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剑︱对1914年福州邮展的再认识 / 四六文摘

我想每个人也跟我一样不甘平凡

我想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我的理想

我想有一天能够跟我的老板

亲切的交谈聊聊我梦想说一说我的信仰

(可以吗？可以吧)

能想就能干敢想就敢当作社会栋梁

让自己发热为前途发光做模范榜样

要扶摇直上要一直幻想想想也紧张

这就是现在想要的理想

我想有一天能够跟朋友抢著结帐

(我来我来)

我想每个人也能看到我身活美满

我想对所有人说我今天很忙

明天会更忙天天都赶场没白活一场

我是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下蛋的鸡我是李想

《集邮报》于2017年1月11日第2期（总2099期），刊出署名“江苏水寿”的《对中国首次邮展争鸣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思考》），洋洋洒洒数千字，图文并茂、引经据典。然而该文最后得出的结论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福州邮展”不算邮展，水寿先生不仅没有说清楚，还刻意回避历史客观规律，在文末用“以当今集邮者认知的‘邮展’而言”来做总结。说到底，还是以当代的眼光和标准去衡量一百多年前的事物，难免偏颇，这是对《思考》文的商榷一。

笔者在之前的多种场合，都一再坚持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认清到底什么才算邮展。以《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集邮史》、《中国集邮百科全书》等主流、权威的著作为参照，我们可以把此次邮展大讨论归纳为三点。

第一：定义。《中国集邮大辞典》将“集邮展览”和“邮票展览”等同，下的定义是：“将各种集邮展品公开陈列，供参观、鉴赏和评比的一种活动”。第二：分类。邮展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物，简单划分有利于在理论层面上认知它、在操作层面实践它。所以《中国集邮大辞典》指出“当代的邮展一般可分为两类：①以竞赛为主的邮展。……②以展示、陈列为主的邮展。……”说白了，就是“竞赛”与“非竞赛”两个类别。第三：内涵。所谓“邮展的内涵”，就是要以宣传集邮活动为目的的、在公开场合面向普通公众的邮票（集邮）展览，才能称之为“邮展”。

近来，以上海黄祥辉、江苏水寿为代表的部分邮友提出的“邮票展示”这个不伦不类的提法，以“拍卖预展”、“同好鉴赏”来佐证这个“邮票展示”活动，以此把“福州邮展”也拉入这个范围的举措，笔者个人认为不妥。《思考》一文还专门列出“陈列型邮展”章节，根据本文上述所述，这些“陈列型邮展”就是“邮展”！《思考》所引用的资料显示这些邮展都比福州的晚，其中北京天坛邮票展览会举办于1918年3月，甚至比常州邮展还要早。水寿先生在《思考》中提出：“个人主理的陈列型邮展与邮会组织的竞赛性邮展这两类邮展形态，至今仍为邮坛认同与承袭。”也就是说，水寿先生也是认可“天坛邮票展览会”算邮展，那为什么在文末又说常州邮展为首次“证据充分、名至实归”？这里面即回避了“天坛邮票展览会”的在先事实，又不在常州邮展前加定语“竞赛类”。这是对《思考》文的商榷二。

目前，对于魏叔彝和他的世界邮票社在1914年福建展览会上的举措，有两点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一点：摆摊卖邮票；第二点：办邮展，即在公开场合、面向公众宣传推广集邮，其中外国邮票由美国人卜威利提供。这里顺便提一下，美国人卜威利当时是英资福州怡和洋行的襄理，并不是邮商，集邮界某些人包括马佑璋先生甚至撰文说卜威利寄陈邮票的目的是“展销”（见2016年10月28日《中国集邮报》第78期（总2101期）），这些都是先入为主的错误观点。据福州集邮前辈回忆介绍，卜威利此人并不经营、贩售邮票。当时福州当地人如果想托他购买一些进口玩意儿，他更乐意向对方收取中国邮票做为报酬。

我们现在讨论福州邮展，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博览会”。水寿在他的《思考》一文中，引用了一些我国早期博览会对邮票认知演变的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过于片面，都集中于所谓的“负面”。当一个人先入为主有了主观认识以后，会不经意的刻意回避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所以，这些早期资料就没有体现在水寿先生的《思考》一文中。笔者特地补充一些早期资料，希望能对集邮者更全面认识有所帮助。

1914年1月1日上海出版的《中华实业界》，发表了一篇署名“杨锦森”的《为巴拿马博览会敬告国人》文章（如图）。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总结了之前我国参加外国博览会的一些经验教训，并提出一些新的主张。其中，作者旗帜鲜明的提出可以展览“邮票”、“邮片”（即明信片）。

同样，水寿《思考》一文所引用了另外一本1914年5月出版的《中国实业杂志》上，那篇署名“滥竽”的《支那邮票展览会》一文，我们在2016年7月份就已经查到并做了分析。该作品是在杂志的“短锋小品”一栏上发表。结合其内容，方友德、刘广实等几位集邮前辈都一致认为它只是文学作品，并不是时事报道。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在各地巴拿马赛会还没有开始举办的时候，就有有识之士在建议“邮票”可以做为“展品”参加了，还有人专门写了一篇“虚拟邮展”的报道。《思考》一文列举大量后期博览会、展览会的资料，试图说明当时社会上对邮票进博览会并不“感冒”，这是带有一定主观性的断言。至少从上面两本杂志可以说明，当时的社会公众、大众媒体已经对博览会、邮展都有了相当的认知，也认为“邮票”进博览会，能起到其它展品所不能起到的独特作用。正是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福州的魏叔彝进展览会办邮展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了。

事实上集邮界都认同，我国早期集邮活动的发展，邮商是有很大功劳的。而魏叔彝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不仅仅局限于邮票买卖，在普及推广、邮学研究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其热衷于办展，就是一个典型。就1914年邮展来说，福州集邮家杨异先生曾经如此评价：“这个邮展史无前例，尽管它很简陋、很低级，但是它也很难得、很可贵。”也正是有了这次的经验，魏叔彝先生才会在办邮展、宣传集邮这条路上越走越宽。

在1929年，为参加全国美术展览，福建省美术出品协会曾经在福州西湖举办美术展览，魏叔彝再次以世界邮票社的名义参展，他的邮集这次颇受大众好评。时年3月27日出版的《福建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习斋”的文章《参观美术展览会后之我见》（如图）。作者点评各种参展美术品的时候，以世界邮票社做参照，指出“其他书画乃不如世界邮票社之邮花”。这说明，魏叔彝此时已经是一个“邮展专家”了，如果没有早期的各种积累和经验，会有1929年令人瞩目的成绩吗？

综上所述，魏叔彝先生能在一百多年前的福州，利用大型公开活动的场合，邀请外国集邮家，开邮展风气之先河，这种行为是可敬、可贵的。（考证这段集邮历史的工作还在继续，各种新的资料和证据不断被发现。待细致整理过后，这些新发现将陆续公布）我们后人推崇他，不仅仅单纯是纪念一个邮展活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厘清“邮展的内涵”，对于现在集邮活动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至少，利用大型展会举办邮展、宣传推广集邮活动，也一直是集邮发展息息相关的。

参考资料：

1.《中华实业界》，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1月1日第一号

2.《中国实业杂志》1914年5月第五卷第一期

3.《福建民国日报》1929年3月27日

4.《中国集邮报》2016年10月28日

5.《集邮报》2017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