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勉中学的住校生
1984年，我勉强考上了学勉中学，我认为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事实证明，读书的确是农民的孩子改变命运唯一的出路。我终于不用去学手艺了。是的，如果不读高中，我肯定会走这条生活路线，譬如做个木匠佬，做个泥水佬。
那时候高中已从两年制变成了三年制，一个年段6个班，三个年段18个班。我在慢班，高一（5）班，中考分数刚好跨进学勉的门槛。慢班就慢班，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后来的突飞猛进。这跟庄稼的生长是同样道理，无非我这颗青菜原本长在贫瘠的土地，后来移植到学勉这块土壤，长势反而更加喜人。
开学报到那天，住校生必须随带一把锄头。于是，那画面就生动起来。坐公共汽车来的山区同学，直接用锄头当扁担；坐自行车来的，锄头缚在自行车三角架上。现在的孩子匪夷所思了，干嘛带锄头？因为学校有劳动课。劳动课其实是人生课，比家长苦口婆心的灌输要管用，否则也就无所谓“劳动改造”了。我们报到时，学勉中学围墙内还只有两幢楼，一幢教学校，一幢女生宿舍楼（一楼是教师办公室），男生宿舍楼正在建造。我们的锄头后来主要用于平整大操场。
高一年级，我们男生的寢室在茅草山。大寢室，大通间，一个班的男生都塞在里面。一张床分上下层，四张木床拼成一排，三排木床就有24个床位，墙边再放置几张，一个班的男生足够容纳。我们没有床位选择权，班主任早在床栏上贴了名字。我后来做教师时，也是这样给学生排床位的，床依然是我们那时候的模样，木制叠床，床档上有踏脚，供上铺的同学爬上爬下。
从寢室到教室，要走一段斜坡，外加一截公路，加起来起码有三里路。我们每天一来一回，夏天有午睡时一天得四个来回，但那时竟也没有感觉到麻烦。再没有感觉的要数我们的鼻子了，挤在大寢室里共同生活，如果一个同学散发一种气味，那么二三十个同学就有二三十种气味。什么干菜、咸菜、衣服、被子、汗臭、脚臭、喷嚏、臭屁、炒米粉、饼干香……所有的气味关在房间里，然后混合搓揉，然后渗透发酵，凝聚成“同学”的“同”。我们同气学习，同气睡觉，同气交流。但我们集体无意识，因为我们“身在此山中”。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记忆，并非当初鼻子灵敏。学生宿舍喷薄而出的那种怪味，其实是相同的版本，我是后来做教师时从学生宿舍楼里闻到的。我们住校时，对寢室异味的无知觉，跟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是同样道理。
茅草山上还有学校的菜地，按班级分配，劳动课有时就是种菜，这对我们简直是小儿科。为了让蔬菜茁壮成长，晚上回寢室的路上，我们趁机把小便撒在菜地里。这不能叫随地小便，这叫节肥和施肥。其实就是偷懒。为了这个问题，老师不止一次在早操前后训过话，但我们习惯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对了，那时候管理茅草山寢室纪律的，是何德标老师。因为他全家都住在茅草山。每天晚上熄灯后，何老师为首的一行检查人员，就会打着手电挨个房间检查，我们在静声屏气中聆听他们的脚步。也有搞恶作剧的，在门框上搁只面盆，或在门背后放只畚斗，检查人员一开门，就会听到砰嘭啊呀之声。这或许是传闻，初来乍到的我们不敢这样做。即使做了，肯定也是无意识。
做了住校生后，我们从此养成了一个习惯，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而且要反过来折，被面朝里，被里朝外。学校每天都要检查，若发现有不折被子或不反折被子的，就要扣分。那时候养成这个习惯的，是生活指导老师何秀娟的教育成果，那么她当初嘶哑的、歇斯底里的、唠唠叨叨的声音，一定至今还留在你的耳朵里。真要感谢她，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习惯成自然。后来我们在大学里住校，仍然保持着学勉中学反折被子的条件反射。
高二年级开始，我们从茅草山撤离，从此，大寢室变成了小寢室。我住的是混合寢室。所谓混合寢室，即成员来自不同班级，有高二的，也有高三的，是班级安排寢室时剩下的，于是就来个混搭。我们的寢室是一间老房，门朝北开，面向食堂，门口有一棵大树遮掩，具体位置在教学楼背后、男生宿舍右前方、女生宿舍左前方。那里阴暗潮湿是显然的，但这根本没有影响我们的情绪，除了上厕所稍有不便，此地离教室最近，离食堂也最近。我们坐在床上捧着饭盒吃饭时，一眼就能看到外面的风景。那时候食堂的烧饭师傅很有特征，人长得矮矮胖胖，咳嗽的声音很嘹亮。他就是乃郎师傅，姓阮，后来我教书时竟与他儿子阮孟松做了同事。食堂门口还有一个馄饨摊，我们偶尔也去消费，不是为了解馋，实在是因为家里带来的菜吃完了，才去买馄饨当菜。后来，我们寢室门口又多了一个摊，是卖油条的，我们竟用油条当菜，虽然吃的时候嘴巴里能淡出个鸟来，但毕竟也算是开了荤。
