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对中华历史治乱兴衰的巨大影响！
文：王东（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主任）
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气候变暖的争论中，人们听到的最多的是政治家和气象学家的声音，而很少甚至没有听到历史学家的声音。
其实，对未来气候演变的各种可能性推测，都离不开对气候史的实证性研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气候史，就是要从长时段的变化中来考察每一时段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关系，梳理气候变化与历史发展关联性的种种内在机理和整体脉络，而不是将气候变化与各种历史细节一一对应起来，作机械、甚至是决定论的比附。
本讲座之所以用“从气候变化看中国大历史”作为副标题，其用意正在于此。
一、当气候与历史相遇
个体生命对天气——气候（大气温度、湿度、降水、风力、风向、自然灾害等）的感受，主要有三种形式的差异：早晚（昼夜）差异、季节性差异和区域性差异。除此之外，我们对气候的知识，就很少了。正因为如此，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我们总会有一个经验性的认知：我们所生活的地方，除了早晚和季节性的变化之外，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气候，是大体不变的。
其实，除了早晚、季节和区域性的差异之外，气候的变化还有很多很多的形式。如果把连续的几代人关于气候的认识累积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气候的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把气候的变化放到百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来看，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中国的上古神话传说谈起。
后羿的传说：传说夏代（距今约4000年）的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它们不是一个接着一个升起，而是同时悬在空中，它们的烈焰烧烤着大地，庄稼被烤焦了，没有任何植物可以存活，人们只能痛苦地祈祷。为了救万民于水火，一个叫后羿的神箭手，射落了其中的九个太阳，每个太阳之中都有一个金色的乌鸦，周身燃烧着熊熊大火。从此以后，天上只有一个太阳。
大禹的传说：传说禹是夏朝的开创者，他的父亲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杀。他子承父业，为尧、舜二帝治水，后即帝位，是为夏禹。关于当时的大水，《史记．夏本纪》有这样的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禹治水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终于平定洪水，划分九州而治天下。
无独有偶，世界上有很多民族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例如两河流域的大洪水与圣经中的“通天塔”（巴别塔）和“诺亚方舟”。
以上的传说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展开的早期，中国的气候（温度、降水等）与我们今天的感知，存在着距大的差异。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当气候遇到历史的时候，人类关于气候与历史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关联性的思考，也就开始了。但是，在20世纪之前，这样的思考整体上都还处在猜测的阶段。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便在于：人类对于过往的气候史的认识，一直没有上升到科学的水平。
1915年，美国耶鲁大学地理系教授埃尔斯沃斯（EllsworthHuntington）出版了《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andClimate）一书。该书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关于气候史、环境史的研究。该书也被视为气候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但是，直到1950年代，世界的上绝大多数气象学家都认为，古今气候稳定不变，因此，只要连续观察和测量一个地方30年的气候记录，就能掌握这个地方古今的气候规律。
中国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890-1974）院士。早在1925年，他就发表了《南宋时代中国气候之推测》一文。竺可桢院士毕生从事气候史的研究。他英文初稿写于1966年、中英文定稿于1972、1973年的《中国近五千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分别发表在《考古学报》和《中国科学》上。该文是中国气候史研究的划时代著作。
从世界范围来看，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全球的变暖，气候史的研究越来越显得重要。1988年，联合国专门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今天，气候变化不只是经济议题，更是全球的一个政治性议题。伴随着气候议题的越发重要，世界范围内关于气候史的研究，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
