他们的目的是忠实地再现他们在所谓的Maison-Mère看到的一切。根据我们的经验,已经做了一些改变。例如,现在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2:00到7:00,以及星期六下午3:00到6:30。我们不再在早上开放,因为人们根本不来。在晚上晚些时候和周六下午开放,使得父亲们有可能参加。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入绿房子。一个人可以毫无问题地到达。有些人有各种不同的担忧。重要的是观看和倾听在房间里发生的那些互动。例如,有些父母给孩子带了饼干,有些则带了蛋糕。当一个孩子因为不能得到给另一个孩子的东西而感到沮丧时,多尔多会说:“你可以得到饼干(或者蛋糕),但你也必须交换妈妈。你想要交换妈妈吗?”然后,孩子了解到每个人的下午茶时间都不相同,并非所有父母的行为方式都相同。它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互动、嫉妒、渴望,在父母之间、孩子和其他父母之间不同种类的交流。人们开始接受差异,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出现了,并且可以用话语来表达每一种产生的感觉。

在梅亚克(Rue Meilhac)街,一条红线将两个房间隔开,小踏板车和三轮车不允许穿过。这是不能违反的两条规则之一。它引入了限制、界限和违规感。每个社会都有法律。成人和儿童之间发生了许多相互作用。红线已成为许多新绿房子的教条。但是,它从来没有来自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思想。发生的事情很简单,在圣查尔斯广场上,里面没有骑踏板车的空间,孩子们可以在外面宽阔的人行道上自由行驶。然后,附近的商店抱怨说这打扰了他们的顾客。所以,我们拿了一支粉笔,在人行道上划了一条线,限制了允许踏板车进入的空间。这是一个针对非常实际的问题而做出的非常实用性的解决方案。它还表明了对其他公民的权利的尊重。

另一个绝对规则是玩水时必须戴围裙。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相信小孩子需要玩水;这反映了她作为治疗师的经历。因此,即使在圣查尔斯广场,也有一个可以与水嬉戏的地方,孩子们都喜欢它。但是法国妈妈们说:“我的小家伙会被弄湿,会感冒。我不想那样。”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并非要干预父母选择抚养孩子的方式。她不会站在两者之间,冒着使孩子相信某人比他的母亲了解的更多的风险。当孩子仍需要统一性时,多尔多不想成为孩子(与母亲)分离的原因。随后,孩子将面临必要的分离,而不会失去其自身身份的安全感。那么,她说了什么?“当然,您说得很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我们会有防水围裙,如果拒绝穿围裙的话,就不允许孩子靠近水边。”父母在为人父母时受到尊重,孩子在其“继续存在”中、在做出自己的决定的权利中受到鼓励,在成年人设定的范围内给予安全保障。孩子了解到每个社会都有法律,但这些法律与家庭或其他地方的法律不同。孩子们可以学习进入另一个社会的同时享受乐趣。

多尔多清醒地看到过早、毫无准备或意外的母子分离所造成的创伤以及随后的生活影响。这些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愈,而绿房子旨在让孩子做好社交生活的准备,同时又不会失去其身份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通过母亲的存在获得的。它适用于多尔多称为“我的-妈妈”(Moi-Maman)的年龄的孩子如果一个孩子在那个年龄与母亲隔绝,那么他们就好像也与自己断绝了关系。他们受了伤,变得好斗或沮丧。他们发现很难与他人建立关系,也很难进入社会。

