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立的记忆
今年春节，我整理旧书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叶深绿色的书立，睹物思人，心中一动，想起了半个世纪前，在校办工厂劳动的光焰先生。1970年秋，我入党不久，就到校办工厂劳动锻炼。厂子里车铣刨冲设备齐全，各有其人，我来一中不到一年，一个也不认识。厂长刘德诗老师也不介绍，让我跟温老师学开车床。工厂给胜利油田加工部分输油管道法兰圈，活不多。大约不到三天，我可以独立操作了，温老师就干别的活了。有一天，开车不久，眼看车件成功了，我一不留神，铁屑突然崩进了我的右眼，我啊的一声，用手去捂。这时，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让我别动。等我反应过来，一个大高个长者站到了我的面前，车床已被他关了。他低下头，让我拿开手，扶上老花镜，看了看，说：露头很小，扎得深，不能用手捏出来了，要上医院，千万别揉搓。温老师回来了说，车床刨铣，经常的，别怕。我想，轻伤不下火线，就坚持到了下班。第二天，我觉得不好，才去医院，医生说，了不得，幸亏是斜着穿刺的，再不取出就坏了。2005年我右眼视网膜突然脱落，名医专家都说不出原因，只有我自己明白，是那次被铁屑崩扎留下的病根。我从医院回厂里，只有救我的大高个一个人，拥着火炉取暖，我才知道该吃午饭了。我到食堂打了饭，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吃了。饥饿的人，是见不得别人吃的，这骗不了我的眼睛。我告诉他，我住一勘探队，有车，腿长，不缺吃的，而你打铁，壮工，二十七斤怎么够吃的。下午，我回语文组开会学习，说起那个大高个子老师傅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我关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们说，是光焰，美术老师，“右派”。几乎是异口同声，提醒我站稳阶级立场。我看有工宣队员和军代表齐参谋在场，没有多说一句话。我不怕，我没有参与一中文革，而且入党一年多了。下班了，我和刘爱华老师一块走，她丈夫就是刘厂长。我问她光焰中午怎么不吃饭，她说好几年了，都是这个样，他把自已的胃做小，省几口给孩子吃，孩子正在长身体。现在好多了，不是一点不吃。听了她的话，我的心一阵酸楚。不过，在我印象中，老师们，提到他，只是直呼其名，省略了老师两字，干活时对他满是尊重。厂子里的活没有他不会干的。烧红了铁在他的锤下，像块柔软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随心变形。有次，打一个铁箍，打着打着成了一只飞鸽，我赶紧叫停，他倏的一下，把它放在盆水中，吱啦一声，一只灰色的鸽子，在云雾中飞翔。我看得出神，他又秒速的把它放到炉火中。关关睢鸠，君子好逑。这前句我听清了，后半句我听得模糊，我仰首看他，暗淡的脸色似乎略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我是山师中文系毕业的，他似乎早已知道，没有其他人在场，他试着放开了，不再拿捏。在此后的“暗语”中，我已不递招了。我知道，他是我没有读懂的一个前辈。他也知道，我是不足畏的一个后辈。他1917年生，我1941年生，都属蛇。就这样，我俩被一种莫名的感情绑架了。当我知道他投笔从戎，当的是八路军，我肃然起敬。我说，我父亲1940年正月，受我舅舅的鼓动，二十多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他都不要了，非要参加八路军，我那时还没有出生呢。他说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想到自己必须投笔从戎，抗日救国。就这样，小城外，古道边，他跟自己的女友，心爱的人，洒泪告别。女友只说了一句话：“你放心走吧，我等你。”他说，想你，我会回来看你。告别家人，光焰义无反顾，参加八路军抗日游击队，转战在博莱一带。当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他又想起家人，一阵心血来潮，就向队领导申请回博城探亲。指导员说你实在要走，我们不拦你，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欢迎。