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三代人 文学百年身 李楚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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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三代人
文学百年身
李楚翘
北京晚报 | 2021年0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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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1921年，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殊为重要。在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中，各个世代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在这一年完成生命中重要的作品，留下对现实的思考。百年之后，从文学的角度观照历史，也许能体会到之前未曾察觉的缜密柔思，细细咀嚼之下，一声喟叹之外，也许还有“看透”的幡然顿悟。
《故乡》：80后鲁迅的忧郁
1921年对鲁迅来说很有纪念意义，生于1881年的他正好四十岁，旅食京华的公务员生涯也正好是第十年。十年前，应时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之邀，鲁迅辞去家乡中学的教职，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北漂头几年，工作干得还行，日子却不顺心，一代宗师下了班就蜗居在绍兴会馆里抄古碑，提前进入精神上的中年危机。直到1918年与《新青年》结缘，鲁迅凭借《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白话小说找准了自身在时代浪潮里的定位，也解锁了在学界的新身份。1920年夏天，他站上北大国文系的讲台，才教了一学期的“中国小说史”，鲁迅就成了红楼里最受欢迎的明星先生之一。
在京城文化圈子十载的耕耘收获，让这个浙江佬与古都北京的羁绊越来越深。四十岁到来前，鲁迅做出了一个人生赢家式的决定：结束北漂身份，在四九城安家落户，把一家老小都接来团圆。忙活了大半年，鲁迅购下八道湾胡同的四合院，并于1919年底最后一次回到故乡绍兴，卖掉祖居老宅，接老母亲北上，和故土彻底来了个“断舍离”。然而，故乡并不那么轻易就能被抛却。特别是对于一个谋食异地的中年人来说，他的身体走出了故乡，投入到一座更先进的城市和一种更光明的生活，但那些来自乡音故人的昏暗破败的记忆却时时包围着他，使得故乡仍以幽灵般的形式栖息于他全新的生活之中，提醒他梦想不过是幻想。睿智如鲁迅，也不能摆脱这种侵扰。1921年元月，当新春的爆竹声在什刹海畔的新家响起，成为“新北京人”的鲁迅却开始怀旧。他以一年前返乡卖房的见闻为蓝本，提笔写下短篇小说《故乡》，将自己对故乡最后一瞥的种种记忆碎片织成浓郁的悲雾，那萧索的村落、破败的老屋、滑稽市侩的邻居、物是人非的昔日玩伴……无一不是对游子辛苦辗转求出路而不得的嘲讽。令人感伤的不是从此远离故乡，而是美好乡情的失落与幻灭。
《故乡》于1921年5月刊发于《新青年》，中年人鲁迅用自己的经历让青年一代更清醒地意识到了斯时斯世的悲哀。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茅盾著文称：“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我觉得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可谓切中要点。
文学是社会的镜子，鲁迅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闰土这个经典的形象，从活泼勇武的小英雄到辛苦闭塞的木偶人，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显性社会问题外，他照见了前人未曾顾及的东西：一个被生活损害的穷人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泪水容易被看见，而泪痕不易见。四十岁的鲁迅老练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泪痕，痛心之余，犹能对加以成熟的思考与温情的指引，人们的语库里从此有了一句朴素而精确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百年之后，我们再看闰土与迅哥之间“兄弟变老爷”的悲剧，或许不会将其一刀切地归为封建观念的毒害，而更多能寄予一种理解与怜悯。因社会地位差距导致人与人的关系趋于势利、冷漠、隔膜，这既不是故事也不是新事。鲁迅在1921年遇到的社会问题如今早已解决，但人情和人心的问题仍需后人抱着希望去克服时代和环境的压力，不再重蹈前辈的忧郁。
《女神》：90后郭沫若的狂飙
1921年也是郭沫若生命中重要的一年，29岁的他正值事业和人生的黄金期。生活中，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艺术上，他也在这一年迎来了两个宝贵的宁馨儿：《女神》的出版，和创造社的成立。自从1914年赴日以来，郭沫若一直是留学生群体中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组织爱国团体夏社、罢课抵制“二十一条”、带头响应五四运动……外向奔放的性格与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以域外之身参与到国内每一次社会政治思潮中，对时代风气的觉察也往往先于同辈。
在文学创作上，他也应时律之召，早早投入到白话诗的尝试中。1919年，他就写下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雄篇，寄回国内发布后，其瑰奇的想象力与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风格引起了文坛的注意。
彼时，国内新诗的发展以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仁自发自觉的尝试为主，崇尚自然的情感流露和简洁的语言。显然，比之“两个黄蝴蝶”式的清淡，郭沫若这种热情、阔大、一唱三叹的华章闪耀着西洋文化的能量与光环，更契合“五四”的蓬勃精神，这个聪明又大胆的“90后”（郭沫若生于1892年）海归诗人轻而易举地站上了时代的潮头。
