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小故事十二则

时间:2016-02-27 07:25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117078 次

曾国藩的小故事十二则 一、曾国藩读书的小故事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有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但他小时候的读书天赋并不高。 有一天，小曾同学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不知道多少遍了，还在朗读个没完。为啥哩？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哪。 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书房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再施展自己的空空妙手功夫。可是等啊等啊，就是不见小曾同学上床睡觉，还是翻来复去地读那篇文章。 终于憋不住啦，贼人大怒，跳出来说：“切，这样的猪脑子还念什么书？”然后对着窗口，将那文章朗声背诵一遍，端的是抑扬顿挫，启承婉转，尽性尽意，相当的掷地有声哪。文章最后的句号之音未落，人已扬长而去，只带走在檐角蜷屈身子半晌沾上的二两尘埃…… 曾国藩成了清代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影响所及，连后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都相当的钦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二、曾国藩孝敬父母的故事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写道，“父母大人金福万安……阿胶两斤，高丽参半斤……”，托人带回湖南老家，以略尽人子之孝。 曾国藩后来出将入相，位极人臣，这些东西当然唾手可得，但在道光二十四年，他还是个翰林院编修，是个穷京官，弄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特别是在他的家书中，将阿胶与高丽参并列，而且阿胶位居高丽参之上，可见当时社会风尚，以阿胶为难得的滋补上品，甚至比名满天下的高丽参还难得。 后来曾国藩的家书中，屡屡出现寄赠阿胶的字句，阿胶成为曾国藩为父母尽孝的最好方式。 那么，阿胶对老年人的滋补功效，在医理上有何依据? 对老年人来说，健康长寿是子女的最大期盼，那么如何才能健康长寿呢?《内经》说，“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能长久”。 很显然，气血虚衰是衰老的根源，延缓衰老，就要从气血两字入手。而阿胶味甘，性平，能补血养血止血，滋阴润燥，益气补虚，除风化痰清肺，利小便，润大肠。这些滋补功效确实十分适合老年人滋补。 三、打翻神王菩萨 清道光二年（1822），曾国藩12岁时，他家屋场对面有一条小河，河边一个神王庙。每到凉爽天气，国藩带着弟弟到小河里摸鱼捞虾。有时也与邻居小伙伴到河边打水仗，累了就进神王庙憩息。有一次，与伙伴搭神梯，国藩率先爬到神龛上，一不小心，把神王菩萨撞翻在地，吓得伙伴们一溜烟各自回家去了。曾鳞书得知后，当即对国藩一顿训斥，并叫打扫庙宇，出资给神王菩萨重装金身。同时，为了让子城安静求学，将他送至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读书，早出晚归。国藩不服气，每天早上路过神王庙时，将驱赶马的棍子，用绳子系着放在神王爷肩上，并说：“搭帮你，我被送至九峰山去读书，可今日你要给我看好马，如果我的马儿走了，一定饶－不了你。”以泄怒气。其父被弄得没办法，又只好将其带在身边读书。 四、左公与曾公的胸怀 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晚清的重臣，两人名气都很大，朝廷一般多以“曾左”并称他们两人。 曾国藩要比左宗棠大，并且曾经对左宗棠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非常自负，从没有把曾国藩放在眼里。 有一次，左宗棠很不满地问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 一位侍从大胆直言：“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里则无曾公。” 侍从的话让左宗棠深思良久。 五、“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君子” 天下父母，谁不望子成龙！这个成龙，无非是成官的代名词。曾国藩年轻时功名心极盛，后来又为官几十年，却并不像众多父母一样希望儿孙都当官。他多次明确表示：“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尔曹惟当一竞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原因有二：一是“天下多难”，“虽大福大贵亦靠不住”，选择作官并不是个好前程；二是官场险恶，福祸横生，他自己就身怀疑虑，几次欲辞官归里，当然就不希望子孙再走官宦之路。 六、曾国藩说的官场四忌 曾国藩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七、【微故事】李鸿章和曾国藩 李鸿章是很有才气的，才可塑，才堪大用，但李鸿章毛病也是蛮多的，他是优点杰出、缺点突出的那类人才。李鸿章的缺点是，有一股傲气，还有一股不叫流氓气，最少也算是流里流气之气。这气李鸿章一直携带着的，比如他对下属，不太尊重，每提升一人，先要将这人训一顿，说的话很难听，国骂不断，骂完了，你一回去，嘿，他给你加官晋爵了。提你一把，踢你一脚，关怀人，却以侮辱人的方式进行。 李鸿章曾在曾国藩手下当幕僚，没几天，自以为技已精，学已成，师傅那点学问全学到了手，便要谢本师了，自己当老板去。