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走你孤独之路，去担当缺席和追问
作者孙周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节选自《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东方出版社｜授权刊登
哲学家海德格尔与诗有不解之缘。在20世纪西方哲人中，海德格尔论诗最多也最有意思。海氏不仅论诗很积极，自己在后期也曾由赋得几首。自然，那是一些很哲学的诗了。所谓“诗哲”，看来用在海氏身上才最为贴切——海德格尔是一位“诗人哲学家”。
海德格尔的生活，大抵也体现出“诗哲”品格。笔者曾见过一组海德格尔晚年相片，摄的是黑森林深山中一间孤独的木屋和海氏在那里的日常生活场景。那风光，那路和屋，风雪和草木，白云和蓝天，特别令我心驰神往，觉得委实是一个诗意地运思的场所。
海德格尔小屋
也许正是在那里，在那群山深处杳无人迹的林中路上，在那座或风雨飘摇或阳光沐浴的小木屋里，海德格尔把思想当做写诗，把写诗当做悟道。于是才有了他诗意盎然的《林中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等诗学名作，也才有他独具一格的吟咏：《从思想的经验而来》。
我们这里译读的是组诗《从思想的经验而来》。这组诗吟成于1947年，标题已经挑明了这诗出于“思”，是“思”之“诗”。
道路和惦量，阶梯和道说达于独有之行。无碍无顾走你孤独之路去担当缺席和追问。
这就是序诗，隐约显出了一个遁入山林的思者形象。看来海德格尔是认了命。思想的事情往往是，思想者作运思的追问愈深、愈远，他也就愈不能发现同道中人，也就愈有入于荒野丛林的寂寥感。真正的思想家终归孤寂，因为他们敢于大胆冒险，先行探入人类精神和文化的遮蔽源头。
况且，思想家海德格尔又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这个时代被称为“现代”，所谓“新时代”（Neuzeit），它在本质上已进入“黑夜”。组诗第一首这样写道：
世界黑夜从未通达存在之光。对于诸神我们来得太迟，对于存在我们来得太早。方兴未艾存在之诗是吾人。
“我们”是置身于过个“新时代”的人们。而所谓“新时代”未必就比旧时代更光明些，更在白昼中；恰恰相反，这个“新时代”被称为“世界黑夜”（Weltnacht）的时代。之所以黑夜，之所以了无光亮，乃是由于上帝的“缺席”。我们知道，这既是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意经验，也是哲人尼采的思想经验。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上帝的存不存在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因为上帝乃是世界的光源，只有上帝能说“要有光……”。海德格尔就此有一番解说：“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可见地和明确地把人和物聚焦到它那里，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逗留嵌合起来。但在上帝缺席这回事上预示着更为恶劣的东西。不光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的光辉在世界历史中也已黯然熄灭。”
“我们”正处于神祇远遁、神圣者消逝，同时“存在”的光亮又蔽而不显的“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里。可见现代人落入了一个左右不是的夹缝里，貌似富态，实则贫困潦倒，并且于自身的贫困潦倒还毫无自觉。这一现代生存处境乃是一个危险的深渊。现代人必得承受这个深渊；但同时需要有勇于先行入于此深渊的人。而在这个普遍麻痹不觉的时代里，谁还敢于挺身冒险，入于深渊去识破时代之贫困的真相，去探索世界的光亮本源呢？
惟有“我们”中的诗人和思想家。海德格尔借荷尔德林的诗意经验把诗人的使命规定为对“神圣者”的命名。“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者。”诗人首先敢于大胆冒险入于深渊。惟诗人才能道说“神圣者”。在海氏看来，荷尔德林是这个贫困时代的诗人的“先驱者”，如特拉克尔和里尔克也可列入担负起本真使命的诗人行列。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把思想家的使命规定为对“存在”的道说。这种道说也是对“神圣者之维度”的指示，因为在海氏看来，“神圣者”只有在“存在之澄明”中才能显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诗人与思想家互为近邻，相亲相爱。诗人吟唱“神圣者”，思想家思入“存在之澄明”，两者都指向神性的光辉——“方兴未艾，存在之诗是吾入！”运思本就是作诗。“存在之诗”即“存在之思”。
