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万里茶道”

一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旨在保护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在《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对“突出普遍价值”做了如下解释：“文化和（或）自然价值是如此罕见，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1]“万里茶道”正是这样一条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线路。首个关于“万里茶道”的专题展览于2017年12月27日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并于沿线各省巡展。

“万里茶道”国内巡展的前两站，展览设计均以茶叶的生产、运输、贸易及文化交流为主线，在沿线文化遗产点的基础上，整合茶叶生产、加工、运输工具，茶具、茶商及贸易遗物等方面的大量文物，配合各种影像资料，完整地介绍了万里茶道的历史、影响和申遗前期工作。作为山西站的展览策划人员，我们认为，作为文化遗产，“万里茶道”上有关“物”的属性，如沿线的建筑遗迹、各地的文物等，已经得到全景展现。不过，更重要的附着在“物”上面的“突出普遍价值”，尤其是从南方茶产区到蒙、俄消费区，晋商在整合茶叶生产、加工、运输、销售过程中倾注的大量资金与心血、表现出的卓越胆识与魄力，以及沿线各省人民付出的共同努力，表现似乎略有不足。我们认为，这些应该是文化遗产中更富魅力的部分。出于上述考虑，我们一方面检视现有文物，发掘可能实现我们想法的因素。另一方面，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并深入全省各地进行调查，找寻能够支撑展览预设主线的资料与展品。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确定以“晋商”作为此次展览的主线，因为“万里茶道”的一端是中国南方的茶产区，另一端是中国西北及中亚、俄国的各族民众，晋商则是沟通双方的关键所在。在主线基础上，对原有大纲进行针对性改造后，新的展览框架逐渐成型：第一单元“晋启茶缘”，讲述晋商的崛起及其对蒙、俄茶叶需求的感知与把握；第二单元“万里飘香”，展示晋商深入茶产区组织收购、加工、包装，组织从茶产区至恰克图的运输全过程，表明晋商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第三单元“文化之路”，通过手抄双语字典、关帝崇拜、商业会馆、欧风东渐等茶道上的文化现象，展现晋商活动对文化的辐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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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晋商的崛起，“开中制”是关键。明朝建立后，为防止蒙古军队入侵，在北部边境先后设立九个军事重镇。为筹措军粮，政府规定，各地商人可以给边关提供所需粮草，换回“盐引”（图一），获得食盐专卖权。山西商人以此为契机，开始经营盐、粮，逐渐崛起。不过，他们并未仅仅满足于盐粮贸易，而是居安思危，积极拓展贸易范围，“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2]，开始全面发展。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3]，打开了中俄贸易的大门。为了让俄蒙商人来市，清廷在齐齐哈尔城北设立互市地，“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市肆有逾百年者，本巨而利亦厚”[4]。可以说，活跃于黑龙江边贸中的晋商是中俄贸易的先驱。恰克图开市后，“自由地赴恰克图贸易的商人，泰半为山西人，然山西之人足迹，并不限于恰克图，即新疆、满、蒙诸地之贸易，鲜不为彼等所垄断”[5]。到清中期，北方边境口岸对外贸易几乎全为晋商所垄断。

图一 清光绪解州官盐局发官盐票
（太原晋商博物馆藏）

分布在北亚、中亚的蒙、俄等各民族，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及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日常热量摄入较多，吃蔬菜、水果较少。在与汉民的接触中，他们发现，喝茶既可消食去腻，又可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茶叶逐渐在上述地区流行起来，不仅成为蒙古与内陆贸易的重要商品，还于1718年超过生丝，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6]。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茶叶在中俄贸易中所占比重成倍增长，在19世纪中叶甚至达到95%[7]，中国茶叶在俄国供不应求，一度可以充当硬通货[8]。

在与蒙、俄的贸易过程中，晋商逐渐发现茶叶贸易的商机。而晋商在蒙古及恰克图贸易中占有的优势地位，是其敢于决定进入茶产区的先决条件。之后，试图打通从茶产区至外销地的坚定信念、能够忍受漫长而危险的运输过程的坚韧，则成为晋商最终成功的法宝。

