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9日，从下午3点50分到5点10分，我一共进了10次厕所，准确地说，是进了10个厕所。我并不是拉肚子，而是要对厕所探个究竟。类似的事我过去没少干，现在有一种重操旧业的感觉，夸张一些叫“再作冯妇”。我当过约20年记者，一种职业干了这么长时间，不管是否热爱，都会带上很深的职业习惯，就像王小波笔下的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就会习惯地打量他脖子上的纹，想象这个活怎么干。我揣着手机，主要用来拍照，还拿着一个本子，从北海大道出发，在北京路折进长青公园正门，然后到环卫路、垌尾社区、北部湾广场、四川路、西南大道、上海路，再回到北海大道。进每个厕所，我差不多做同样的事：看地面和厕位脏不脏，有没有残疾人专用厕位，墙壁有没有厕纸，水龙头出不出水，天顶的灯亮不亮。
第一个厕所就让我“碰了壁”——差点写成“吃了闭门羹”。这个位于北海大道与湖南路交叉处西北角的厕所，门口用一根绳子拦腰拴着。其实我每天上班都从它前面经过，印象中它拴着绳子起码超过两个月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碰过壁。人虽有“三急”，但拉屎拉尿的事，不容易让人有“代入感”，能设身处地想到被憋得六亲不认、“物我两忘”的情形。如果是外来的游客上厕所有这样的遭遇，估计他不会对这个城市留下太好的印象。但我得承认，现在上厕难的情况确比以前好很多了，数量多了不少，而且管理得不错。除了没能进去的那个，另外的10个，都标识醒目，设施齐全，有残疾人通道、带扶手的残疾人厕位、洗手台，有两个还有烘手机，每个厕所的开关摁下去，顶上的灯都积极响应焕发出光明，地面和便器也比较清洁。但“清洁”与“干净”不是一回事，除了四间厕所，其余的地板“净”而不“干”，全都湿漉漉的，让人担心滑倒。管理员的解释是刚刚冲过水。例外的是北部湾广场靠和安商港处的一个公厕，地面十分“干净”，它甚至让我感到有点惊喜，因为走进去要“钻”进一个弯曲的廊道，“密闭性”很强的它居然闻不到丝毫异味。这个厕所就在广场边上，每天如厕的人如果不比别的厕所多，至少不比它们少，居然能让它这么干爽且洁净，上这样的厕所甚至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赞美生活。它使我想起有一年在德国慕尼黑一个公园看到的公厕。但这样的公厕并不多。我进的10间厕所，起码有一半都闻到臭气。我曾经和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厕所臭天经地义，就像狗改不了吃屎、猫儿一定会偷腥。但现在很多狗已经不吃屎了，所以这种传统观念似乎也应变一变。
厕所是解决“下三路”问题的场所，在中国有很浓厚的“耻感”，人们不屑于谈论它，还给它找了许多诗情画意的雅号，如“听雨轩”“观瀑亭”“轻松阁”“天下粮仓”“五谷道场”之类。其实对于对那些“飘臭扑鼻”的厕所，叫“寻味斋”最恰如其分。厕所的异味，除了臭，还有臊，两者的主要成份分别是吲哚和氨气。因此，防止厕所异味属于一个科学问题。过去有的公厕应用了物理学：借助杠杆原理，用一个带斜口的桶，24小时接着水龙头的细流，桶里的水满到一定程度就会定时倾到槽里，将秽物冲走；还有的采用化学方法，在厕所里点上一盘香，或者在小便器里丢樟脑丸，以压住异味。后一种方法其来有自，西晋时的石崇就用香囊消除臭味，他家的厕所弄得富丽堂皇，有如宫殿，里面摆着红色的纱帐大床，铺着华丽丽的毯子，还有婢女手持香囊伺候。有个叫刘实的人拜访石崇，中途上厕所推开门吓得落荒而逃，留下了一个“历史的笑柄”。德国的厕所并没有用这类方法。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做到毫无异味，但既然北部湾广场那个厕所能做到，估计也不是能难得住我们的事。建议管理部门到那儿开个现场会。厕所有一个别名：洗手间。两个月前有一天晚上在西南大道林阴道散步时，我发现厕所的水龙头没有水。这次特地去了那个厕所，发现并没有问题，我以为是修好了。