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作家成长的，总有一家出版社

“

写作与生活：进得去，还要出得来

2016年，第一届十月文学月在北京佑圣寺揭幕，刘庆邦作为作家代表发言。五年来，每一届十月文学月他都如约而至，迄今已经是第六年，刘庆邦正好七十岁。

12年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十月文艺”）出版刘庆邦长篇小说《红煤》，这是刘庆邦在十月文艺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很喜欢这部作品。导演谢飞曾想把《红煤》拍成电影，本子都改完了，还是怎么都不满意，事情拖下来，谢飞也年纪渐长。刘庆邦觉得特别遗憾，如果《红煤》能拍出来，一定比之前的中篇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好看。

十多年来，刘庆邦从没放下写作，无论在哪里都把笔杆子紧紧抓在手里。从那个岁月过来的人，被时代拽着走了太久，以前是一步步挪，后来是小跑，现在看着主场上百米冲刺的年轻人，刘庆邦也没落下，时不时上去热热身。

前几天，他去看了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影片于2020年2月21日在柏林电影节首映。余华在家乡海盐县的海边给贾樟柯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大海是黄色的，余华在海边走着走着，兴致上来，跳下海游泳，一直游，游到海水变蓝。贾樟柯被这个故事深深感染，觉得有愚公移山一般的气质，于是放弃了原片名《一个村庄的文学》。

影片共分18个章节，通过4代作家马烽（已故，由其女儿回忆）、贾平凹、余华、梁鸿，来讲述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别的影片一天排好几场，七八场都有，而这部电影一天只有一场，还经常排在0点放映。刘庆邦问为什么排片这么少，工作人员回答“没人看啊”，刘庆邦说“我看看”。检票入场，那么大的电影院，包括刘庆邦自己，只有四个观众，空空荡荡。他记得，电影一开始，镜头对着几个老农民。“作家们讲创作经历，就是讲一个作家的心灵史，通过心灵史映射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变迁。很有意思，我自己觉得很好。”

刘庆邦觉得影片热度太低了。但其实今年9月19日电影在国内上映首日，票房突破140万，现在已达近700万，远超出主创团队预期。对结果，大家并不感到沮丧。

一个作家的基本问题，永远离不开写作。刘庆邦在十月文艺出版的第二部长篇是《遍地月光》，记录文革期间父母子女的命运，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第三部长篇是《黄泥地》，写乡村文化消失的故事。第四部长篇是《家长》，描写一个想立足于城市的农村家庭。今年刘庆邦在十月文艺出版了《堂叔堂》，讲述了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除了长篇，还有短篇小说、系列丛书、再版作品等，粗算下来，刘庆邦已经在十月文艺出版了近10本书。

十多年来，市场需求与文化生态一直在变化，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品的读者似乎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作家如何面对？刘庆邦觉得，干什么都离不开生活，写作尤是。“我们每个人的写作不可能离开地面，我们还是要从生活、从感性出发，从实的地方出发，然后才能上升到理念。这是创作的根本规律。”

去年和十月文艺签约后，范小青开始写长篇小说。压力当然有，不能辜负出版社的信任，还是要认真想想，争取写得好一点。“其实签约不签约，都是写作的命。成为签约作家，对作品更有一种责任和追求。”

范小青创作比较匀速，平均两三年一部长篇小说，但这次好像卡壳了，“我自己也在琢磨是什么原因，肯定不是因为签约，有时写东西确实会碰到瓶颈。”

苏州是范小青的故乡，出于内心情感与创作需要，她尝试用非虚构的形式来写数字化古城保护的题材，没想到过程相当痛苦。几十年写小说，突然转向非虚构，难免无从下手，重要的是，她发现可挖掘的内容太多了，让她也犯了难。

作家天生敏感，一点点东西都可以启发写作欲望，现在有这么多丰富的素材供选用，“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脑筋不够用了。”