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气候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学术界因为具有特别丰富的气候史资料而有着独特的学术优势。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浩瀚的文化典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充分地利用这份遗产，努力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气候信息，是中国气候史研究者的责任，也是我国气候史研究在世界上的一个独到长处，是其他们国家所不可比拟的。
历史文献记载是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基本资料来源，其中有关气候问题的各类记载，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资料的源远流长，从殷商时代甲骨文中的卜雨刻辞到后世纸墨文书中的天气记载，前后延续了三千多年。第二，资料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天气到气候，从物候响应到灾害影响，现代天气与生产、生活中涉及到的许多与气候有关的现象，都能在文献中找到踪迹。第三，资料的连续完整，至少从西汉开始，有关旱涝的记载就史不绝书，形成连续的资料序列，为重建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气候况状及其演变，提供了资料上的可能。
除文献资料之外，中国还有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以科学的方法对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和解读，也能在很大的程度上重建文字记载以前的气候史。
伴随着气候史研究的不断推展，中国气候史研究的相关方法也在推陈出新。这里举几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首先是考古遗物解读法。举一例子，在西安近郊的半坡遗址中（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000年），发现竹鼠骨骼化石。竹鼠是亚热带的动物，今天的西安地区已经不存在这种动物。据此便可以推断6000年前的西安地区，大约相当于于亚热带气候。
再如，在河南省黄河之北的安阳，有一个著名的古代遗址——殷墟，它是殷代（前1400-1100）的故都。在这个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除了竹鼠之外，还有貘、水牛和野猪骨骼的发现。这些动物今天只见于热带或亚热带。据此可以推知，当时安阳一带的气候比今天要温暖湿润很多。河南简称“豫”，即一个人牵着象。河南在古代有大量的野象生存，甲骨文中就有殷王猎象的记载，有时一次竟能猎到7只。这样的物候说明：当时河南的黄以北一带，气候与今天的亚热带无异。
除了动物化石之外，植物的花粉和孢子，也是重建远古气候的重要材料。
另一种重要的方法是物候法。在没有现代的观测仪器之前，人类要知道一年中的寒来暑往，就需要用眼睛来观察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些都是物候。中国是世界上物候记载最为丰富的国度。从先秦时期的《夏小正》，到近代的各种地方志，都有大量的物候记载。
中国的文字最早是刻在甲骨上的，后来又铭于青铜器上。西周以后，大量的文字出现在竹简上。众所周知，汉字主要是象形文字，“竹”就是典型的象形字。汉字中表示衣服、帽子、器具、书籍、家具以及乐器等名称，很多以“竹”字为部首。这就表示当初这些东西都是由竹子做成的。从物候的角度来看，这也表明当时的黄河流域生长着大量的竹子。竹子是亚热带的植物。黄河流域盛产竹子，表明当时的气候与亚热带相差不远。
再如梅树，向来被称为花中之魁（一年中开花最早），中国历代诗人都有咏梅的诗篇。其实，唐代以后，华北地区就没有梅树生长了。可是，在周代，黄河下游到处都有梅树。《诗经》中就曾五次提到梅。这也说明当时黄河下游的气候，与唐以后不同。
又如荔枝，喜温喜湿。主要生长于岭南，今天福州便是荔枝生长的北界。但唐代的四川盆地北缘地区，也有荔枝生长。诗人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谁人知是荔枝来”，这里的讲的就是四川省的荔枝。从物候的角度来看，这也说明唐代比较温暖。
物候中除了动植物之外，还有大量的自然现象：如初霜期、初雪期、终雪期、河冻期、大河开冻期，等等，这些自然现象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气候况状。通过对这些物候资料的系统梳理与分析，我们就可以重建历史时期的气候。
除了上述方法之外，今天常用的方法还有：树木年轮分析法、重花分析法，等等。
二、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大势
上图是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所做的五千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图，图中0刻度以1972年的平均温度为基准。根据此图和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冷暖不同的周期，而我们所处的当下的气候，如果把它放到五千年的大历史尺度中看，会发现它和我们常识中“气候变暖”的认识截然相反——从公元1000年以来，中国的气候走势是逐渐变冷的，尽管其间时有波动。
当然，在五千年中国气候变化过程中存在着冷暖交替的变迁，这种气候的冷暖变化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又有怎样的关系呢？首先，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分析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的特点。
（一）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特点：
其一，距今5000-3000年，黄河流域的平均气温较今天高2摄氏度，冬季温度要高3-5摄氏度，相当于今天长江流域的气温。
