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外之地：中晚唐的河朔三镇与河北

一 河朔三镇

河朔三镇是指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时位于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是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三个节度使的合称，范阳（又称幽州或卢龙，今日河北省北部，北京、保定及长城附近一带）、成德（幽州以南和山西接壤的地区，今日河北省中部）、魏博（后改称天雄，渤海湾至黄河以北，今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北部）。 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将安史降将李怀仙等人就地封为幽州等三镇节度使，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彷河北中部）；其后，河朔三镇逐渐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中央政府难以控制，乃“藩镇之患”的肇始。直至唐朝灭亡。那么，河朔三镇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各自具有哪些特点？他们与唐朝的关系又如何呢？

河朔三镇割据图

二 河朔三镇割据的天然离心力：河北胡化问题

与北周，隋朝一脉相承的唐朝，自建立起，即实行关陇本位政策，以关中为核心，打压河北士族，河北自唐朝建立以来，就有一种天然的离心力。在唐朝之前，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便处于农耕，游牧交界地带。胡汉杂居，唐朝建立后，采取民族开放政策，使得胡风尽染，唐太宗李世民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几乎成为史家公论，无需冗述，初唐至盛唐时期，基于以上原因，唐庭就把河北作为安置归降胡人的重要地点，河北遂为北方各民族汇聚融合之地。《新唐书》载，从高祖武德年到玄宗天宝时，“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许多唐诗中，也可以看到河北地区胡化的痕迹，如高适的《蓟门行五首》:“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 《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葺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李颀《古意》:“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 再如杜牧《战论》:“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等等，不一而足，安史之乱前，安禄山出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使得河北的胡化达到顶峰，安禄山本人出身粟特系胡人，得到了许多粟特胡商的支持，到安禄山成了唐军中数一数二的兵头后，粟特胡商更是“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帮助他，粟特血统的将士也以安禄山的嫡系自居。在《中国的粟特柘羯军》一文中，魏义天先生指出，安禄山，史思明有大量的柘羯军，而柘羯军这一概念正是来源于粟特，《唐·西域传》: 安西 者，即 康居 小君长 罽王 故地，募勇健者为拓羯，犹中国言战士也。"柘羯军就是勇士或称亲卫队。《安禄山事迹》……（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魏义天敏锐地指出，这种大规模收养“假子”组成军队的行为，和中原汉族传统的宗法制度以及其影响下的收罗少量假子以为腹心将领不同。倒是与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假子”（义子）文化习俗类似。故而，他推测《安禄山事迹》中记载安禄山所收编的“假子”，就是赭羯兵团。安禄山大量起用胡兵胡将，曾为安禄山器重的大将李宝臣（奚人），李怀仙（契丹）等人也都是胡人，（后两人投降唐朝，成为著名的河朔三镇）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庭有识之士也敏锐地指出，“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为高尚等数人”直截了当指出胡人是安史叛军的主力，如上种种。证明了安史军队中的胡人烙印和粟特烙印是很深的。

粟特壁画

在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割据，河北依然保留了浓厚的胡风影响。被朝廷拜为节度使的皆是安史降将，不是胡人就是当地的胡化汉人，大多不习礼仪，其胡人风气相当严重。先看汉人节度，比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生于朔野，志性凶逆，每王人问安，言词不逊”，《新唐书》言“承嗣沈猜阴贼，不习礼仪。”其火并相卫后，更是以胡人部落风气唆使部下为其请命，“阴使从子悦讽诸将诣使者嫠面请承嗣为帅。”再如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性矜荡，好与豪杰游，力挽搏斗。”三镇节度使大多“均寒暑，无障盖安舆，与士卒均劳逸”等等。荣新江先生还指出，安史之乱以后的河北地区，由于统治者仍然是安禄山、史思明的部下，有些本人就是胡人，如李怀仙即“柳城胡”，他们自然会对境内原有的粟特胡人采取优容的态度，安史之乱以前就生活在这里的粟特人，不会像唐朝境内其他地区的粟特人那样，主动地改变自己。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胡化最为夸张的是幽州节度使，幽州地区，李碧妍先生在《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中指出，河北北部的边境地区，即幽州，营州在初唐就有大量粟特，契丹，奚，突厥等各类少数民族聚居，二州内设有大量安置少数民族的羁縻州，是河北胡化最为明显的地区，安史之乱中，幽州几乎成为安史之乱的策源地，是安禄山所控制的核心地区，安史之乱结束后，幽州地区的百姓仍然保持较强的胡化倾向，甚至将安禄山，史思明并称“二圣”，立庙祭祀，（无独有偶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也将安史父子并称四圣，立庙祭祀），公然与朝廷唱反调，由朝廷派往幽州的幽州节度使张泓靖“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其结果是“众滋不悦”，最终也因压制胡化习俗而酿成兵变。《后唐书》对此也有精妙论述，曰：“彼幽州者……其民刚强, 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 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 自相崇树, 虽朝廷有时命帅, 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 尾大不掉, 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 陈寅恪先生也认为“穆宗长庆初上距安史称帝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禄山，思明犹存此尊号，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旧俗，而致变叛，则安史势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见。”