我将试着带你去看一个通常不允许你进入的地方,除非你有孩子陪伴。我想描述一些难以描述的东西,这恰恰是因为它最终既不是概念也不是想法,而是一个具体的地点,一个只有对指定它的孩子才有意义的地方。我指的不是一般的孩子,而是当下就在这里的孩子,而不是其他孩子。就连这一个,都和昨天的他不同,与明天的他也不同。这是每时每刻的体验。它一直在运动,一直在变化。正是因为所有其他人的存在,这个孩子才会得到帮助而完全成为他自己,永远是这位母亲和这位父亲的儿子或女儿,但与他们两者都不同。只有当他能够与他人分享同样的现实时,他才会完全成为自己。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许你的父母对绿房子了如指掌,并希望你能在社交环境中找到朋友一起玩。也许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对你不满意,并把你拖到那里去谈话。也许你的父母认为你会遇到“专家”,专家知道如何与你打交道,并会给予很好的建议。好吧,他们会很失望的。我们尽量不做那种事情。也许你已经去过其他一些孩子们去的地方,例如托儿所,幼儿园,或者临时幼儿园,可能甚至是基础学校。在今天的法国,只有两岁的孩子也可以进入这些地方,即使他们仍是裹着尿片的婴儿。有些人认为这为时过早,但后来他们认为,等你以后长大了,这些孩子将进入一所理工学院或者一所高等学校,并且表现出色。基础学校是免费的,托儿所则不是。也许在这些地方之一,你的情况不太顺利。也许那里有一个成年人,例如主任,足够聪明,富有同情心,会注意到并警告你的父母,建议他们:“为什么不带您的孩子去绿房子一段时间呢?那里可能会有帮助”。也许没有人注意到,你开始出现那些“专家”所说的“症状”。有一个归属于孩子们的范围。让我仅举几例:睡眠障碍,咬,抓,整天嚎叫或相反,拒绝进食,减肥,拒绝玩耍,对一切都持消极态度,或者粘着母亲,或者远离她,还有很多。你通常会选择最伤害你父母的东西,因为那是你觉得可以触及父母的方式。也许你的父母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你非常想帮助他们,但你没有被告知如何去做,这很痛苦。当然,他们不知道你正在尝试帮助他们。他们只是对你感到恼火;最终每个人都会越来越不开心。误解,即“错失的理解”,可以通过诠释者或者中间人解决。

也许你已经开始为自己建造一个小保护壳,它有时非常有用,但是如果让它变硬,可能会很麻烦,因为它会使你远离生活中的许多乐趣。或者,也许生活只是因为有一位慈爱的母亲和父亲而如此幸福快乐,然后另一个你不需要或不想要的人出现了,你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对你这个孩子而言,这个人只是一件“小事”,却占用了你妈妈的大量时间,并且经常在她的怀抱中,你开始认为也许你妈妈不再爱你了,你感到如此孤独。或者,你可能正在经历着这些专家们所知道的猛烈的转变之一,这对你和你的父母来说都非常痛苦,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也许,当你出生时,你的父母想要一个男孩,结果你变成了一个女孩,现在他们打算怎么办?再说一次,也许你的父母想要给你最好的,并给你最好的教育,尽管你想取悦他们,但你真正想做的只是玩水和沙子之类的东西,弄脏你的衣服,因为那是你喜欢的,但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也许你的父母读过多尔多的一些书,或者你的祖母在20世纪70年代听过她的广播,当时全法国都听到了她那著名的声音。无论如何,不管你和你父母的想法是什么,你在这里可以找到的东西将会大不相同。我们知道的就这么多。

也许。。。,也许 。。。也许。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经历,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都可能给孩子带来真正的痛苦,成年人趋向于用微笑来驱散它们,并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真的。”有时,如果运气好的话,它可能会将你引入绿房子的大门,在那里可以使用一些话语,让你开始知道你可以处理这些事情,并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你只需要这些话语并被听到。

我们现在站在绿色的小门口。那儿有一个门闩,有点儿高,孩子们的手够不着。你的父母会解开它,推开门,并在身后关上它。然后,你进入一个像有盖门廊之类的空间,婴儿车可以留在那里。随后,你来到一扇玻璃格子门前,通向第一个房间,在那里你可能会看到其他孩子已经在玩耍,还有一些成年人。那个房间通向另一个房间,那里将会有更多的成年人和儿童。如果不下雨,这里有一个带秋千和滑梯的小型户外游乐场,你可以在这里玩得开心。