歌唱与思想同源都是诗的近邻。它们出自存在通达存在之真理。其亲缘关系令人想起荷尔德林对林中树的吟咏：“林中树木巍然矗立，长相毗邻却彼此不识”。
海德格尔关于“诗、思合一”的思想并不是一个轻佻的浪漫主张，而是预示着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动向。我们看到，在后海德格尔的当代西方思潮中，诗与思、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正在得到消弭，或者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在得到重构。这无疑可以被视为海德格尔思想努力的一种继续。这一点大有深意。思与诗的分野乃是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分别。“思”是哲学和科学的事业，是知性和逻辑思维；而“诗”即文学则属于感性、情感和想象的领域。
西方传统主流文化大体上是一种抑“诗”扬“思”、抑“感性想象”而扬“知性逻辑”的文化。诗的处境向来就不妙。柏拉图早就把诗人逐出了他那个以哲学家为王的“理想国”。在近代率先为诗辩护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把他生活的时代（十七八世纪）称为“知性时代”，认为科学时代已经不可能孕育伟大的诗和诗人。老黑格尔也在19世纪做出一个判词：艺术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在西方传统中，“思想”的方式应该是十分发达的了？而海德格尔却断言：“我们从未通达思想”。可见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与人们一般理解的思想（思维）是大异其趣的。科学向来是格物求知的明晰的思想方式，但海氏却说“科学并不思”：哲学向来就是严格思想的领域，但海氏却认为它是趋迫思想的“三大危险”中“恶劣而糟糕的危险”：
三大危险趋迫着思想。美好而有益的危险是吟咏诗人之切近。不祥而最激烈的危险是思想本身。它必须反抗自身而思，却难得这般行为。恶劣而糟糕的危险是哲学方式。
海德格尔眼中的“思想”究竟是何种思想呢？它何以与传统的哲学和科学的思想相区别呢？这个问题复杂，我们这里只能作简化的了解。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区分，所谓“存在学差异”，即“存在之为存在”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差异。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哲学和科学都只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认识和言说，只是一种知性逻辑上的“知”和“说”，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存在之为存在”的境界。“存在学”按本义讲就是“存在之学”，讨论的是“存在之为存在”；但传统存在学却坚持在逻辑层面上说“存在者之存在”，遂误入歧途。
换言之，传统存在学（形而上学）虽然早就有形上、形下之分，却并没有真正坚持“存在学差异”，根本上是不分“存在本身”与“存在者之为存在”的，或干脆就把“存在本身”也当做一个“存在者”来加以“知”和“说”了：一旦在逻辑水平上“说”“存在”，就只可能把“存在”当做一个在者事物了。这样“说”来“说”去，仍旧是“说”着“存在者”及其存在而已，诸如“理念”、“最高实体”、“上帝”、“绝对精神”之类，都是“存在者”种类而已。所以，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一种“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历史。
海德格尔在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中端出了一个存在学重建方案，他的基本思想是：从“此在”这个别具一格的存在者的存在入手来追问“存在之为存在”（“存在本身”）。这条思路的主体主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正因此，自3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改弦易辙，实施了一个著名的思想“转向”：不再从“此在”（存在者之存在）出发进行追问，而是要倒转过来，从“存在之为存在”——“存在本身”、“存在之真理”——出发来思存在。这才是原始意义上的“存在之思”，是对“存在本身”的要求的响应：