唐代胡人俑

穷兵黩武，截流税收，也是河朔三镇得以割据的重要原因。据《元和郡县志》及其它资料可以大致推算出当时魏博户数为 74498 户，兵约 70000 人，比例约为 1． 1:1。成德户 63604 户，兵 50000 人，比例约为1． 3:1，卢龙镇亦应有兵五万至七万左右（《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三镇合计兵二十多万，一旦联合抗击中央，势不可挡。在财政方面，三镇都是“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多数都比较重视生产，以此收取赋税，例如:“张仲武为幽州节度使，以边塞既宁，尤勤抚育，每春则劝农，及夏，亲行县以较其民之稼稿见芳不去者必挞之，见滋长如云者必坐于木阴，赐酒茗以厚之。”据学者估算，河朔三镇的两税即农业税收分别为魏博镇 177万贯，成德镇155万贯，卢龙镇118万贯。（一贯约为一千钱）加上三镇各产食盐，实行盐，酒专卖制度，并置市买，回图官，积极从事商业，或直接授予商人幕职或牙将等身份或由将领直接经商。如“后有长沙小将姓周者，部本郡钱帛，货殖于广州。”“范诩者，河东人也，以武艺授裨将 … …诩差 往淮南充使，收市绵绮” 三镇的财政状况非常良好。其每年除去开支（几乎只有军费），盈余总数在5 5 00 41.1 6 贯 到 2 1 340 41.1 6 贯之间（《试论唐代河朔三镇长期割据的财政原因》），较为宽裕的财政，也奠定了其割据的基础。

唐代斗米物价（数据来源唐朝吧）

三 三镇的军镇结构

藩镇的军队，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镇守地方州县（包括节度使驻在的州县）的州军，一个是节度使亲自指挥的牙军（因节度使官署立有牙旗，即锯齿状装饰的旗帜故而得名），河朔三镇都有相当数量的州县兵和牙兵，都是“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自行任命官员，招募军队，这是三镇的共性，然而魏博，成德，卢龙三镇的军政结构又有所不同。

（1）成德节度使

河朔三镇中，成德节度使与唐庭关系较好，自初代统帅李宝臣到末代统帅张处瑾被李存勖攻灭，几乎从未主动挑起与中央政权的冲突，其内部变乱较少，交接也较为平稳。荣新江先生认为，与其他两镇相比，成德地区在安史之乱中破坏较少，加之李宝臣出身奚族，曾是安禄山的假子，因此成德集中了更多的安史旧将与蕃族将领（《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由于大量蕃将的存在，成德拥有较为强大的骑兵力量。然而，也这是因为大量蕃将及其部属的存在，使得成德本身集权羸弱，甚至互相攻打，在四镇之乱（见下）中，许多大将因不服李宝臣之子李惟岳，投降唐朝，极大地削弱了成德的力量，此后数次唐朝与藩镇的冲突，都有大将投降朝廷，使得起初三镇中实力最强的成德逐渐沦为三镇最弱。进入中晚唐，新任的成德节度使王氏家族（782-883）统治期间，成德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王氏家族与将领逐渐妥协，两者互相联姻，盘根错节，节帅认同将领的种种特权，将领拥护节帅，帮助节帅镇压内部叛乱。形成一定的宗藩关系（《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彼此相安无事，因此造就了晚唐成德“乐王氏之无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带，务夸侈为嬉”的安定局面，这样的宗藩关系也被成德本镇用来处理自身与唐庭的关系，即成德效忠唐朝，朝廷保证成德的世袭地位，因此，成德总体与唐朝保持较好关系，对唐庭有较深感情，（《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当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时，成德节度使王景崇“每语及宗庙园陵，辄流涕”，这样的情景在藩镇割据的中晚唐实属难得。921年，成德客将张文礼诛杀节度使王镕后，屠杀成德故将，在成德旧将的要求下，李存勖遂以此为借口，攻打成德，同年，攻灭成德。成德节度使灭亡。