其二，从距今3000年前直至今天，温度波动明显，每个周期大约在400-800年，年均气温振幅约1-2摄氏度。
其三，整体来看，五千年里，冷暖交替，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前后共有四个暖期、四个冷期；如果只看最近的二千年，差不多以公元1000年为界，前期温暖湿润，后期寒冷干燥。在每一个气候冷暖周期里，因时间尺度的差异，又有不同的冷暖波动情况。
秦汉以来中国气候变化图
如果把气候史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看，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发展时代，都处在气候史上的暖期（春秋战国、秦汉、隋唐）；而气候史上的冷期，则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收缩期（南北朝、南宋、明清）。换句话说，气候史上的冷暖，恰好对应着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与盛世。气候史上的冷期，与漠北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周期恰相一致。中国历史周期性地上演所谓“胡骑南下”的悲喜剧。
当然，如果我们把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的尺度再拉长，我们会发现五千年中气候的冷暖变化都离不开全球气候史上的全新世大暖期这一总体背景。
（二）全球气候史上的全新世大暖期
在遥远的地质时代（距今一万年以前），全球的气候冷暖不定。在远古代，“一年长达400余天，海平面比现在高60多米；今天的撒哈拉沙漠是一个巨大的冰盖，地球的南极点位于今天的西非；地球上所有的大陆集中成一个单独的大陆，即古大陆，周围围绕着唯一的海洋，即古洋。”在这以后，我们的地球经过了多次的冰期、间冰期的旋回，才来到最近的一万年--第四纪中的全新世--气候整体变好、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在最近的一万年里，人类的历史才有了实质性的飞跃。
地质史上的第四纪，是地球发展的最近一个阶段，而全新世是第四纪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全新世从距今一万年前后开始，一直延续到我们生活的时代。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全新世经历了慢长的气候温暖阶段，前后持续了5500年，当然，不同的地方，具体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中国，全新世暖期，形成了典型的季风气候，平均气温比今天要高2摄氏度左右。从季节的角度来看，冬季增温的幅度要远远高于夏天。降雨也普遍增多。中国气候史上的“仰韶暖期”（距今7000-4000年），就是全新世大暖期的典型表现。
仰韶暖期与中国新石器文化
仰韶暖期与中国亚热带的北界
正是在全新世暖期，人类出现了“农业革命”，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
三、从气候变迁看中国大历史
（一）以农立国：气候与农业生产
中国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农业在整个的经济生产与民国的生活中，占的压倒性的优势。
传统时代的农业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气候条件。作为植物的粮食和任何经济类作物，都离不开日照和降水，所以气候的好坏，对农业的发展，有根本性的影响。
在传统的农业时代，气候条件决定着农业生产的水平，而粮食等资源的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变化，即人地关系，是气候变化对王朝兴衰影响的实质体现。气候处于温暖湿润的适宜期，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带动人口上升，土地、劳动力增加之后，又会继续扩大耕地面积，进一步推动粮食增产。王朝因此而处于盛世。而当气候处于又冷又干的不适宜时期，社会则转向恶性循环：农业欠收，而人口又无法迅速减少，人口与粮食的矛盾就会导致人口迁移、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等重大事件频繁发生，王朝在多重矛盾与冲突之下，最终只能走向衰落。
正因为如此，如果将过去二千年来气候冷暖变化与中原王朝兴衰的周期进行对比，则可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对应关系。大凡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势强盛、人口增加和疆域拓展的大一统王朝时代，恰好与气候温暖或变暖期大体一致，如历史上的汉、唐；而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分裂混乱时期，都属于中国气候史上的冷期或变冷期。
（二）神奇的“十五英寸等雨线”
所谓“十五英寸等雨线”，是指年均降雨总量在15英寸（381毫米）的降雨线。在中国，十五英寸降雨线以南，便可发展农业，而十五英寸降雨线以北，只能发展游牧业。
这条界线是由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发现的。拉铁摩尔从小在中国长大，20世纪30年代去过延安，二战期间被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他长期研究中国的边疆社会，诸如东北、内蒙、新疆和西藏等。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是他的代表作。正是在这本书中，他全面地阐述了“十五英寸等雨线”的观点。根据他的研究，这条等雨线有相当长的一段与中国的长城吻合。
长城与“十五英寸等雨线”
相对于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长城以北的漠北草原地处高纬度地区，气候的冷暖变化，对高纬度地区的影响要远远大到对低纬度地区的影响。
下面有一则澳洲的材料，颇能说明问题：
