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吾之谱，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

观吾之谱，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

宅埠陈氏的“析祠分谱”和“合祠合谱”

宅埠陈氏得益于始祖陈寿的庇护，在梯山之阳，在枫溪江畔，独占“天时、地理、人和”，顺风顺水，瓜瓞绵延。经宋元明清，历春夏秋冬，数百年来，家族内簪缨相继，贤才辈出，人文荟萃，理所当然地成为枫桥的一大望族。

但磕磕碰碰的事也是有的。连牙齿和舌头都有打架的时候，更别说是生齿日繁的一个大家族了。

清朝乾隆年间，确切的时间是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宅埠陈氏福一房的后裔与福八房的后裔闹了点别扭，最终因意见不合，无人调和，原本一个祠堂变成了两个，原本一套家谱变成了两套。这就是宅埠陈氏历史上的“析祠分谱”事件。

抛开是非恩怨，单从“敦宗睦族”的高度来考量，“析祠分谱”本身就是不敬不孝。建祠为什么？修谱为什么？说到底是为了聚涣散、凝人心，现在竟反其道而行之，不搞团结搞分裂，还弄得势不两立，岂不是大逆不道？

家谱序文，对于这件丢祖宗脸面的事，其实是羞于表达的。只因后来分而又合，撰文时必须交代因果，故不得不提及。但我们的祖宗是这样表达的：

“乾隆年，族人议不合，各立祠，谱析为二。”

“洎乾隆中，因后嗣意见参差，谱析为二，已百余年矣。”

“我陈氏宗谱自乾隆癸酉起已各分析，屈指计之，至今百有余岁矣。”

“吾陈氏萃涣堂与敦伦堂，乾隆年间析祠分谱，其故毋庸赘言矣。”

如此“惜墨如金”，是因为旧事不堪回首，在家谱上记载“析祠分谱”，无疑是在祖宗的脸上蒙上一层叫做“羞耻”的面纱。

那么1753年，福一房与福八房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其实起因很简单，是祠堂究竟该放谁的神主牌的问题。陈凤锵在《合谱记》中的一段文字，是这次分裂事件最为详细的记载。文中写道：

“萃涣堂自福八房秩七之裔建于万历八年，至乾隆间福一派稍怀异见，以萃涣为福八祀，别立敦伦为福一祀，一家之谱分而为二。”

原来，宅埠陈氏的祠堂“萃涣堂”，建于万历八年（1580），此祠堂当初由福八房秩七的后裔建造，后来福八房的子孙便在萃涣堂里祭祀福八公。这件事让福一房的子孙很是有意见。福一房的子孙是这样想的：既然你们的逻辑是“祠堂是你们福八房的子孙造的，自然要祭祀福八公”，那么好，“我们福一房的子孙自己造祠堂祭祀福一公。”就这样，萃沦堂成了福八房的祠堂，而福一房则另建一个祠堂，这就有了“敦伦堂”。祠堂分开了，家谱自然也得泾渭分明，因为家谱是对应堂号的。那么理所当然的，两房的人心也有了一道鸿沟了。

这个别扭，闹得有点旷日持久。从乾隆十八年（1753），一直僵持到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83年，几乎经历了两三代人，陈氏子孙甚至认为，这样的分开是天经地义的。

这个时候，宅埠陈氏里站出来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决意改变宗族内不孝不伦、不亲不睦的现状。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陈遹声的祖父、福八房的裔孙陈殿荣。于是，从道光二十年开始，宅埠陈氏原本一分为二的僵局终于慢慢扭转过来了。

章鋆撰写的《续修枫川陈氏合谱序》中，记录了陈殿荣当初说过的一席话，至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先君子讳殿荣，心勿善也，商诸族侄孙光智、太阶与珪等曰：'源同流异，非礼也；使宗族不相联，非义也；使子孙不相睦，非情也。宜合之！’而谱于是复合。”

序文作于同治五年（1866），此时陈殿荣（字继垣）已去世，故称其为“先君子”（对已故父亲的称呼）。陈殿荣在世时，对于宅埠陈氏的“析祠分谱”，认为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心勿善”），于是他跟侄孙辈里的陈光智、陈太阶、陈珪说了一番必须“合祠合谱”的道理。在他看来，前辈的分崩离析，严重违背了做人的三大原则：一是不合礼仪，二是不合道义，三是不合情谊。所以他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合起来！”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容易的，做起来真的很难！一件衣服若是有了裂缝，尚且会越撕越大，以致无法收拾，更何况是撒裂了百年的那道人心的裂缝呢。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要让宅埠陈氏合二为一，其难度不亚于移泰山。于是，道光二十年十一月，距今180年前，一个后来被誉为“枫桥经验”的矛盾调处方法，在绷紧着脸的陈家人身上，春风化雨了，化干戈为玉帛了。