最早赢得晋商青睐的茶叶主要来自福建北部武夷山区，当地茶叶品种多、质量好、产量高，深受各方欢迎。晋商不仅在当地进行茶树培育和种植，还以包买的形式控制了一些作坊，试图进一步掌控加工、包装、运输、贩卖等全部环节，以确保茶叶的质量和茶源的连续供应[9]。而在遭遇太平军在福建北部山区的军事活动所导致的茶叶产量锐减、收购价随之提高的危机之后，晋商并未放弃，而是审时度势，将目光投向两湖地区。晋商转移至此收茶、制茶，不仅收购价低，而且缩短了运输路程，减少了因厘金制度而产生的运费和关卡税金，重新降低了茶叶成本。在搜集资料、挑选文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之前两站展览文本中介绍的安化茶厂现存三栋百年历史的老仓库，是由茶厂的前身“兴隆茂茶行”在1902年兴建，而“兴隆茂”系山西祁县何家著名商号“永聚祥”于1838年创办的一个专门的茶叶品牌[10]。在祁县，我们还发现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藏有一块“兴隆茂监制”茶砖（图二）。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建筑遗存、文献与实物的互相印证。在祁县晋商文化博物馆，当地晋商研究专家向我们推荐了他们珍藏的民国抄本《行商遗要》（图三），该抄本是祁县王载赓先生当年在长裕川茶庄作学徒期间抄录的办茶纪要，详细记录了晋商特别是祁县商帮去湖南安化收茶、制茶、运茶的线路与流程，记述了安化黑茶的最佳产地及砖茶、千两茶的制作工序、成本核算方法等，对“万里茶道”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之前两站相比，这些展品的加入，丰富了晋商在茶产区的存在，凸显了晋商对“万里茶道”的影响。

图二 兴隆茂监制茶砖
（祁县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藏）

图三 行商遗要
（祁县晋商文化博物馆藏）

从茶产区收制的茶叶，首先都会运输到汉口，进行下一步分装，经水路到达河南佘旗镇，上岸改走陆路，经洛阳过黄河，进入太行山脉。路上都是太行山崎岖的山路和河流，只能用骆驼、骡子驮运，不能行车。到祁县后，货运队伍一般会休整几天，然后换装骡马大车，向张家口出发。中俄恰克图互市之后，张家口的茶叶转运贸易牢牢控制在晋商手中。因“买卖城（恰克图）只有属于商店的狭小货站，没有任何可以存放新换来的货物的地方”[11]，张家口就成为“南北货运的转运终点，驮兽和其他运输工具，均在此易载”[12]。在张家口转运的茶叶，经张库大道至恰克图，穿越4300余里，沿途的蒙古高原尽是戈壁与沙漠，环境恶劣，只有骆驼和牛车可以通行，是“万里茶道”陆上最艰难的一段。关于陆上运输，除之前展览原有的驼具等运输工具，我们从太原晋商博物馆借展了诸如马镫、马衔、马铃、驼铃、货驮子、水壶、指南针、布鞋等当时运输人员穿用的实物，加以图版和适量的文字说明，希望观众能够体会晋商在茶叶运输途中的艰辛。

三

“万里茶道特展”，试图通过呈现晋商开拓“万里茶道”的全过程，向观众展示贯穿其中的“晋商精神”。

1.开拓进取，善于抓住机遇。

从“开中制”的实施，到清初的随军贸易，从中俄恰克图互市，到制茶基地的转移，每一次晋商都能审时度势，抓住机会。敏锐的商业嗅觉与坚定的商业信念，是晋商开拓进取精神的最好体现。

2.讲求诚信，细节赢得信赖。

在与蒙民的接触中，鉴于“蒙民游牧的生活方式和畜牧业生产的特点”，晋商创造了“放印票帐”的信用贸易体系，“春天赊销日用百货、秋天以畜产品结账的方式，很受牧民的欢迎”[13]。多数山西商人都备有手抄的蒙汉对照词典，为的就是在贸易中直接与蒙民交流，为他们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晋商向自己的顾客与合伙人展现了最大限度的诚意。最终，他们也赢得了各方的信赖。

3.善于创新，经营方式灵活。

由于双“Y”配线道岔较多，正常情况下，正线上的各类道岔由正线道岔控制子系统根据列车识别号和行车计划表与道岔控制箱互联，并自动办理进路。即：当有轨电车接近道岔区(包括渡线、折返线和出入线)时，轨旁设备结合车载通信设备自动发送道岔操作请求(包含列车识别号等信息)或由司机通过车载操作按钮发送道岔操作请求，道岔控制箱根据储存的进路表进行逻辑判断后自动办理进路，锁闭道岔后开放信号机(进路表示器)。司机确认信号与行车计划一致后，根据信号机指示，驾驶列车通过。当车载设备发生故障，无法完成控制时，司机可以下车通过安装于轨旁的电动按钮手动设置进路或者手动转动转辙机完成道岔状态转换。