“在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在20英寸，人们可以在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放养超过600头的羊群，如果年降水只13英寸，那么只能大概放100头羊，如果降到10英寸的时候，只能放10头羊。当降水下降35%的时候，也就是从20英寸降到13英寸，大概80%的羊都没有了。”（《气候改变历史》，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第173页）
正因为如此，每当气候变冷变干，长城以北的漠北草原总能率先感受到气候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极端天气的出现，草原生态环境不复存在，游牧民族便挥戈南下，越过长城，直捣中原，从而上演出一幕又一幕历史的悲喜剧。
（三）气候变迁与中国历史上的治乱盛衰
气候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内在的机理便是气候变迁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与社会组织关系，历史上的治与乱、盛与衰，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
研究表明，如果平均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中国各地的气候带相当于向北推移了200-300公里；如果降水每减少100毫米，中国北方的农业区将向南退缩100公里，在山西和河北则退缩500公里。所以在气候温暖湿润时期：
其一，农耕区北移，种植面积扩大，粮食总产量提高；
其二，日照时间长，单位亩产增加；
其三，农作物生长期缩短，复种指数提高（唐代的双季稻、潮州一带五蚕）；
其四，游牧区北移，在农业区与游牧区之间形成一条宽阔的缓冲带；
其五，游牧区水草肥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构不成南下的压力。
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长城以南的的中原帝国，农业发达，带动整个经济的繁荣。而繁荣的经济又推动了国力的鼎盛。内部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从而形成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明、四夷宾服的所谓盛世。传统的表达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反之，在气候寒冷时期：
其一，农业区南移，种植面积缩小，粮食总产量下降；
其二，日照不足，单位面积的产量减少；
其三，作物生长期延长，复种指数下降；
其四，气候变冷变旱，自然灾害（以蝗灾为甚）加剧，对社会生产力构成极大破坏；
其五，游牧区南移，农业区与游牧区短兵相接；
其六，随着气候进一步变冷，游牧地区土壤沙化，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完全丧失，于是，胡骑南下，逐鹿中原。
特别说明：直到现代，内蒙草原牧草产量与夏季雨量的相关系数还是0.68。1980年，由于气温偏低，加之夏季少雨，遂使牧草减少五分之三，当年冬季的严寒，导致有些地方畜牧的死亡率达90%。
在此背景下，往往是农业萧条，国力不振，内部矛盾趋于尖锐，游牧民族趁机南下，入主中原，或者杀伐破坏，或者建立割据政权。中国历史于是进入所谓乱世。
（四）气候变迁背景下中国大历史的展开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伴随着气候的冷暖波动，除了王朝的治乱盛衰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趋势：中国历史的重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波强于一波的自北向南的空间运动。
唐以前，中国历史的重心在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这与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黄仁宇有一段诗一般的语言，来描述黄河流域的特独性：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1997，第21页）
黄土分布示意图
中晚唐以后，由于气候整体上变冷变干，黄河流域的优势不再，加上一波又波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使得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秦岭——淮河以南的优势得以呈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全面南移。政治中心东移北转：西安——洛阳——杭州——南京——华北（北京），经济重心长期稳定在江南，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明代以后江浙成为“人文渊薮”。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趋势。
· 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出现。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１℃，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亚热带植物北界线也随着南移。
· 导致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
1.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
2.二是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
3.三是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