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评赫尼希斯瓦尔德《哲学与语言》

理查德·赫尼希斯瓦尔德(Richard Hönigswald)，《哲学与语言：问题批判与系统》(Philosophie und Sprache: Problemkritik und System[Philosophy and Language: Problem-Critique and System], Basel, 1937)，461页。

康德在一个严格——尤其是以逻辑的术语——界定的领域中着手解决哲学问题。[1]在精密科学的基本原则下寻找一切知识的理论，康德认为这些科学与独断论是对立的，尤其是宗教的独断论主张。他谨慎地宣称对这些独断论主张的拒斥是他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性审视的结果。至于新康德主义学派，其突出特征在于继续采纳了康德思想中组织的战斗计划，尽管现在对手位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区域。[2]因为精密科学——正是此类科学为批判思考提供了营养——的方法同时发生了变化。现在，看起来，实证主义是科学领域的最新成就。[3]在德国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精密科学参与形成了一种没影点(vanishing point)位于自由和永久和平领域的世界观。这提供了一种基于历史计划的视角，这种视角与康德和拉普拉斯草拟的宇宙学计划相比，毫不逊色。[4]崇高(sublime)概念基于这两个领域的等值。“崇高者”，康德写道，“可被如此描述：它是这样一个（自然）客体，如果由心灵来描绘的话，就会促使心灵把自然的不可触及性构想为某种理念的再现”（康德，《著作集》[Werke]，ed. Cassirer, vol. 5[Berlin, 1922], p. 340）。在赫尔姆霍茨、杜·博瓦·雷蒙和海克尔的世界观中，自然不再是人类解放的工具。[5]自然不再是义务的材料，而是控制的工具，在掌控它的群体日渐缩小的同时自身却不断扩展，直至遍及全球。民族和种族，启蒙时代人们眼中散布在天堂般土地上的民族和种族，成为世界市场上消费者紧凑的人群。他们身上，起源的荣耀以及随起源而来的关于更好的未来——过去为起源所有（孕育在起源中）——的许诺已经消散。

康德思想的复兴，就发生在这一暴虐的星丛之中。人们推断，新康德主义的弱点在于它无意识地对实证主义不闻不问——而这种不怀疑的态度，正是一直以来为它自己所否定的。这个缺陷在新康德主义的系统概念中尤其明显。康德最激动人心的创造性在于它的《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ailskraft)。在他死后不久，许多伟大的德国古典主义者的名字就铭刻在他系统的楔石之上。赫尔曼·柯亨的美学恰好缺乏这样的历史想象。在他的作品中，系统的概念只作为阐释的工具起作用，而不再是计划的手段。出于同样的原因，其批判和想象的能力(energies)也下降到了同样的程度：对那些当权的能量来说，要与已建立好的次序相适应并不费力。当柯亨对十八世纪战略立场的严格掌控开始松动的时候，这幅景象就变得令人沮丧了。柯亨的论文《论德意志精神的特性》(Über das Eigentümliche des deutchen Geistes)和那托普的《德国的世界任务》(Deutcher Weltberuf)标志着这一衰落的开始。[6]上了年纪、虚弱无力的批判主义[7]开始试图抓住语言和历史——以此名义历史学派曾一度对批判主义和启蒙提出大规模的公诉。到这个时候，历史和语文学已经从浪漫主义阶段中显现出来——但者却没有使之更接近批判主义。确实，这些衰落与精密科学的严格竞争得越厉害，它们也就越是能够迅速而谨慎地服从于官方的需要，把对资源过于细致的研究作为它们的不在场证明。因此，在语言和历史中开创“批判哲学”的，是以下两个大环境：资产阶级对抗的决心的衰落，以及内在于这种决心中的历史野心的枯萎。

这条道路从那托普开始直达——经由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赫尼希斯瓦尔德。[8]沿着这条道路，超验的质问逐渐地变成一种不再为任何智识上的努力所驱动的仪式。在赫尼希斯瓦尔德那里，超验的知觉统一体已经变成了文化意识的统一体，沉淀在语言之中。这种事物观点的“大宪章”(Magna Carta)在于——语言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的观念，而给定的事实，则是温和地负荷在此连续统一体之上的。“这些东西包括一切（相当陈腐而简要地说）‘不可能被改变’的东西，一切只是‘如此’的东西，……信仰和国家、法律、道德、语言、自然、内在的生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完全‘被给予’的”（第32页）。“（这些东西）既创造文化又为文化所滋养”，人性则为此连续体之流(stream)所支撑。