在湖北，祁县渠家与咸宁制茶世家何家合作，在当地传统制作工艺中融入山西茶商开拓欧亚大陆广袤市场的智慧，在形制、重量、包装等方面加以创新，适应了青砖茶市场需求，打造出著名的“长顺川”青砖茶。因地制宜，善于创新，灵活的经营方式保证了晋商在不同地域、不同市场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由文献作者自述的效果影响因素，基本可以获取目前我国翻转课堂实施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但是文献研究及内容分析法获取的数据仅为间接数据，为获取更为直接的数据，笔者同时参与了2016—2017学年第1学期在陕西师范大学2014级教育技术学(创新实验班)的专业英语课程中进行的翻转实践。结合已有文献研究数据及对陕西数所高校开展翻转课堂的教师进行的访谈，以案例数据为例，可将我国翻转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4.和衷共济，携手共同发展。

出于商业需求，在茶产区，晋商往往会按自己的要求来指导茶农种茶、制茶。在湖北羊楼洞，“……清咸丰年间，当时有晋皖茶商，往湘购办茶叶，行经该地，觉该地环境，宜于种茶，于是遂授当地居民以茶叶栽培及制造之方法……茶地逐渐扩展，遍及数县”[14]。晋商进入茶产区，不仅雇佣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事制茶工作，推动了当地制茶业的发展，也对当地与制茶有关的其他手工业有重要影响。包装砖茶要用纸，运输需要竹木箱，对包装纸与竹木箱的需求，推动了当地造纸业和竹木器生产等手工业的发展。湖北蒲圻县南山之东，有一地名曰“纸棚，左有洞，右有泉，其居人曰郑氏。凡40余户，除数耕者外，悉以造纸为业。治棚下者，约百余人，每岁值可获五六千金。凡此数十户，一切食用皆取给于此”[15]。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16.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万里茶道”由晋商开拓，持续两百余年，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沿线各省不但保存有丰富的建筑遗存，更有涉及茶叶生产、包装、运输和贸易等各个环节的众多文物，这些都是晋商留给我们的有形财富。而开拓进取、诚实守信、改革创新、和衷共济的晋商精神，则是晋商留给后世的精神给养。值得一提的是，在“万里茶道特展”期间的2019年3月22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山西作为“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新的起点，更要大力弘扬晋商的开拓精神，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增强发展信心，创造新的辉煌。

[1]宋奕《文化线路遗产视角下的“万里茶道”申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 76～83页。

[2]谢肇淛《五杂俎》，转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3]高春平《国外珍藏晋商资料汇编》（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06页。

[4]光绪《黑龙江述略》卷6，转引自张正明《明清晋商商业资料选编》（下），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418页。

[5]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转引自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

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难度也大大增加。传统的评价方式往往更注重结果性评价，大都是借助测试、考试等达到评价目的，但是这种评价方式过于片面，强调对知识的记忆而不是深刻理解和建构。这两种模式反而更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即过程性评价），而非仅仅是学习结果，所以评价的方式方法就比传统的难得多。

[6]陶德臣《论清代茶叶贸易的社会影响》，《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第90～92页。

[7]郭蕴深《论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90页。

[8]卢明辉《恰克图买卖城中俄边境贸易的兴衰变化》，转引自《中外关系史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 144～145 页。

[9]王金玉、韩梦丽《晋商与明清时期万里茶路的变迁》，《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55～59页。

[10]杨晓青、范维令《晋商万里茶路上的永聚祥》，《晋中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20～22页。

试验地位于陇西县渭阳乡小干川村，海拔1960m，属二阴半干旱区，年平均气温7.8℃，无霜期138 d，年降雨量350～400 mm。均采用平膜方式栽培，试验地施用农家肥45000kg/hm2、尿素300kg/hm2（150 kg作基肥，150 kg作追肥）、二铵225 kg/hm2、硫酸钾180 kg/hm2。于2017年5月17日统一采用高粱播种器点播，出苗一周后放苗压孔。

[11]孟宪章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微信群成为家校沟通的重要渠道。管理班级微信群，与其要求家长在群里不能做什么，还不如与家长商讨能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开学初，我借助家长会，与各科老师以及家长充分探讨，最终确定了班级微信群每天“群聊”的话题。同时，这也被当作家长的一项“作业”来完成。

[1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225页。

[13]范维令、刘晓东《祁县人创立的旅蒙第一大商号——大盛魁》，《晋中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23～27页。

[14]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编印《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作及运销》，1936年6月，第5页。

【检察院】2018年9月27日，广东省肇庆市、云浮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三地检察机关联合签署《关于开展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框架协议》，标志着肇庆、云浮、梧州三地检察机关正式启动跨省联合工作机制，共同保护养育三地百姓的“母亲河”。根据框架协议三方商定将进一步加大对西江流域破坏生态资源、污染环境的民事公益诉讼查办力度，积极开展违法行政行为监督工作，纠正在生态资源环境保护中的不作为、乱作为、虚作为和选择性作为；综合运用诉前程序的检察建议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15]道光《蒲沂县志·风俗》卷四，转引自黄鉴晖《山西茶商与中俄恰克图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