（2）魏博节度使与牙兵

三镇之中，魏博最为嚣张，实力最强，与唐庭关系最差，王夫之语“藩镇之强，始于河北，而魏博为尤，魏博者，天下强悍之区也”，魏博节度使以牙兵著称，安史之乱平息后，田承嗣投降唐朝廷，朝廷一切不问，仍任命他为魏博节度使，他便查核户口，加重赋敛，厉兵缮甲，使老弱耕田，壮者在军，不数年有众十万，又择矫健强力者万人，号牙兵。这支牙兵父子世袭，专横跋扈，盘根错节，不顾法令，虽然牙兵最初势力不大，但随着田氏家族的灭亡（820）牙兵与当地将领互相勾结，势力日强，最终尾大不掉，成为魏博的毒瘤，牙兵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甚至干预藩帅废立，一百五十余年间，主帅史宪诚，何进滔，韩允中，乐彦祯，赵文弁，罗弘信的废立，都经过牙兵之手。当时谚语说：“长安天子，魏府牙军。”势力十分强大。由于牙兵时常哗变。于是藩镇又另置亲兵，以与牙兵相对抗。《资治通鉴》载“ 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泰不法，发六州民，人苦其役 ，其子从训，尤凶险，既杀王铎，魏人皆恶之。从训聚亡命五百余人为 亲 兵，谓之子将，牙兵疑之，籍籍不安。”胡三省云“ 魏博牙兵始于田承嗣，废置主帅率由之。今乐从训复置亲兵，牙兵疑其见图，故不安，在魏博晚年，亲兵与牙兵经常互相攻杀，彼此削弱，唐朝末年，被牙兵拥立的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死，子罗绍威继任节度使，厌恶牙兵专横，欲除之而力不足，于是借朱温之力，里应外合，夷灭牙兵八千家，州城为之一空。而罗绍威势力也就一蹶不振，受制于朱温，魏博节度使至此名存实亡。

牙兵

（3）幽州卢龙节度使

幽州卢龙节度使，是三镇中最为混乱，兵变最多的节度使，150年间有30任节度使，三分之二被赶走或死于非命，这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上文所述，幽州与其他两镇相比，更为强烈的胡化倾向，及“多务逐君。习苦忘非, 尾大不掉”的习气，与魏博类似，幽州也存在强大的牙军牙将集团，其嚣张跋扈程度不亚于魏博，幽州地理位置偏僻，处于边境地区，南部是强大的成德节度使，768年，安史之乱后首任的幽州节度使李怀仙为牙将朱希彩，朱泚，朱韬等人所杀，而李怀仙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是旧交，从此之后，两镇结仇，经常互相攻打，幽州北部则是契丹，奚等少数民族，面临较大的边防压力，处于夹缝中的幽州节度使边防压力较大，这一方面导致幽州境内属州将领和边将势力强大，将领往往兼任地方官员，军政合一，各有部署，“部将忽领一方之权”，他们经常与牙兵牙将互相勾结，又互相勾心斗角，使得幽州政局一片混乱。另一方面，也导致幽州穷兵黩武，几乎全民皆兵，史载，幽州“家家自有军人”“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习弓矢”，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幽州节度使处于自保需要，往往依靠朝廷，对朝廷较为恭顺（《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加上幽州大部分地区不与唐朝直接接壤，终唐一世，除朱氏兄弟之外，幽州未与朝廷爆发大规模直接冲突，往往是作为三镇联盟卷入战争。乾宁元年（894年）二月，唐朝廷加封李匡筹为卢龙节度使。894年11月，李克用大举进攻李匡筹，唐庭不能制，李匡筹大败，逃往沧州。乾宁二年（895年），李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留后（代理节度使），不久，唐政府被迫任命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907年，刘仁恭子刘守光废父自立，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八月，刘守光自称大燕皇帝，在契丹，李克用，朱温等势力之间摇摆不定，朝秦暮楚。乾化三年（913年）。晋王李存勖发兵攻打幽州。次年城破，乾化四年（914年），刘仁恭、刘守光父子被李存勖献于晋国太庙，后被杀。幽州节度使灭亡。