常说生活是文学的富矿，但是掉进这个富矿以后，如果不爬出来，那还不是文学。范小青的写作一直关注现实题材，生活中每天新事物层出不穷，“富矿里的金银财宝，你得把它提上来。你在这个富矿里要判断选择，当富矿都是好东西的时候，一方面觉得丰富，一方面又难以取舍。面对的东西越多越困难，以什么样的角度看待，从哪个方向去写，怎么恰到好处地提炼，都是技术。”

回顾以前的写作，范小青甚至有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时候，有时看评论家的分析，自己也会大吃一惊，原来还有这层潜在的意义。在范小青看来，我们的写作与现在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生活太复杂，太惊奇，太荒诞，你要进入它，又要能出来，和它保持距离，否则富矿就会变成陷阱，捆住你的手脚。

不论什么情况下，一个作家要保持创作的定力，尊重内心的指引，“感觉多了以后，你往这个方向走两步觉得合适，往那个方向走两步觉得也合适，所以现在的写作，要学会遗忘。内心本真的东西很重要，不能想太多。”范小青说，有了困难，才能成长，“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有点难为情，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什么时候都要成长。”

张楚还记得以前《十月》杂志编辑宗永平催稿特别有意思，“我正在买菜，他说张楚，我没有催你小说，你先买菜吧。我就知道他在催我，因为他是特别温和的人，我能够感觉到他的不好意思。”张楚的作品几乎都是中短篇，没接触过长篇小说，听大家说写长篇结构最重要，他就去研究福克纳的结构，研究半天，发现自己写的时候也用不上，“都说富矿，我感觉我没啥矿，挺单薄无力的。”

张楚有时候看网络平台的视频，千姿百态，一些奇奇怪怪的视频能受到百万点击和关注，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这种生活形态的变化，让张楚感觉世界很魔幻。

如果以后写长篇，张楚可能会写自己的母亲，把她的少女时期、青年时期、老年生活联系起来，但是要悄悄的。他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收在一本书里，母亲知道后找他谈话，说这个文章把我写成什么人？张楚说我写的不是你，母亲说不管怎么样，以后不准再写我。

母亲是一个让张楚感觉很惊奇的人，“她对世界充满热情与爱，最大的困惑是每天时间都不够用。”76岁的母亲每天早上四点起来练书法，一直练到中午一点半，练完以后做帽子，做了一千多顶帽子，有时候张楚在大街上就会观察哪个老太太戴的帽子是不是母亲做的，“因为她的款式永远不会变化”。有时候村里有结婚的，四五点钟母亲要坐上三轮车跑到人家扭秧歌，特别高兴。“她对每个人都很好，有特别多的朋友，每个人对她都特别真诚。以后写长篇的话，可能从最基层的生活写起，从我身边的普通人写起。”

“

写作与自我：枯竭，也是一种可能

最近，作家邱华栋在十月文艺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哈瓦那波浪》，9个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唯一相同的是，写的都是华人的故事。弋舟看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看了《哈瓦那波浪》，一个是电影作品，一个是文学作品，他认为分别解读了时代不同侧面的“新”。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基本还处在前现代文明的理解状态里，聚焦上一代的精神世界，讨论怎么走出乡土。但是到《哈瓦那波浪》，去太平洋潜水，去澳大利亚抓鳄鱼，去肯尼亚山国家公园寻找一个男人，是这样的态度。以前的心情是要打拼，站稳脚跟，甚至略带有一种侵略性征服性。现在，则能够很平和地用审美的、浪漫的态度面对世界，这可能是新时代文学写作重要的内在变化之一。”

弋舟曾在十月文艺出版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获得当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作品之一。弋舟对这部小说一直不够满意，出版社也和他认真探讨过作品。和十月文艺签约，弋舟觉得“肯定会有压力，也是好事。这样略带甜蜜的压力，至少说明还有人期待你”。

与出版社签约对李洱来说，算不上甜蜜，他有着难言的愧疚。“我其实有些后悔，因为我特别害怕作品完成之前变成商品，你会有那个潜在的意识在，这是要交出去的，要对人家负责，对我形成了巨大压力。”每个作家特质不同，李洱很羡慕创作力旺盛的人，他自己必须把前面的东西放空，才能慢慢开始着手下一步，李洱说，消耗太久，这是非常糟糕的状况。