主意是陈殿荣出的，但“和事佬”必须由跟陈氏有姻亲关系的楼姓、骆姓亲友来担当。于是，楼璠美、骆培先等一帮人坐在桌子的上横，福一福八两房的家长坐在桌子的两边，一场成功的调解就这样展开了，而一张由楼凌霄执笔的《合建萃伦堂议单》，也很快得到了两房的一致认可。

亲友楼璠美、骆培先等，缘吾乡陈氏聚族建祠历有年所，至今春，福一房与福八房争辨主位，福一房欲正次序，理所固然，福八房世守成规，事亦应尔。璠等谊关亲友，出为理处，议各房合建总祠。查福字行有十祖，除福一、福二、福八、福十公外，六祖乏裔，主位并不载列。既建总祠，六祖岂可失位？议将总祠内自福一公递至福十公，依次设主，庶得展亲睦族之意，爰卜基于化龙桥之西，转瞬将兴工，但工程浩大，难成厥事，议定：该房各捐进主，自迁一公至“统维”九代不出费外，每主出捐钱肆千文，以作营建之费，再立配享；每代出捐钱三十五千文，置买祭田，轮年值祭。两造均相允洽，爰立议据两纸，各执一纸存照。

亲友：楼璠美  骆培先  骆武玉

楼曰鳞  骆茂华  楼之楷

 允议：陈宗礼 安澜  殿芳  宝英  殿荣

联珪  光智  瑞堂  玉誉  继美

怀清  兆荣  天英

秉笔：楼凌霄

从议单可以看出，福一福八两房的争执，始终没有停止过，立议单的这年春天，他们还在争吵。“和事佬”很会和事！他们说，福一房争主位是“理所固然”，福八房守成规是“事亦应尔”。一句话，谁都没有错。但福字辈有十个祖宗，福一福二福八福十，这四个祖宗你们都祭祀了，那么福字辈的其他六个祖宗呢？所以，你们要团结起来，要齐心协力，共同出资建造一个总祠堂，在总祠堂里依次设福字辈十个神主，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尊祖敬宗。

盘踞在陈氏后裔心头的那个结慢慢解开，建造宗祠的资金也开始艰难筹措。

五年后，即道光乙巳（1845），宅埠陈氏在花台门的右首，一个土名叫“假山”的地方，开始建造宗祠。至咸丰癸丑（1853），工程告竣。新落成的宗祠，堂号“萃伦”。这个堂号，各取“萃涣”“敦伦”中一个字，又契合了“既涣之伦而萃之”（已经涣散的人伦重新凝聚）的主题。

从1840年冬福一福八两房立《合建萃伦堂议单》，到1853年萃伦堂真正落成，间隔长达13年。这13年中，如果不是陈殿荣的主持和坚持，事情早就半途而废了。陈殿荣在《萃伦堂合祠联谱记》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其间议论歧出，怨劳迭乘，予之殚心力者迄今十有余载矣。”细品这句话，陈殿荣“吃力不讨好”的无私奉献精神，渗透在他轻描淡写的文字中。

陈殿荣是陈氏家族“敦伦睦族”是一大功臣，不仅完成了“合祠合谱”的大事，而且还奉献了花台门地基一区，垫补了萃伦堂宗祠建造的资金缺口。光绪十四年（1888），宅埠陈氏萃伦堂重修家谱，陈氏后人发现了陈殿荣生前的一本册子，才发现他舍基、垫钱的秘密。于是，家谱以“萃伦堂公署”名义，为陈殿荣作《酬劳记》，并在每年春秋二祭时，另立陈殿荣的神牌予以祭祀：

今吾族辑谱，核继桓公遗册，知除行述中所书垫钱九百八十六千余外，尚舍花台门地基一区。叔辈勉承先志，将行述所载垫钱九百八十六千有奇，并花台门地址，尽捐入祠。族人公议：于春秋二分祭始祖列祖外，照样备祭一席，大青锭一个，立神牌一坐，专祀继垣公，即以此席给其后嗣饮祚，又酬叔辈配享六坐，以存公之功于久远。此固叔辈之明大义，亦以见族人之不忘公德也。

此后，咸丰辛酉（1861）、同治丙寅（1866），宅埠陈氏曾两度修谱，然终因太平军入侵，百姓流离失所，故修谱一事草草收场。直到1888年，陈殿荣生前的合谱心愿终于实现。而此时，离1753年两房析谱已过去了长长135年。