李鸿章离开湘军，另组淮军，却是屡战屡败，一点建树也无，反是把自己那点力量耗光了，无奈要回到师傅身边来回炉，一个多月里，李鸿章屡屡求见，曾国藩屡屡拒之，李求多少次，曾就拒多少次。 曾国藩拒绝次数，自然比李鸿章的求见次数要少一次，不然，历史上也就没有曾李师徒佳话，李鸿章也难成操盘手，掌握历史走向了。曾国藩拒绝李鸿章，并不是耍领导脾气，拉架子，而是在琢玉。玉不琢不成器，李鸿章的傲气不打压打压，修理修理，那还能成大器？ 李鸿章有流气，为人懒散，这般作风，去当名士，很合适，越流气越像名士，名士素来要靠流气来撑起，但要来从政，却是致命的。流氓去流氓政府，或许可行，只有流氓政府才容得下流氓啊！曾国藩却不能容许流气存在。曾国藩工作很认真，生活也很严肃，他有个八字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其中这个早，就是早起，早饭，每天都定时吃早饭。严格的作息时间，哪是懒散如李鸿章者受得了的？李鸿章爱懒睡，天天睡到太阳照屁股，还舍不得起床。曾国藩开早饭了，李鸿章还只管呼呼大睡。曾国藩打发人去喊了几次：李鸿章，曾师傅喊你快去吃早饭。李鸿章应了声好，翻转身，又睡回笼觉去了。曾国藩在那等，不动筷子，等啊等，等了很久，李鸿章姗姗来迟。这顿饭，曾国藩不吃了，他把筷子一拍桌上，慢腾腾说了一句：“少荃，此间唯一诚字。”脸也来，相也来，语虽轻，落意重。让李鸿章知道：从政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名士聚餐，不是混混间耍流氓。 李鸿章从吃饭一事感受到了做人要严谨，更感受到了作风的威严。只是他这流气不是一下子能改掉的。李鸿章后来权柄在握，依然残存着流气，列强环伺，李鸿章主持外交，曾经去问计于曾国藩。师傅先问徒弟：外交乃国之大事，你准备使甚手法？李鸿章答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此倭要咱中华一块土，我先应着好好好；彼熊要咱中华开放一口港，我先应着要得要得，然后呢，我找个借口，翻过来。曾国藩听了，脸若冰霜，对李鸿章说：少荃，此间唯一诚字。你把国家信誉透支了，那以后哪国还信任你？“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曾国藩把李鸿章当可造之才，却也是严格要求。并不因为李鸿章是其得意门生，是其心腹，而放任他，而包庇他。也因此，李鸿章终成大器。成大器了，悟出了师傅一片苦心，曾国藩逝世后，李鸿章写过一副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曾国藩与李鸿章相交，一直以严师面目出现，李鸿章不反感，反感激：“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八、国藩和慈禧的对话 同治七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上任之前，受朝廷召见，举朝上下，面对这位重臣，极表推重。慈禧太后一连三日在紫禁城养心殿召见，极为关心这位重臣，于是向曾国藩发问：“汝夫人在家做何事？” 曾国藩随口回答：“不瞒太后，臣之夫人在家做些七七八八。”慈禧太后听曾国藩的湘乡土语，似懂非懂，又反问道：“七七八八是什么？”曾国藩意识到说话太土，又是湘乡方言，使太后难懂，顺便解释：“七”即指柴、米、油、盐、酱、醋、茶；“八”是指孝梯、忠信、礼义、廉耻。 慈禧太后听了，称赞地点头道：“好个'臣之夫人’，大事管那么多，小事管那么细。“在旁的诸臣无不称赞曾国藩机智灵敏。 九、关于曾国藩的小故事：“断鸡蛋案” 曾国藩自幼聪明伶俐，他父亲曾麟书想试一试儿子到底聪明不聪明，就设想了一个审鸡蛋案。于是便叫人煮五个鸡蛋，拿了一个给女佣人吃了，然后说少了一个，命曾国藩出来审，看是谁偷吃了一个。 那一天，曾国藩从学校放学回来，解下书包，其母就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了？”其父在旁边听到了，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你母亲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分不出来了，看是哪个偷吃了一个，为你母亲查出来。”曾国藩略为思考一下，便端来一个木盆，倒了几杯凉茶，把家里的人都叫拢来，令每人喝一口茶，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看。其结果只有那个女佣人吐出来的茶水里挟有鸡蛋黄粉，断定鸡蛋是她吃掉了。 曾麟书在一旁高兴极了，连连夸奖：“果然不错，将来定有出息。” 十、曾国藩和台湾第一巡抚刘铭传 有一次，李鸿章带着三个人去见曾国藩，碰巧曾国藩出去散步，李鸿章便让此三人在门口等候。 当曾国藩回来的时候，看到门口有三个人，他左边看一眼，右边看一眼，中间看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进去。李鸿章问老师对此三人的评价，曾国藩回答道：“左侧之人可用，但只可小用：右侧之人万万不可用；中间之人可用，且可大用。” 李鸿章对老师“一眼识英雄”非常敬佩，问其原因，曾国藩说：“左侧这个人，我看他一眼，他也看我一眼，我再看他一眼，他就把眼皮顺了下来，不敢再与我对眼神了。 这说明他心地比较善良，但是气魄不够展开，所以可用，但只可小用，授予营务处副处长足矣。右侧这个人，在我看他的时候，他不敢看我，当我不看他的时候，他又偷偷地看我，很明显这个人心术不正，所以万万不可用。 然而，中间这个人，我看他一眼，他也看我一眼，我上上下下扫他一眼，他又堂堂正正地打量了我一番。说明此人心胸坦荡，气魄宽广，可用，而且可以大用。”此时，李鸿章幡然领悟，并遵照老师的指点派用此三人。 在这三个人中，左右两人已经无从考究，但是，中间这个人就是被李鸿章重用并成为晚清淮军著名将领、台湾第一巡抚的刘铭传。这个识人的故事在当时被广为传颂。 十一、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十二、“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é，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