有两种不同的作家，一种需要不停地写作，不停地累积，在循环往复的创作劳动中凝结起属于他个人世界的经验的内核，像晶体一样，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另一种作家则需要在大量文本基础上不断剔除，不断蒸馏，大量删除的部分形成巨大缺陷，巨大的“无”，这个“无”发出声音，告诉作家最重要的恰恰存在于枯竭的尽头，李洱的写作正像是不断删除的过程，试图让自己寻找的东西水落石出。

不同于李洱，与出版社签约促使付秀莹不断尝试新的可能。2016年她在十月文艺出版长篇小说《陌上》，2019年又出版《他乡》，两部长篇小说让付秀莹对写作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对她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乡》之后，付秀莹马上开始了新的创作。前几天一位朋友问她，为什么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还要写乡村？付秀莹回答，虽然已经离开家乡，但是灵感的涌动之地还是在你的故土，关于这个故土也还是会一直写下去。

“我特别想表达，特别有写作的激情，尤其这几年。”付秀莹做了一个试验，两个月时间写十万字的“魔鬼计划”，想压榨一下自己，到底能写到什么程度？“这种写作对我来说，过程非常重要，不断地寻找和发现，发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总有一种审美上的意外。有时候你前面写的东西到后面都不太记得，也没关系，还是不断去写。”长篇创作间隙，写一写短篇小说对她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付秀莹不觉得写作是苦差，她笑称近乎自虐式的快乐能满足内心深处的需要，似乎除了写作，没有别的方式让她觉得此生值得一过。“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生活当中给你安慰和抚慰的东西，好像人到中年已经不是特别多。让你感受到生活的价值、感受到意义、感受到你的存在，写作可能是最让我能满足自己的一件事了。”

“

写作与时代：内部，暗流涌动

文学要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新时代新在何处？这两年宁肯对此的感触渐渐深了起来。2021年7月1日，中国向世界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在西周时，小康一词即已出现。《诗经》中《大雅·民劳》记载“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在这里，小康指生活比较安定。

“过去很多年都在提小康，似乎不知不觉一下子就过渡了，其实这算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们的生活变化非常大，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宁肯说。如何理解小康社会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对老百姓生活与心理的影响，身为作家，需要多一些思考。

宁肯曾在十月文艺出版《沉默之门》《天藏》《北京：城与年》《中关村笔记》等作品，后两部是非虚构体裁。签约后，写作速度放慢了，最近宁肯在写短篇小说，过去他从来没接触过短篇创作，这之前，他写了几年非虚构作品，由非虚构的思维模式转换到写小说的虚构，并不容易，有困难的摸索，也有过瘾的尝试，为此宁肯还和作家弋舟有过探讨，读他的小说慢慢找感觉。

宁肯将新时代和写作的关系，还原为生活对写作本质的影响。

“非虚构文学和生活之间有本质的关联，可以直接反映现实的变化；虚构文学和新时代的关系、和生活的关系，有时候真的是两回事。”在宁肯看来，生活显露出来的东西应该由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非虚构文体去完成。在生活的表面下还有更多东西，像冰山被遮蔽的部分，隐藏在海面下看不见的地方，小说面对的就是这些。“它与时代生活是折射的关系。生活是生活，小说是小说，小说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性掩藏在生活下面，小说是写这个的。”

见证一位作家从青葱到成熟，是出版社的幸运，被一家出版社信任扶持，也是作家的幸运。对范稳来说，十月文艺始终伴随着他的文学岁月，“让我一生都感到很温暖，有那么多好编辑，好老师一路陪着你，给予鼓励和期待。”