 

 

四 唐庭与河朔三镇

唐朝与河朔三镇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从最早的极力剿灭到后期的听之任之，有战有和，那么，这种关系是怎样变化的？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

（1）唐德宗与藩镇的战争

事实上，河朔三镇不会也不可能主动发起叛乱，他们所谋求的不过是“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的封建割据或世袭特权，，因此，在大多数时候，三镇都奉唐朝为正朔，节度使谋求唐廷的册封，很少主动挑起与唐朝中央的战争，更不会主动公开称帝称王，大量事实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亦有施行。比如，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注：参见《太平寰宇记》卷五六磁州，卷六八宁边军，卷六一镇州，卷五七澶州，卷五四魏州，卷六四德州，卷七○涿州；《唐会要》卷七一。），官吏员额的增减（注：参见《唐会要》卷六九，《州府县加减官》。），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甚至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注：参见《太平寰宇记》卷六四德州；《新唐书》卷一五一《陆长源传》，卷一五七《樊泽传》；《旧唐书》卷一三七《李益传》，卷一四五《刘栖楚传》；《全唐文》卷五九八欧阳詹《马实墓志》，卷六一四王叔平《唐故监察御史里行太原王公墓志铭》等。）。决定唐朝与三镇关系主动权，事实上更多地在唐廷手中。但是，三镇的割据谋求，是追求中央集权的唐廷所不能容忍的，决心发动大规模对三镇战争的，是唐德宗。（779-805在位）

唐德宗

779年，唐德宗李适上台，决定励精图治，讨伐藩镇，恰巧此时，德宗建中二年（781）正月，李宝臣死，其子惟岳求继。德宗新即位，很想改变这种状况，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李惟岳、田悦（田承嗣之侄）与占据今山东地区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据今湖北西北部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联兵抗命。唐朝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率兵讨伐。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次年闰正月，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惟岳降朝廷，但唐庭未能给与其足够封赏，致使其心怀不满。唐军包围田悦。被围困中的田悦派人去游说幽州节度使朱滔，向他直言唇亡齿寒的道理，田悦的使者对朱滔说道：“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诛夷豪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朱滔也认为自己在平叛中出了大力，但却没得到多少实质性的好处。如果魏博等镇都被平定后，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他自己了。于是朱滔决定改变立场，并联合心怀不满的王武俊一起出兵解救魏博。

唐军

田悦、王武俊和参加征讨的幽州节度使朱滔又相互勾结，联兵反叛。朱，王二人叛变的主要原因，是因河朔三镇地理相连，出于唇亡齿寒的朱、王引兵救田至魏州，十一月筑坛同盟，相约称王：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又约淄青李纳（正己子，正己此时已死）称齐王，原本忠于唐庭的李希烈也参与叛军，公然称帝。与四王勾结。建中四年，李希烈围襄城，唐德宗急忙抽调泾原兵五千人赴援。由于没有赏赐出界钱粮及犒师饭菜粗粝，泾原兵士哗变，并推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帅，即“泾原兵变”将德宗包围在奉天(今陕西乾县)城中达一月之久，后被入关赴援的神策军将李晟率部平定，朱泚兵败自杀，德宗迫不得已，下罪己诏，停止对藩镇用兵。田，王，李纳三人去王号，向朝廷上表谢罪，李希烈坚持叛乱，贞元二年（786），被部将陈仙奇毒死，但三个月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自立为留后，朝廷被迫承认。第一次与藩镇的战争失败。这一次叛乱，史称“四王二帝之乱”此战过后。德宗心灰意冷，史载“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完全丧失信心，对藩镇听之任之。