高启云跟他彻夜长谈，让他感动不已，接到批准报告，他想都没想，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博城。一天一夜，披星戴月，他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山城外古道边，羊栏河的柳树下。三年不到，美丽的家乡已让小鬼子践踏的百孔千疮，他看着心疼，触景生情。人算不如天算，他想起了学兄高启云的提醒；博山是敌占区，万事要小心。从1970年冬到1971年春，我俩中午不回家，就拥炉而坐，我提问，他就说，说到动情处，他刹不住车了，拿过火箸捅一下炉子，熊熊的火焰映红了他面容平静，看不出悲喜的脸。但我还是看出他常常湿润了的眼睛。我说看不懂国画，他说看眼呵。他问我记不记得人面桃花？我说记得“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句子。他说画人面，细若蚊足的眼睛只一点，人面桃花就有了灵性。说到这，他收不住了，问我去过桃花泉么？我说没有。他说他去桃花泉写生，正是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他心爱的鸽子跟随叔叔一家郊游。他在画桃花时，听到桃林里妹子优美的歌声。等我们有机会再谈时，已是春暖花开了。他说1948年博山解放不久，他就收到党组织的推荐信，到成立不久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大学坐落在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结业后，他被分配到山东。说到这里，他又一次兴奋，恺悌慈善的脸上，略过缕缕的光焰。他说，永远忘不了共产党对他的善待和宽厚。他脱离队伍多年，但他的历史清清白白，领导对他的履历也了如指掌，对他说革命不分先后，这让他很感动。他学的是绘画，教学之余就是创作。激情是画家创作的动力，有了灵感就会冲动。画作，是光焰的命根子，他报恩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创作。懂画的能会意画者的心雨。不懂的人只能臆断种种，这已出离了对艺术作品的见仁见智。他被右派了。他初衷不改，依然用画笔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炽热的爱。他有一幅山水画；巜山村车站》刊登在巜山东文学》的一期封面上，我无缘欣赏他的画作，却有缘见证他深厚的功底。1971年秋，学校要换掉文革“八二六继红战校”的奇葩校牌，改回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光焰接受了书写校牌的任务。他单滕跪地，用手扎量了一下白色的油漆牌子，用铅笔勾画几下，拿起饱醮黑色油漆的笔，运了运气，力聚笔端，一气呵成。他慢慢地起身，舒了一口气。七个墨色的大字，气韵流动。是他留给一中的墨宝，一直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改建校门。当我把故事说给董振国老师听时，他说光焰的功底怎生了得。他记得1963年，光焰和初语组老师一个办公室。董老师托人从北京买回来一支毛笔，练习写字。有次练字时，被光焰看到了，他端祥了一会，说；你这笔不错。言下之意，你要好好练，别瞎了这支好笔啊！也是197Ⅰ年，他写校牌不久，我离开工厂，到办公室材料组工作，他把一副书立送给我，这让我感到意外。他说是用下脚料做的，让我放心收下，读书人把书立起来，翻检方便。我那时住一间土坯房，床板炉子之外只有一张小饭桌和两只小板凳的空间，哪有书立的立足之地？于是，我忍痛割爱，把它和书籍包在一起，挂在墙上，这样深藏不露，一藏20年。我调市教研室后，又搬了五次家，直到退休后寓居济南，才发现书立不知何时丢失了一叶，感慨唏嘘久之。我离开校办厂后，很少见到他，有时领工资见到他，也只是点个头，不说一句话。1975年他提前两年退休，是特批的。抗战时，他和校党支部郑书记曾在根据地《泰山时报》并肩战斗过。1980年，他右派被改正，退休改离休，他的艺术人生放出最后一束耀眼的光焰。光焰先生送我的书立，礼轻情义重，虽然算不上文物，但它记录了我和光焰先生一段难忘的交往。有哲人说人生的经历，酷似文物。光焰先生，斯人如名，坎坷的一生弥足珍贵，我会永远在心里收藏。
作者简介：闫丰古<1969一1988年）淄博一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