范稳第一个有分量的中篇小说，于九十年代初刊登在《十月》杂志。当时他还是青年作家，二十出头，现任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和《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都刚刚从学校毕业。那年他来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晚上九点多才到，顾建平穿了一件破棉袄到车站接他，冻得哆哆嗦嗦。两人坐公交车到北三环，过眼之处一片农田，在一个小饭馆随便吃了点后住进简陋的招待所。作品登上《十月》杂志，在当时的云南偏远小城算得上现象级事件，让范稳大受鼓舞。

范稳和韩敬群有个三十年之约，那时韩敬群在杂志文艺编辑部，他对范稳说，你给我们写一个长篇吧。范稳受宠若惊，心想太看得起自己了，怎么敢写长篇？这么多年，一步一步走下来，范稳已经在十月文艺出版《大地雅歌》《吾血吾土》等几部长篇小说。第一届作家签约时，范稳正受重庆出版集团邀约写《重庆之眼》，为了踏踏实实写不赶进度，他没有签约。第二届十月文艺又来相邀，范稳痛快地答应了。

不久前，范稳刚刚完成脱贫攻坚题材的新作《太阳转身》，这是他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转型之作。过去范稳专注于历史叙事，把民族文化与历史作为学习和表现对象，藏族、纳西族、彝族、哈尼族等。这次他把目光转向当下、转向了壮族。

“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把壮族及其文化当一门新开的课程，确切地说，写作此书，又为自己的人生补了一课。”范稳在南国边地上行走时，重温了上世纪火热纯粹的八十年代，那时这里炮声正隆，他还是一个大学毕业来到边疆的年轻人，常去慰问那些从战场下来的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作为来自云南的作家，范稳一直在建立文学作品的辨识度。过去他写民族题材、历史文化题材，自然而然就有天然的独特性。现在转向现实题材创作，范稳发现依然要坚持这种辨识度和独特性。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过程很有特点，混合着地理、人文、传统风物等很多驳杂元素。“不是我写现代生活就把这个辨识度轻易抹去了”，对此范稳很坦诚，“如果抹去，你会发现自己的优势可能就变成了劣势，在技巧或者其他方面有比你更娴熟的人，我要找到自己的特色，所以还是要立足于这片土地提供给你的文化滋养，这样作品才更有价值。”

在云南，新时代的“新”体现在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开车进去，道路都是柏油路，交通的便捷意味着一个小地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向敞开。过去好多县，没有越野车没法去，到乡下不知道要走多久颠簸的路，进村只能骑马。《太阳转身》之后，范稳已经酝酿了新的选题，他打算明年春节前完成所有的田野调查和资料阅读工作，春节以后开始干活，争取在后年初交稿。面对众多素材，范稳也常常难以取舍，尤其深入田野乡间，对历史的发现、文化的发现让他觉着都值得写，唯恐错失什么。“实际上你把这个包袱背得太重，就会化解不了。要发现，同时也要升华，把文化、历史的东西转化成文学的东西。”范稳说。

文化一脉相承，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关仁山认为更能看到内部更为细致之处。2017年，关仁山开始创作三卷本长篇小说《雄安雄安》，四年时间在雄安来回跑，今年终于要交稿了。关仁山说，现在雄安新区办公室都由机器人引领，下一步计划无人驾驶汽车上线。作为创新城市，雄安就像未来试验田，关系国家政策的千年大计，“我们都在寻求变革，中国也在寻求变革。表面的新能看见，内部的变化不容易发现。”

将老百姓的日常升腾为成熟的艺术想象，把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话题，都是关仁山在写作中遇到的难题。“不说给历史留啥，起码这个时代的人是怎么活过来的，文学能记录一些东西，认知一些东西。”关仁山说。

石一枫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签约作家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北京人爱夸人仁义，他觉得十月文艺始终有一股仁义的气息在，与作家交往重感情。关注现实题材的他这两年一直在思考作家身份的问题，包括作家和作品关系的问题，“在今天到了新时代，我们是不是对作家身份要有一个新的认识，我有一点感触，但是也没想的太清楚。”石一枫说，几乎每个职业的份内之事都是替自己说话，作家这个职业的份内之事是替别人说话，“我们这个职业也有特殊性，我们得认识到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成天替自己说话就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