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战斗英雄刘瑞林回忆平津战役夺取天津旱桥战斗

我们所渴望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总攻战打响了!我记得,这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午。
攻打突破口的任务,已被兄弟部队抢先领去了,上级交给我们团的任务是:当兄弟部队撕开突破口以后,猛插纵深,分割打乱并全歼天津市东北角上的守敌。因此,在战斗最激烈的头几个小时,我们并没有参加,而是蹲伏在城外的战壕里,难耐地看着烟火,听着炮声。
我们进攻方向的突破口——民权门,终于被兄弟部队撕开了,于是我们便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挤过缺口一齐向天津市内冲去。这时天已黑了,枪声、炮声在整个城市呼啸着、轰响着,浓烈的烟雾,笼罩了整个市区。

我们七连走在全营的最后边,所到之处顽敌早被八连、九连消灭了,只剩下一些正在冒烟的地堡和被击毙的敌尸,散乱地摆在街道上。即使在那些坍塌的楼房里和阴暗的街角处,间或有一些隐伏着的残兵败将向我们射击,但这都是一些早已吓破了胆的熊货。这种短促的很不激烈的巷战,打得一点也不解馋。而前面又不断地传来“八连已攻进扶轮中学(现改为铁路学校)啦!”“九连已占领北洋大楼啦!”等消息。
这时我们连长也发急了:“同志们!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捡骨头吃,我们应该赶到前面去,哪儿有敌人就往哪儿冲!不然那几座桥就会被别人抢先占去啦!”
本来,连长只是想鼓动大家更快一点前进,没想到这一声吆喝,使大家一个个都变成了离弓的箭,脱缰的马,谁也顾不得班、排建制,争先恐后地向前飞去。不用说没有一个掉队的,大家还都嫌自己的腿长得太短了哩!但是究竟敌人在哪里?'桥’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哩!只是一股劲地往前跑!跑!

这时跑在最前面的,只有我和我们班的刘爱民同志,其他同志都掉到我们身后,基本上失去了联系。当时我心里多少有点紧张,如果遇上一大群敌人,我们孤孤单单的俩人能否对付得过来呢?但当我想到:应该更快地抓住敌人、应该更快地把天津夺在我们手里、应该更快地抢占那些桥的时候,就什么都忘了,步子也迈得更快了。
我们俩人不知跑过多少街巷,多少里程,突然,一条宽阔的河,横在我们面前。离我们约五十米的地方,还有一座桥,长长地伸向对岸。借着蒙胧的月色和汽车的灯光,我们还可以看见不少汽车、不少敌人,在河的对岸奔走,马达声、斥骂声,清楚地传到河这边来……
但当时我俩并不知道,一直到战斗结束后我们才知道这是旱桥。因为在我们的想像里,林总所指的那些桥,一定都是又宽阔又雄伟的大铁桥,而这座桥呢?却是木头架的,而且还那么狭,连汽车也过不去……

总之,这是一座非常普通的桥。不过,在这座桥附近所修的工事,果真是'名不虚传’:沿河架起了密密层层的铁丝网,在桥的这一端,矗立着一个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的钢骨水泥的碉堡,借着碉堡内的灯光,我们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碉堡上面的、一排一排的枪眼。也许是因为炮声、枪声还响在远处,敌人自信我们还不可能马上接近他们的碉堡,所以都拥挤在碉堡里,外边连个哨兵也没有。