凡吾人内心的勇气无非是一种回响源出于存在之要求，它把我们的思想聚集入世界游戏。万物在思想中呈独一容缓之态。忍耐培育雅量。有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误。
这种“存在之思”仍然可以对应于前期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学中的“存在之悟”。若按通常的做法把人的心灵活动分为知、情、意三维，则海德格尔前期的“悟”或者后期的“思”都不能属于这三维中的任何一维。它是未分化的心智的原始整一性，是人类原始整一的活动方式，是知、情、意这些分化了的心智活动维度所从出的原始统一体。凭这种“悟”或“思”，人才可能臻至“存在”的境界即超越境界。这种“存在之悟”或“存在之思”是诗性的，尽管“思想”的诗性久已横遭知性科学的挤迫和掩盖——
思想的诗性依然蔽而不显。思想的诗性彰现之际有如半诗歌之智性虚幻久而久之。而运思之诗实为存在的地志学。它以存在的真实到场道说存在之行止。
“运思之诗”是“存在的地志学”。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这里所谓“地志学”（Topologie）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词语，差不多可以代替他前期哲学中的“存在学”（Ontologie）概念。如果说在海氏前期的“存在学”中重要的是“时间”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海氏后期的“地志学”中，重要的就是“究竟”问题了。所谓“地志学”是对“位置”和“地方”（Ort, Ortschaft）的“探讨”。而“探讨”本就是一种定位（erörtern），一种“勘探”。作为“存在的地志学”，“运思之诗”跟踪、记载、揭示“存在”的位置和动态，探讨“存在”的踪迹和行藏，从而把存在之天命的消息传达出来。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地志学”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存在的历史性“位置”的探讨以及对人的栖居“地方”的指示，成为海氏思想的一个核心题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把思想的任务规定为向“存在之近邻状态”的漫游，把存在规定为“最切近者”（das Nächsle），把人规定为“存在的邻居”，而把存在与人的关联规定为“切近本身”（Nähe selbst）。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海德格尔用“道路”和“开辟道路”来标识作为“道说”（Sage）的语言的展开，并且把作为道说方式的诗与思的关系规定为“近邻关系”时，当海德格尔用“地带”（Gegend）来命名“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世界区域，并且把世界的“映射游戏”规定为“切近之近化”（das Nähern der Nähe）时，他都是在作一种“地志学”意义上的“存在之思”。
哲学和科学的认识方式与诗性的“存在之思”是格格不入的。海德格尔以为，在通向“存在之思”的道路上，我们首先需要限制知性哲学的思维方式，“退通出哲学之范围”，自觉到我们的“知”的局限，体察到我们的语言的界限，然后才有可能正视思想的事业：
惟当其无能于道说那必归于无言之事，思想的道说才安于其本质。这种无能将带领思想正视其事情。无论在何种语言中达乎言辞所说者终非所道说者本身。彼乃一种思想每每出乎意料，何种惊奇究其玄奥？
海德格尔曾经多处讲到“思想”和“道说”的“无能”。对于这种“无能”，海德格尔有时也用“赤贫”（Armut）一词来加以描绘，并且曾以此为题作过一个专门演讲。海德格尔也说过，“思想要下降到它暂时的本质之赤贫中去”。“无能”也罢，“赤贫”也罢，海德格尔的用心都在于倡导“思想”的谦恭和虔敬本色。“思想”及其“道说”必安于微薄，守于纯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可以把“思想”理解为一种“谢恩”（Dank），一种“归功”（Verdanken）。而在我们这个仓皇时代里，谁人能究这样一种赤贫“思想”的玄奥？
“运思者越稀少，写诗者越寂寞”。海德格尔，这位西方世界的世纪智者，在充满歧途的“林中路”上孜孜探索，以求解技术时代的人类精神和文化的病根，并且以诗意蓬勃的玄奥运思，以关于天地化生，“天、地、神、人”辉映合一的世界理解，表达和实践了一种具有质朴品格的“谢恩”之思——
森林伸展溪流欢腾岩石持存雾霭弥漫。草地期候泉水涌流山风盘桓祝祷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