合祠就是合力，合谱就是合心。中断了百余年的族属情谊，终于又回归到“合礼”“合义”“合谊”的正道上来。于是，陈氏子孙的孝弟之心感动了祖宗，祖宗便托梦给当时做家谱的人，这就延伸出驻日岭“启宗堂”与宅埠“萃伦堂”的合谱大事来。

陈凤锵在《合谱记》中记录了这件事：

忽一日，福一派之裔孙某，寤寐中仿佛见端一之来前，嘱以丁宁曰：“我族谱事伊始，若为予告启宗之子孙乎？”如是续梦者再。启宗乃端一之专祀。其裔孙孝廉禹九知之。至是，谆请合谱，以成祖志。

祖宗来托梦了。一天，福一派有个子孙，做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梦。梦中，他看见端一公缓缓走到面前，向他嘱咐一件事。端一公说：“我们陈氏家族已着手开始做家谱了，你能帮我将这个消息带到驻日岭启宗堂的子孙吗？”福一公千叮咛万嘱咐，才慢慢离开。更加灵异的是，这个梦竟一模一样做了两次。驻日岭有陈氏“启宗堂”，供奉的祖宗是端一公。驻日岭的陈禹九（举人）得到这个消息后，二话不说，真诚恳请与宅埠萃伦堂合谱，以成全端一公的愿望。

驻日岭始迁祖端一公，也是宅埠始迁祖陈寿的子孙。为什么会有宅埠陈氏的子姓迁到驻日岭？这是时势造成的。元末，草寇四起，宅埠陈氏的子姓或是逃往驻日岭，或是逃往会稽山的丛林里。等到战乱平息，人们才得以重返故乡，但也有遗落在异地不回来的，驻日岭启宗堂的陈氏祖先，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支派来归，这是喜事，为了推“一本同源”之意，兴“水源木本”之思，萃伦堂后裔陈遹声曾为驻日岭始迁祖作过一番详细的考证。

首次考证：昔我陈氏自宋迁居枫桥，至元末已五六世矣。时值草寇四起，避难于驻日岭，又避于会稽丛山中。逮承平，复归枫桥之故乡。今驻日岭有陈氏数十家团聚岭上，或者有一派留住于此，惜吾谱不明言。及考其谱系，端一公子四：长、次自启其行，曰肇一、肇二，避难于驻日岭；三、四无考，与吾谱系端一公子四俱不列行稍有参差。

再次考证：吾宅埠家谱世系图传：端一公为明二公长子，配金氏，子四；继配刘氏，早世。而不言其葬处，亦不著其子之辈行。明二公房《分产单》亦只有端三、端五两房，而不及端一。驻日岭《启宗堂谱》则以端一公之子肇二公为始迁祖，两不吻合。惟《启宗堂谱》云：“元末，端一公避难驻日岭。”或四子中有一派留住亦未可知，然吾宅埠谱中迄无可考。史例，疑则从阙。谱亦家史也，是不可不有所别。爰将驻日岭派联纂分裒，庶于繁属别派之义两无所憾。

于是，1888年修纂的《宅埠陈氏宗谱》，就将驻日岭一派接续到了端一公之下。为了避免日后发生类似于福一福八两房的矛盾，当时还明确了“驻日岭启宗堂与萃伦堂合谱不合祠”，并将此载入家谱。

驻日岭有启宗堂，枫桥派有萃伦堂、敦伦堂、萃涣堂，祠各不同，则祠中之产业、祭祀亦应各归各管，无可争论。兹因驻日岭启宗堂有举人禹九等，推一本同源之意，与我枫桥派合谱，意非不美，特恐其日后子孙有因合谱而起争端，当明示：以枫桥之祠为枫桥派所建，祠中产业、祭祀亦枫桥派所承管，与驻日岭无涉也。时值谱事告竣，族长公议作记，以免后人口实，遂率直而为之记。

宅埠陈氏的合祠合谱，是一次宗族的大联谊，人心的再凝聚。

纵览我陈氏宗族繁衍，自迁一公陈寿开始，绳绳绵绵，祭祀不断，谱牒不断，这得益于宗族的子孙身上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孝弟之心。虽然也曾发生过“析祠分谱”的不愉快，但分析其根源，仍是起因于“孝弟”，无非是当时的“孝弟”局限于房头的“小孝”，而没有着眼于宗族的“大孝”。陈洪绶在《重修家谱序》中也提到了孝弟维系家族兴旺这层意思，他还引用苏洵的一句话，不妨可以作为本文的结尾。

苏洵说：“观吾之谱，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