找到了敌人,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但我们却没有继续前进,当刘爱民正要向敌人的碉堡猛扑的时候,我把他拉回来了。达并不是我胆怯,当时我也确实忘记了胆怯,这是由于责任心的促使,因为我是六班的战斗小组长,他是六班的战士,在我们俩人之中,我大大小小还算个领导,我应该为他的安全负责,也为我的安全负责,因为我们俩人的生命从我们入党宣誓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赤裸裸地交给党了。如果要付出两条生命,就必须给党换回比两条生命更多的代价,而此刻如果我们有任何盲动,可能就会白白地牺牲自己,而换不回任何代价。不前进难道后退吗?让我们这段紧张的、焦急的奔跑,以毫无收获而告终吗?当然不能!对一个战士来说,还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自己手里溜掉更可耻吗?
就在离敌人碉堡五十米的河边上,我们俩静静地蹲伏了一会。刘爱民那双像火一样的焦灼的眼睛,不时地凝望着我,显然他是在期待我的决定。这时,远处的炮声已经停止了,枪声也比以前稀落了,看来,整个天津城市的战斗即将结束,只是在我们俩人面前的敌人还在活着,他们还霸占着这块土地,他们霸占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还没解放……。

当我想到这儿的时候,一种难于继续忍受的、强烈的仇恨与责任感突然涌在我的心头,血在沸腾着,再也不能犹豫了。于是,我果断地作了决定:“走!悄悄地爬过去!先搞掉这个碉堡再说!”
我们把所有手榴弹全部揭开了盖,枪也上好了刺刀,悄悄地沿着河岸向着敌人的碉堡爬去。我们每爬一步,心便绷得更紧,我们两人都清楚地知道,只要我们在爬行中稍微发出一点声响,敌人几十支枪的子弹,便会一齐压过来。我们爬着,爬着,爬得那么慢,这时我才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身躯是那么笨重,不到五六十米的地段,我们大概足足爬了七、八分钟;要是在平日这段路算得了什么,说两句笑话就过去了,可是这时,我们却觉得是那么长,长得令人难以忍耐。好容易爬到了离敌人碉堡约五米的地方,已经是敌人子弹打不到的死角了,于是我们迅速地纵身跳起,向着碉堡猛扑过去。这时敌人已被我们的脚步惊觉了,慌乱地叫喊:“谁!谁!”
可是他们的喊声还没落,我们却早已冲到碉堡的后门口,并且把枪口指着他们的胸膛了。
“你们被包围啦!交枪不杀!”刘爱民在我的身后大声地喊着,把我的耳朵震得嗡嗡作响;而碉堡里的敌人则早被他这一声吆喝给吓晕了。他竟有这样粗大而宏亮的嗓子,我确实是第一次才发现。但敌人并没有把枪马上交出来,有个较顽固的家伙,还壮着胆子在叫:“要你们的长官来我们才交!”咳!好大的口气,好像我们俩人还摆弄不了这帮龟孙子似的。这下我真火了,我一步窜到碉堡里,大喝了一声:“你们交不交!”并举起手榴弹来准备拉弦。其实我是吓唬他们的。

这一下真有效,一个个完全吓呆了,战战兢兢地把所有的枪一枝一枝向碉堡外边扔去。我们一枪未放,就使这二十多个匪徒乖乖地当了俘虏。
这些被俘的家伙,并不怎么老实,当我们把他们像赶羊似地赶到碉堡外边之后,他们见我们一共才两个人,又想造反了。有几个家伙,扑向刘爱民身边去,想再夺回他们已经交了的枪,但是,被刘爱民的亮晃晃的刺刀给吓回来了。还有几个家伙想脚底板擦油,从我的身边溜去,也被我拉响的枪声吓住了。当时真把我们俩弄得够紧张,顾了前边,又顾不了后边。幸好我们连队在这个时候赶了上来,一阵急促的、响亮的脚步声,才算把他们完全摄服。
当这座桥被我们夺下之后,继续赶来的部队,便一齐从桥上向河对岸的小王庄涌去,尚未来得及逃跑的敌一五一师的全部人马,也全部当了俘虏。

刘瑞林,1930年生于河北迁安。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先后立大功五次。1949年在天津战斗中,任战斗小组长,带一战士机智勇敢地攻占蛙桥桥头堡,俘敌二十余人,并接应连队主力歼灭守桥敌军一个加强连,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道路。同年获“旱桥英雄”称号。1950年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后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委、军副政委,1988年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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