管理员告诉我，西南大道的厕所与绿化用水共有管网，公司要求他们下午6点下班时把水龙头关了，“有人故意把绿化的喷泵打开，造成整夜长流水。”我想起网上经常引起争论的两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这真是一个“鸡”与“蛋”孰先孰后缠夹不清的问题。但公厕之所以叫做公厕，它总应该24小时开放才对。管理员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下班后她会把墙角的一个水缸盛满水，供人舀水洗手。我感觉有点滑稽，不合时宜地想起李鸿章给慈禧送的那列小火车，老佛爷专门修了一条1500米的铁道，让几十个人用红绸拉着火车往前行走。
我还发现另一个独特现象：几乎所有（！）的厕所里都有厕纸盒，但盒里却没有厕纸，就像聋子的耳朵。理由是怕人拿走，至于洗手液更是不见踪影。厕纸和洗手液按“规定”似乎是应该有的，因为我跟一个管理员提出这个问题时，她急急忙忙解释厕纸刚用完，还没来得及再放上去。我自然不会相信所有的厕所都碰巧“刚用完”。她从杂物间里拿出两瓶洗手液，告诉我洗手液也有，是她“刚才离开了一会，怕人拿走收起来了”。专家介绍，戴口罩和勤洗手是防控新冠病毒最实用易行的办法。给公厕配上洗手液，不仅有利于防疫，还能增强人们的“洗手意识”。而我以前在青岛、丽江等地的公厕，它们都是有洗手液和厕纸的。青岛公厕外墙上那卷飘扬着的厕纸，让人感觉就像一个城市文明的旗帜在飘扬。当过记者的人往往有些理想主义，看到别处好的，都希望自己身边也有。我在台湾、在德国，厕所留下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台湾邓丽君哥哥开的“筠园小馆”的小便器是无水的，却毫无异味，我像某位领导出国访问时，在厕所里研究不漏水的水龙头一样，在那儿琢磨半天仍不明就里；而德国慕尼黑机场的公厕，洗手的擦手纸非常柔韧，用过后会自动卷起，消毒后重新使用，把它“拿来”似乎并非难事，哪怕做个示范。偷厕纸、洗手液属于典型的“公地悲剧”，凡是“公”字号的设施、物品，不是容易损坏，就是容易失窃。共享单车是一个例子，厕纸、洗手液只不过添一例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句顺口溜：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但这种现象绝非“中国特色”，也不是国人素质低什么的，因为不少单位、学校的厕所也没有厕纸和洗手液，真的想不通。对厕所的漠视，可以称之为传统。虽然有石崇那种把厕所弄成宫殿一般的变态例子，但大多数人是不以为意的。历史上甚至发生过国君掉进厕所的悲剧。我猜想那位晋景公进的厕所，就是现在农村在粪坑上架两根木头挖个洞的那种。上过那种厕所的人都知道，掉进粪坑的概率真的有点高。至今仍然不难看到的“不准随地大小便”的禁牌，说明我们的厕所文明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从这个角度，现在农村推进的改厕，称之为“厕所革命”一点也不为过。厕所是文明的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一根尺子。对于一个城市，“文明”与健全的公共服务有关，它能提供舒适的环境；对于个人而言，指的是合乎时宜的行为方式，环境能为个人的行为文明提供保障。“北京环境”进驻之后，现在的公厕无疑比以前管理得好很多了，这说明引进先进企业是提升城市文明的正确选择。我想到的是，文明的创建和维持需要成本。个别人偷厕纸、洗手液，将绿化水阀无聊地打开这类无良行为，就是文明的一种成本，只要小于文明给城市带来的益处，它就是合理的，可以采取适当的办法来减轻。比如像青岛那样，把厕纸盒安装在门外的墙上，就是让贪小便宜的人忌惮于众目睽睽而不敢伸手的小妙招。（感谢与我一起探厕的小清同学，其单位提了一个“提升公厕服务”的提案，于是有了这个探厕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