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儒润释的契嵩

援儒润释的契嵩

文/澄海

智圆感到时节的动乱，希望引儒治乱得太平，再进窥佛教的唯心奥秘，调节儒释，违背了方丈专治佛学的戒条。尽管方外人士私下也颇倾儒说，却不敢公开表达。那时，理学尚未兴起，智圆的言论确实大胆，也可见他的诚心诚意。

理学兴起，主张排禅兴儒，《中庸》的见解突然身价百倍，朱子列为四书之一，也形成儒家对心性论述的依据，用来对抗禅宗的心性论。

这时候契嵩又站出来疾呼儒释并重，援儒卫佛，他是云门宗第四代，智圆属第三代但偏重天台学。契嵩的《禅宗定祖图》及《传法正宗记》是禅宗传承的定论。又有《嘉佑集》及《治平集》等，集为《镡津集》。

他的学问好，批评不带主观，义理、考据、训诂面面俱到，也没有学问专断的主观意识，难得的他对各学说抱持客观，《文集》卷7《九流篇》有简要的结论：

儒家者流，其道尚备；老氏者流，其道尚简；阴阳家者流，其道尚时；墨家者流，其道尚节；法家者流，其道尚严；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纵横家者流，其道尚变；杂家者流，其道尚通；农家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长，苟拂短而会长，亦足以资治道。

表面看来，只论九流长短，但要点在“然皆有所短长，苟拂短而会长，亦足以资治道。”换句话说，从心学上讲，各家有各家长处，执一则偏。

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也……天下不可无儒无百家者，不可无佛。亏一教，则损天下之一善道。损一善道，则天下之恶加多矣！（《镡津文集‧辅教篇中‧广原教》）

可见他虽方外，却颇关心政治民生，所以敢于平衡各家学说，此犹如十法界各有其理，思想放大了，摆脱了佛教逃离现世的心行，鼓励人人当发挥长处服务社会：

人者、天者、圣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圣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

他本于天命之谓性，人人同具此性，后天的差异在教，当然可以从教中复明。而性必修，必证：

全性莫若乎修，审性莫若乎证。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证也者，见性之验也。

委婉曲折的指出佛性的修证，修者为善去恶，待全性自然呈现，此谓之证。一旦证得就不退失了。他又强调孝道：

天下之有为者，莫盛于生也，吾资父母以生，故先于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于教也，吾资师以教，故先于师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于道也，吾资道以用，故先于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师也者教诰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冐也，饮食可无也，此不可忘也。（《镡津文集‧辅教篇下‧孝论》）

这是“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论”的主张，巧妙地把儒释圆满地融合起来，也多少打破了轮回说的僵化。因为轮回太重视业识，容易误以为人人都是因缘律中轮回而已。契嵩企图在这世的因缘出生上，藉助亲、师、教而明德，以提高灵性，走向更光明的未来世。这的确是非常大胆的论述。

为了拉近儒释，他特别重视《中庸》。《中庸》本来不太受人重视，梁武帝曾为文论述，李翱亦有文章，但提高分量的是智圆，加以深刻论证的是契嵩，从此掀起儒者也重视《中庸》的风气。《镡津文集》卷四《中庸解》：

郑氏其解天命之谓性，云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考夫郑氏之义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则从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则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则义礼智信之性也，似非习而得之也……

吾尝病郑氏之说不详，而未暇议之。然郑氏者，岂能究乎性命之说耶？夫所谓天命之谓性者，天命则天地之数也，性则性灵也。盖谓人以天地之数而生，合之性灵者也。

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圣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爱、感激、知别、思虑、徇从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爱可以成仁也，感激可以成义也，知别可以成礼也，思虑可以成智也，徇从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则性与生俱无有也，孰为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为物也无知，孰能谆谆而命其然乎？……如其说，则圣人者何用教为？

他反对郑玄“性从所感而有”，认为“天命则天地之数也，性则性灵”，非习而得之，“盖谓人以天地之数而生，合之性灵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之而有之”，性与命同产生，教藉以充实。这和程朱性即理接近。程朱讲变化气质，要从气质之性发展到天地之性，故又有“致知在格物”之说。契嵩是释子，重在“复性”。他在《广原教》中又论唯识：

心必至，至必变。变者识也，至者如也。如者，妙万物者也；识者，纷万物异万物者也。变也者，动之几也；至也者，妙之本也。万物之变见乎情，天地之至存乎性。情性可以语圣人之教，万物同灵之谓心；心与道岂异乎哉？

毕竟他是唯心论者，不改释子本色。

本篇只是简略地介绍契嵩的思想，重点在提醒，当契嵩这样卖力地援儒证释，是两面不讨好。尤其对佛教来讲，未免离经叛道了。除非佛教发展另外一种修证方法，可以在社会上尽着世俗的责任义务，又能证得终极存在的方便法门，摆脱寺庙文化的僵化制度，打破寺庙传道的权威，将佛教的修证分成两种：即原有的寺庙文化与新兴的佛教社会文化并行。

这不是不可能，因为佛教所传播的是一项最普遍的生命之学，只要以最简单的方式，循着可靠的修证方法就可以完成。不可能只有在寺庙内才能完成的，因为寺庙制度是特殊的制度，特殊的非必是普遍的，这是当今佛教界应该审思的问题，也是契嵩内心的挣扎。他努力为儒释并行不悖而辩护的时候，寺庙山林修证的出家人身分，与爱国护教的热血，让他身处于禅宗与理学的两难，因此长期受到贬损。现在我们应该为他伸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