唐德宗此次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没有采取正确的战略，德宗急于求成，操之过急，想一劳永逸解决藩镇问题，一棍子打死，史载“德宗志欲清扫河朔。不使藩镇承袭。”，这一骚操作使得本来彼此有矛盾的三镇加上淄青节度使出于唇亡齿寒的目的，团结起来，共抗唐朝，大大增加平叛难度。此时，安史之乱结束不久，唐朝军事，经济实力尚未完全恢复，外有回鹘，吐蕃的威胁，难以集中力量平叛，唐军对魏博，成德，淄青，淮西同时用兵，四面开花，而精锐部队多在外，关中空虚，致使泾原兵变发生，局势失去控制。总而言之，是颇为可惜的。

唐德宗平四镇图（图片来源《中国历代军事战略》）

（2）元和中兴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的孙子唐宪宗李纯继位，决心继承祖父的遗志。平定藩镇。元和元年（806年），李纯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不久，宪宗又平定了浙西节度使李琦的叛乱。

唐宪宗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吴少诚之弟）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拒而不纳，继而举兵叛乱，威胁东都。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李纯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于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李纯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伐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派人焚毁唐军军粮，又派刺客刺杀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唐廷误认为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所为，下诏讨伐，久攻不下。此时。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李纯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乘雪夜率军突袭蔡州，即著名的“雪夜袭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来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宪宗调遣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死李师道，淄、青、江州地为朝廷平定。淮西，淄青平定，唐廷威望大大提高，成德镇不战自降，魏博、幽州也相继归服，藩镇问题短期得以解决。

唐宪宗采取正确的战略。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先攻打实力较弱的西川，淮西节度使，而后再对河朔用兵，即使宰相遇刺，也不动摇。如李绛所说“西川、浙西皆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李琦、刘辟独生谋狂，其下皆莫之与，大军一监，则涣然耳。” 淮西镇“处四战之地，旁无应援”，以上的种种，使得平藩镇战争得以成功，然而，好景不长。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七日，宪宗暴崩，穆宗继位，河朔三镇不久又重新割据。李碧妍先生认为。宪宗的中兴，实际上是建立对河朔三镇妥协的基础上，宪宗及大臣认为“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已不可能，此次平定藩镇，唐朝未对河朔大举用兵，而是以牵制为主，将目标放在威胁唐朝财赋之地江淮而势力较弱的淮西，淄青二镇，河朔其实仍然大体维持原样，这一思想，事实上为晚唐“河朔故事”的政策所延续。

（3）晚唐对三镇的政策：基于实用主义考量的河朔故事

到了晚唐，由于唐庭自身的衰弱，已无力量发动对三镇的大规模战争，许多大臣也改变了对三镇的态度，因此，文宗之后，唐庭对三镇大多采取放任不理的态度。、史称“河朔自艰难以来, 列圣许其传袭, 已成故事” 。（被称为河朔故事）朝廷视军情所附, 因而授之。晚唐重臣李德裕认为，“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只要三镇可以“事体”，不妨放弃对河朔地区的干涉，与李德裕对立的牛僧孺在藩镇问题上与李德裕看到大体一致，他也认为，“自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上供天府。。。。。。。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河朔地区本身不是唐朝的财赋来源，又不能帮唐朝分担边防压力，因此，逐渐被唐朝视为“鸡肋”，已属半放弃状态，除唐武宗曾对势力较弱的昭义节度使用兵外，此后，唐朝与河朔三镇甚至其他藩镇也再无大的战争，河朔故事，可以说是唐朝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与河朔三镇互相妥协的产物，黄巢起义后，唐朝统治秩序崩溃，局势失控，藩镇彻底割据，新一代藩镇如朱温，李克用等掌握实权，实力强大，河朔三镇沦为晋梁争霸的舞台，最终在晋梁战争中均被消灭，只留下后人的嗟叹。

唐后期藩镇图

唐与藩镇的战争

参考文献

《旧唐书》

《新唐书》

《资治通鉴》

《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李碧妍

《浅论唐代河朔三镇割据的财政原因》马春华

《试论唐代河北胡化渊源及发展》郝治

《试论唐代河朔三镇割据的阶段性特点》贾艳红

《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荣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