把婴儿车放在外面的门廊之后,你进入的第一个房间相对较小,房间略呈三角形;在你的右手边是一个小玩具房,儿童尺寸,绿色,当然还有门和所有木制品!墙壁被漆成了白色。右边的墙壁是一块玻璃面板,几乎可以延伸到地板上,这样一个站在里面的孩子就能看到广场外面的情况。有各种树;微风在吹,一家子人在旁边走过,其他孩子们,狗啊,鸟啊,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在对面的墙上有衣架,你可以把外套挂在那里。记得带上你的钱包;这个地方是开放的。在你的左侧,是通往二楼的楼梯,孩子通常不去那里。有一扇小门表明那些都是成年人的东西,办公室,对于试图在那儿找到自己的路的小探险家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于18个月及以上较大的孩子,有几辆婴儿三轮车和脚踏车可用,并且有足够的空间跑老跑去。一扇敞开的门通往第二个房间。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供妈妈们坐下来放松的沙发。在两间房之间,是脚踏车之类不准穿越的著名的红线。在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些小婴儿在爬来爬去,不管你多想冲着他们碾过去,这真的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且,当然,试图通过实在太有趣了,假装你没有听说过或者不明白,关于红线规则和测试大人的反应。发生这种情况时,多尔多会说:“啊,你那双漂亮的小眼睛在哪里呢?”孩子会举起一根手指,指着它们。“啊!所以它们在那里?” 多尔多会回答。“还有那条红线,它们能看见它吗?”孩子笑了。在违反行为中共谋是存在的。孩子和多尔多都乐在其中,她会继续说:“你不想,我知道,但这是绿房子的规则,我在这里工作,我必须给你规则。”就我而言,在这一点上,我通常会加上:“我的名字是安妮·玛丽(Anne-Marie),我在这里工作。” 我弯下腰,把自己放在和孩子一样的高度。我总是惊讶于它所产生的变化,在孩子倾听的方式上,孩子突然感兴趣了。我们处于一种关系之中。禁止变成了说话之间1The interdit becomes the inter dit)。我们之间有话要说,良好的沟通是建立在两个平等的人之间,而不是成人和儿童之间。孩子的工作是成为他将成为的人。我的工作是解释规则。这个孩子可能仍然试图再次越过,悄悄密密地或者公然闯过,我们故意大笑。孩子知道汽车或卡车与我不同。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有能力控制自己的人,通过接受法律,他被允许与他人共同生活。孩子问:“但如果我爸爸来了呢?”我回答:“即使你爸爸也不准开着他的车越线。”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直反复,在他下次到访时也是如此。有时,另一个孩子打断他,说:“红线,不行。”两个人之间开始对话。就是这么简单。

在玩水区也是一样,围裙也同样出名。有些孩子,极少数,绝对拒绝,他们非常想玩水,但我们仍然坚持。随之而来的是发脾气和愤怒。我说:“你不必非要玩水。还有许多其他东西可以玩。我知道你很生气,当然你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也许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将继续进行其他使孩子生气的事情。给出的话语与孩子正在经历的情绪相关,有时就是如此激烈。在法律得以执行的同时,他被倾听和认真对待。他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在跟他说话,而不是跟他母亲谈论他,而这是常见的。

绿房子足够小也足够大,可以让孩子们在母亲们的视线范围内四处游荡,母亲们不必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而在其身后一路小跑。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此外,这个地方必须是独立的,不能被社会服务等机构所包围,或与医疗诊所在一起。弗朗索瓦兹·多尔多首先希望保持独立于国家法规和行政控制。不会留下任何文件,不会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会记录谁来了,不会记录他们属于什么社会、医疗或者其他类别。几乎没有统计数据,也没有任何评估结果。

现在, 2008年10月,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很开心,并希望它不会有任何不同。它依然是那个小小的绿房子,也许这就是它的影响力持续存在的方式。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是一个精神分析活跃的地方。它不需要咨询室的私密性,(在咨询室里)两个人在一个封闭的区域,远离社交空间和时间的现实。通过与他人在社交空间中分享时间,母亲和孩子更容易发现他们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存在其他一些与他们相似但又不同的人,还有一位精神分析师也在场。多尔多认为,在一个为儿童提供某种社交生活机会的群体中,对儿童的精神分析效果更好,这个群体里有母亲、其他母亲和孩子们以及其他绿房子的人。这种互动与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这里发生的事情开辟了新的和尚未探索的维度,将精神分析的范围扩大到我们远未完全理解的维度。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小绿房子里,它是由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为小朋友们发明的,也是由小朋友们自己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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