年轻人更容易学习新鲜事物，对历史包袱的看法也更通达。在创作上，郭沫若自言受19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颇深，其实也带着传统文学中《离骚》的影子。自从出现在五四诗坛起，这个弄潮儿就与众不同地宣布“要研究古代的精华，吸取古人的遗产”，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实为罕见。有了新的文学主张，就要有自己的文学阵地。郭沫若留心了当时日本文坛，几乎每个文学流派都会自办杂志，用来展示同仁的创作成果，吸纳更多的支持者。自从在国内文坛投下水花以来，郭沫若就有自办刊物的想法，同道好友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等亦有此意，从他们彼此的通信中足以见出，这群年轻人并非凭兴趣一时脑热，而是有着强烈的文学使命感：“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底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不仅那些老成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
进入1921年，郭沫若为结社办刊积极争取机遇。4月，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参与泰东图书局的工作，在一个多月里完成了三件大事：编《女神》诗集、重译《茵梦湖》、写就《〈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长文，从而得到书局老板的信任，允诺资助他办文艺杂志。带着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郭沫若于5月再次东渡，遍访好友，商议新刊名字与创办细节。就这样，1921年6月，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创造社就在东京郁达夫寓所中正式成立了。
出版于1921年8月的《女神》，正是这个年轻的文学团体向未来之路投下的第一块灵石。《女神》集结了郭沫若“五四”以来写下的50余篇诗作，其高扬自我的反抗姿态如排山倒海的激流，为孱弱探索的新诗艺术注入汪洋恣肆的生命力，让时人一举见识到创造社“自我表现”“个性解放”等新锐的文艺主张，也为郭沫若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虽然从诗艺上来看，《女神》不免有浮夸、主观、大喊大叫的毛病，对西洋自由诗体刻板模仿，缺乏内在层次，有时流于浅薄。但它的价值也正在现代性的“大喊大叫”之上。闻一多认为，《女神》是最有20世纪诗歌品质的作品，因为20世纪是一个“动”的世纪，这个时代的文学不能再悠然见南山，而要有动的本能、有力量感。“90”后郭沫若风驰电掣地完成了这一“动”的使命，至于下一步，就是后人的事了。
《沉沦》：95后郁达夫的叛逆
1921年10月，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在上海出版时，其作者郁达夫还只是个不满25岁的青年学生。人们震惊于作品中对“灵肉冲突”的大胆描写，却不曾见过这位另类的作者——彼时郁达夫仍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念书，自从1913年随兄长东渡以来，他已在日本度过八年留学生涯。
这八年，在这个不世而出之才子的年轻生命历程中是祸也是福。说是祸，因为弱国子民的境遇让他时常沉浸在“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中”，加剧了他孤傲敏感而不擅交际的性格；说是福，因为他只有钻到诗与远方的怀抱中自遣，“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丰厚养分。惊世骇俗的《沉沦》，就是一番福祸相生之下的结晶。集内一共有三篇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皆带有高度自传性质，将抑郁不得志的青年留日学子的情感波澜织锦成文。这是一种和过往之文学全然不同的表现方式，创造性地融英国的感伤主义、日本“私小说”和古典诗词之多愁善感于一体：淡化的情节，生动的感官细节，大段饱含热情与忧郁的独白，坦诚表露内心的隐秘情绪和病态心理，足以令思想保守者阅毕连连摇头。
百年后回望，也不难理解《沉沦》在1921年的文坛所引发的轩然大波。自从《新青年》举起文学革命大旗，时代的潮水一直以现实主义为底色，主张文学“为人生”，“五四”第一代作家普遍重视冷静观察，以客观的笔调再现社会现实。相比之下，对个人一己情绪体验做极致渲染的郁达夫确实是一朵闪着异色的后浪。这从1921年9月他为《创造季刊》所写的出版预告中就能看出来：“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年轻的郁达夫很有叛逆精神，不愿与“70后”“80后”前辈们一脉相承，而主张缘情写作与自我表现。作为创造社中小说创作的代表，他欲在现实主义的壁垒面前发起“自我小说”这一浪漫流派，创造一个新的文学世代。《沉沦》的尝试确实非常成功，但也招致了批评。按过去的说法，郁达夫的主人公净是些“零余者”，思想上懦弱厌世，生活上颓废堕落，于社会进步无补。然而，无论前辈们如何批判，这些良知未泯却又无力自拔的形象得到了青年群体的强烈共鸣。《沉沦》发行后连印十五版，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畅销书之一。“00后”读者沈从文后来回忆，郁达夫在当时“成为一切年轻人最熟悉的名字……人人皆可从他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只有同龄人能懂得同龄人的苦闷。比起已经在社会上立足的“80后”“90后”，甫从象牙塔走上十字街头的“95后”正经历着虽已觉醒却无出路的彷徨。事业、爱情、理想生活、个人尊严、民族尊严，皆为镜花水月。一个必须承认的真实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斗士，有力量去抗争，大多数人只能抱着心头恨意选择消极反抗。《沉沦》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照，“软弱”和“不进步”的郁达夫以自己的真情打动了同胞同侪的心。在后来出版的《创造月刊》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发刊词，如今回望，更能感受到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关怀：“……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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