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逆袭”
“弱者”的“逆袭”
更荒唐的是，一个诉讼程序上极为简单的问题——原告身份竟然都没能确认，庭审就这么荒唐地进行着。事实上大家心理都清楚，原告实际上就是由老佛爷坐镇的煌煌天朝……
祸从言出
1896年6月，《苏报》创刊于上海英租界。创刊初期的《苏报》一直都不温不火，直到1903年，《苏报》迎来转机。
随着蔡元培、章炳麟、邹容等大批革命斗士的加入，原本碌碌无为的小报突然迸发出活力，阔步走到了言论的前列，无形之中成为学潮的鼓手和旗帜。这一年《苏报》又相继刊出《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内容，倡言排满，呼吁革命，顿时举世哗然。
邹容（1885年—1905年）
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
章太炎，又名章炳麟
（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苏报》连续两天载文进行了大力推荐《革命军》，盛赞此书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信奉权力的清廷眼中，《苏报》的举动实属“大逆不道”，自然要将有关人员捉拿。慈禧更早已颁布懿旨，要求一定要将“案犯”犯押到南京，凌迟处死，杀一儆百。
博弈：“弱者”全身而退
一国政府在本国逮捕本国公民，本应是轻而易举之事。但《苏报》案中，清政府为捕获相关涉案人员，竟然颇费周折地动用了外交、民事等各方势力。经过多次协商后，租界作出妥协，同意捉拿《苏报》馆的章炳麟、邹容等人。但要求清政府当局书面承认“所拘之人，须在会审公堂中外会审，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内办理”。
会审公廨开庭内景▼
这一年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会审《苏报》案，一场史无前例的奇怪审判正式开演：原告是手握专权的清政府，被告是手无寸铁唯有一腔热血的几个平民，在列强的监视操持下，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与价值观念开始了面对面的较量。
经过多方交锋，会审公廨一审判处章炳麟、邹容永久监禁，其余人等开释。清政府认为审判结果远远背离了其初衷。而中外舆论对两“被告”永久监禁的判决结果表示强烈不满，领事团也对此发生异议，呼吁减轻处罚。《苏报》案再生波澜，清政府又不得不进行新一轮交涉。
就在多方僵持不下时，“沈荩案”的突然爆发给了清廷一记“神助攻”。
沈荩（1872—1903）
拥护变法，是非常坚定的革命主义者。▼
同章炳麟、邹容一样，沈荩也是一个倾向于革命的报人。出于爱国热情，他披露了《中俄密约》的内幕，揭露清廷的卖国行径。清廷为之震怒，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下令将沈荩杖毙。就这样沈荩被残忍地活活打死。
沈荩死讯一出，举世震惊。此案直接引发列强及租界当局对中国司法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快就弥漫到苏报案上。原本赞成引渡的公使、领事纷纷改变立场，一致主张拒绝引渡。
1904年5月，会审公廨改判章炳麟监禁3年，邹容2年。清政府动用各种力量，力求置二人于死地，但最终只能接受列强的判决结果。在中国领土上演的清廷状告《苏报》由外方审判的奇剧最终落下帷幕。而作为“弱势”一方的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志士最终也可谓全身而退。
治外法权：“弱者”的“武器”
《苏报》案于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回顾近代司法发展历程，《苏报》案无疑是治外法权（此处实质同领事裁判权）在近代中国的典型案例。《苏报》案中，无论是外国政府还是租界当局，其主张不将《苏报》案诸人交予清政府，很大程度上出于防范数十年来攫取的治外法权此案而被冲开缺口。
《字林西报》关于苏报案的报道▼
随着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治外法权。在随后的中外交涉中，治外法权逐步扩大和深化，最后由属人管辖权完全扩充为属地管辖权。这在上海公共租界内体现尤为明显。
治外法权的获得与实践推动了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制度的形成。早在小刀会起义时，上海英、法、美租界当局乘机夺取对界内华人的司法管辖权。后经中外双方会商，于1864年在沪租界成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会审机关。1868年底，总理衙门及英、美驻华公使分别核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会审制度正式确认，上海会审公廨也正式成立。《苏报》案中，清廷急于捕人，后又迫不得已与各国商定《苏报》案涉案人员只能在租界内由上海会审公廨审理。
会审公廨▼
为了将《苏报》诸人置于死地，尽管有会审公廨的事先约定，清政府还是要求租界当局将《苏报》诸人交出，解往南京自行审办。但租界事实上已成为清政府不能有效行使主权的“法外之地”，租界工部局也以治外法权为由而拒绝引渡。列强利用其所谓的“治外法权”，肆无忌惮的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但其客观效果却使得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志士免遭毒手。
英国外交部关于拒绝交出章太炎与邹容的档案▼
后 记
《苏报》案发生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此时中国的司法主权已遭破坏。而治外法权就是清政府司法主权丧失的一个重要体现。
《苏报》案从发生到审理，再到结束，历时将近一年。为维护治外法权，列强拒绝将涉案人员引渡予清廷，并坚持租界犯案应在租借审理。这成为《苏报》一案清廷“铩羽而归”的主要原因。
此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列强保护国事犯即政治犯的观念。公民在租界享有其他统治区域所没有的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清政府在租界内无法行使主权。事实上清末租界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避风港。而治外法权的存在客观上也成为章炳麟、邹容等人最终得以全身而退的一大“契机”。
治外法权如同一把利剑悬于近代中国上方。但同时客观上又促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学习外国法律，激起了清朝政府变革法律的决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治外法权又推动了中国近代法制变革。
文案：李佳滨 | 编辑：廖 璐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
感谢耐心阅读，喜欢一定要“在看”
每天5分钟，成为朋友圈的历史百科小达人
“星标”置顶不仅准时还不迷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