本书与当前语文学提出的一切实质的探问都保持了极大的（直译是天文学的，天体与天体之间的）距离。[9]就其对一切思想进程的贡献而言，它主要服务于一种完全物化的思想。赫尼希斯瓦尔德对人的定义在此显露无遗。那一眼看上去有些荒唐可笑的东西无疑是其众多缺陷中程度最轻的。从语言理论的立场来看，“人”的概念据说是“有组织的身体组成的，这些身体中的每一个都归属性地与‘某人’相关，都‘属于’某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个身体实际上都被这样一个事实——它必须属于‘某人’——界定为一个有组织的身体”（第274页）。这一路径，如果目标不在于“人”和“所有物(property)”之定义的话，本可能导向其他方向。它包含了一种对常用意义上所有物的批判，直指这种身体强加给其所有者的关系中的局限。把注意力集中在该事务的观点上与批判思想是一致的；但在赫尼希斯瓦尔德那里却不是这样。他的定义使之陷入循环：“某人”不过是一个人而已，除此之外什么他也不是，除非他被指定了一个名字。这就可能使命名问题开始作用。在命名和指定的两极之间语言哲学力图有所发现，正如自《克拉底鲁斯》以来历史教导我们的那样。[10]这点在书中鲜有反映。这本书（只有）在不可靠的意义上（说）——它把一切关于此主体先前知识或自身知识之历史条件的探问撇在一边——才是“系统的”。

赫尼希斯瓦尔德对历史的概念化定义也不能弥补在这些问题上历史视角的匮乏。它迷人的花言巧语与其意图支持的形式主义是一致的。“在一切历史的编纂中”，在赫尼希斯瓦尔德那里我们可以读到，“描述和供认都被纳入一种不能分解的……确保主体问题的共同体”（第260页）。一旦人们意识到那“清晰的概念”先于收敛在此高度不清晰的历史概念中的“人”的概念[11]，我们抓住了之前提到的定义的空洞性。对此，作者及时地加以澄清：“一旦被指涉的实验中心获得与‘言辞’、‘文化’——亦即，与历史——‘无中介的’关系，‘某人’这个词也就具备了‘人’的意义”（第274页）。

如此的定义部分地瞥见了“根据及其复杂的……条件”，在语言内部成形的“客体自身的系统。语言决定……客体；就像因果联系那样，它是客体不可竭尽的决定因素(determinateness)的条件之一”（第23页）。通过一个不那么讽刺性却十足悲剧的策略，这种批判哲学[批判主义]，这种号称揭示了语言中客观性[Gegenständlichkeit]奠基原则的批判主义，却是用胡言乱语来阐明自己的发现。比如说，尊严，“意味着……与共同体相关的‘个人’仅由价值依赖的‘尊严’——也即，依个人‘行动’的可能性来——界定。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行动的主体，个人在功能上依赖于那种所有价值的价值……通过他对自身与最高价值关联的意识，个人变得‘自由’——也就是说，具备‘个性’的效价，而正是后者决定了他作为‘个人’的概念”（第238-239页）。

在面对这些含糊之处——其中实践理性的词汇导致了一种抽去方法论骨架的幽灵般的存在——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其命运与那些在通灵会上凭幻想或魔法作法的伟大思想家的命运并无根本的不同。他们必须服从于一种与其作品无关的虚假的圣化(apothesis)。因此超验哲学的术语也就衰落了。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康德曾试图提出一种其结构基于纯粹理性的知识奠基。而康德的追随者的目标则并非如此狭隘。缺乏排除任何事物的力量，他们只好“奠基于”一切事物和任何事物。他们的论述缺乏批判的灵巧，相反，在康德的超验辩证法中，这种技巧却得到了极其成功的运用。[12]因此，这些后来者的思想仅仅服务于美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的那些东西”。被迫为所有人服务的言辞看起来确已足以澄清这种谄媚的哲学

[注]写于1938年和1939年1月；于1939年晚期提交给《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但却终生未刊。原载Gesammelte Schriften, III, 564-569。Edmund Jephcott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