我们吃饭的速度真是神速，用“狼吞虎咽”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一饭盒蒸米饭，十来口就可以扫荡干净。应该感谢分田到户，让我们能够敞开肚皮吃，要不然，这书是绝对没办法读完的。有饭吃就谢天谢地了，至于用什么菜下饭，我们没功夫去计较。反正同学的菜大同小异，都是干菜，都是咸菜，所不同的是，条件好些的，他们的干菜里焐了肉，他们的咸菜里放了油。而像我这样的学生也不少，一年到头见不到油水。但我们会开动脑筋，我们的干菜里虽然没有油，但照样能让它变得乌黑锃亮，我们在干菜里加稍许自来水，蒸个两三次不就行了嘛。
那时候家长们普遍不关心孩子的学习，但也有例外。这种例外反映在寢室里，就是有些同学的箱子里或床铺下，总是藏着充饥的炒米粉，或增加记忆的补脑汁。于是，寢室里通常会有这样的场面，我们穷家庭的学生们趴在床上呼呼欲睡，耳边总是响起隔壁同学喝补脑汁的声音，鼻子里又飘荡进炒麦粉的香气。其实在我们看来，这纯属多此一举，分散精力。我们心死口泯（方言），除了吃饭，啥也不用补，就剩下读书这门心思。于是，趁邻床同学喝补脑汁和吃炒麦粉的功夫，我就开始“放电影”了。
“放电影”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每天晚上躺下后，把一天的学习以快镜头的形式重新播放一遍，寻找卡壳的地方，这些卡壳是第二天早自修必须首先要解决的。这就是日结日清。这个办法我坚持了整整三年，我的学习成绩就是“放电影”放出来的。我后来从慢班跳到快班，又在快班里后来居上，与补脑汁没有半毛钱关系，跟炒麦粉也根本不沾边，全仗晚上躺在床上“放电影”这个独门绝技。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真想把书读好，那是不愁读不好的，关键是他自己会找到捷径。我在学勉住校三年，读书的收获主要靠住校时的“放电影”。
熬到高三，我从慢班跳到快班，告别了混合寢室，住进了男生宿舍楼。于我而言，寢室是陌生的，同学是陌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觉压抑与紧张，毕竟我低人一等，我是身处快班的慢班生，如果不出意外，我是去垫底的。以致对当时高三的寢室生活，都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因为我总是最快吃好饭，最早走进教室。睡觉也是，倒头就睡，醒来就走，逗留寢室的时间少之又少。幸亏那时我对面床铺也是从慢班上来的，他叫章国芳，否则我绝对是个不跟人说话的哑巴。
但我后来发现，快班的同学也不过如此。无非是在慢班的时候我稳居前三名，而到了快班，我的成绩却起起伏伏了，好的时候考过全班第一，差的时候也就是正式高考那一次了。现在想来，如果我一直在慢班稳扎稳打，高考成绩或许会更好，因为在慢班我没有压力，那里有我学习的自信。
那时候读书分大小星期，大星期放假一天半，可以回家，小星期放假半天，自由活动。这个放假制度对我而言意义不大，因为从高二年级开始，我已经摸索出一周回家两次的办法。之所以这么做，实在是被菜逼出来的。尽管食堂里有五分钱一碗的青菜、五分钱一碗的豆腐，但我的计算结果告诉我，我没有资格享受这种生活。我的父母每周给我的零花钱，从来没有超过一块钱，他们有钱的时候给我几角，没钱的时候一分也没有。我要是每周有一块钱的零花钱，日子一定可以过得赛神仙了。
于是，我把一周劈成两半，周三也回家一次。回家的目的是弄点菜来，好坏不论，能凑合就行，茭白、青菜、萝卜、毛豆、咸菜等等。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就只好挖点燥毛干菜充数。每到周三下午第三节课结束，我就背起书包开溜，从学校后门直插青龙畈，沿一条逼直的机耕路，目标岙子岭，翻过岙子岭，家就在眼前。在家里吃点冷饭，装点冷菜，盛点大米，又背起书包原路返回，在夜自修开始前准时抵达教室。所以那时候，每周三傍晚，必有一个肩挎书包的有志青年，在青龙畈踽踽独行。这条道路，我美其名曰“上学的路”，但现在已经走不通了。
经常回家，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恰恰相反，我在行走中既呼吸了新鲜空气，又收获了知识的巩固。我坚信，有许多死记硬背的东西，就是在这条机耕路上完成的。因为我走路时，并没有让脑子闲着，我的收获比坐在闹哄哄的教室里要多。
也有失望的时候，譬如高二期末考试前夕的某一天，我打算最后回家一次，计划很周到：回家拿点菜，然后熬到期末结束。那天，我兴冲冲到家，却发现家里什么菜都没有。于是我生气了，我生气的第一反应是变脸，生气的第二反应是发难，向父母要钱。要多少钱？说出来一定要吓死他们，五块！其实只要有一块钱就够了，我之所以说要五块，是存心跟父母过不去，因为家里根本拿不出五块钱的。结果，我撂下“五块钱”三个字，空着肚皮，空着书包，原路返回了学校。然后饿着肚皮完成夜自修，饿着肚皮在寢室里睡下。熄灯铃响过后，我昏昏欲睡，突然听到寢室门外有人在说我的名字。我拔出耳朵听，竟是父母赶到学校来了，他们找到了我的班主任，向班主任告我的状，然后把钱交给了班主任。那天晚上，父母终于借来了两块钱。他们是专程来学校送两块钱的，而告状是附带撞上的。
第二天我吃了班主任老师的一顿骂，骂的重点是我在生活上攀比。我的天哪，我被老师误解了。我一直在攀比成绩，从来没有攀比过吃穿。我是回家拿菜的，我是拿不到菜才向父母发难。但我没有为自己辩解，我后来始终让勤俭节约指导我的成长。这件事，成为我住校生活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二十年后，当我开始用文字追忆生活时，我把这件事写成了文章，题目叫《半夜里送来的两元钱》，2007年发表于《杭州日报》《南方周末》，2008年又编进了书名叫《美丽心灵美文读本》的青少年读物（百度上能找到目录）。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又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发现那篇文章还被《意林》《读者时代》转载过。因为我的一个恶作剧，无意中揭开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艰难与不堪。
那时候我们读书都是很认真的。当然，学勉中学的老师都是十分厉害的。譬如，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的地理，是校长姚成江老师教的。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的历史，是陈炳荣老师教的。我时不时考满分的数学，得益于陈夏良老师和李佳华老师。我的并不差的英语，得益于许百根老师和宣甫章老师。我高考语文不及格，完全是我咎由自处，跟教过我的周解荣、蔡克永、王先木三位老师无关，所以我后来也做了语文老师，并用一生弥补缺憾，是在向三位语文老师赎罪。还有政治，政治是高考的最后一门，考完那天回到家，我在田畈里对父母说，考上大学没问题，因为政治题目都被老师猜中了，这位政治老师叫陈铁军。其他老师也都铭记在心，譬如我高一时物理只考了24分，但这并不妨碍我后来厚着脸皮与詹良老师成为同事。譬如高一的历史老师叫陈斌，他的那句口头禅“学与不学，大不一样”，后来被我们拆散了，他在讲台上说“学与不学”，我们在下面齐声高喊“大不一样”。还有上课从来不看教参的政治老师陈克明，他教我们物质第一意识第二，却老是用大学生的舒服日子来激励我们的精神，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描述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那时候老师上课的场景，恍如昨日。
周三的一个傍晚，我赶到家时，看见家里并没有做饭的迹象，母亲正在专心伺弄从地里收获来的庄稼。我觉得我的父母伺弄他们的儿子远不如伺弄庄稼来得细心，这让饿着肚皮的我极为失落，继而生出一肚子不满。没晚饭吃倒也罢了，出乎我意料的是连可以带到学校的咸菜也没有。那可不是一般的咸菜，那是我为迎战期终考试而必需的菜呀，那是战略物资！别的同学每天坐在床头美滋滋地喝补脑汁，我总不至于落到只吃饭没有咸菜的地步吧。于是我感到委屈，把所有的不满情绪写在了脸上。
母亲为难地对我说：家里这些天一分钱都没有，你快去把你爹叫回来，他正在河里挖沙呢，赶紧让他向别人借点钱吧！
我怒气冲冲走向河边。远远看见父亲的头发在水面上漂浮，身体钻在水里。愈近了，我的脚步反而迟疑了。父亲见我走近，努力地把头昂起，在那里露出湿漉漉的笑。父亲温和地问：回来啦？
我并不愿睬他。我在那里恨恨地站着，脚底跟沙子过不去。然后不满地对父亲说：帮我去借钱！父亲迟疑了一下，继续温和地问：要多少？我斩钉截铁地说：5块！
听到我要5块钱，父亲的身体就从水里冒出来，瞪圆眼珠问，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不说干什么，我只说如果不给我钱我干脆不读书了。其实我心里最清楚，只要给我一块八角，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或者一块五也行。但是，我偏说要5块钱，我知道对父母来说，此刻让他们拿出5块钱绝对是棘手的，而这正是我需要的效果，我得让父母知道我真的比庄稼重要。果然，我的话刚说完，父亲就变成了一截木桩，牢牢地竖在水里。而我，全然不顾他的反应，一赌气，转身消失在乡间小路上了。
晚上回到学校，寝室里的同学们鼾声四起，我却在床上承受着饥肠辘辘，为往后日子里的菜发愁。突然，我听见窗外响起了噪杂的谈话声，声音很轻。开始时我懒得去理会这个声音，但夜阑人静的，那声音越来越清晰，那竟然是我父母的声音！是我父母在门外说话呢！“儿子向家里要5元钱……我们一时拿不出，他好像生气了，不知有没有回到学校……我们不放心。钱只借到了2元，送来了……”
（节选自《半夜里送来的两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