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谈屈原和中国儒家文化
最近读书于我已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享受。只好读些短小的文章。幸运的是，这几天还真读到了几篇不错的文章——一是个四川人写的，叫冯川，大多数心理治疗师都看过他翻译的书，不过这次是他的文集——《人文学者的生存方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其中有两篇文章特别引人注目。《自恋和同化恐惧》（169-197）及《屈原和自恋》（198-212）。
另一篇是个湖北人写的，名字叫童俊，文章名叫《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这部书还没出版，因为还没写好，此文早就读过，这一次是重读，重读的感觉和第一次读的感觉一样——这是一本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精神分析经典的书。
这篇文章在专业界受到了冷落，这是预料之中的。我第一次看时就受了刺激——看到别人写出自己写不出的作品，对我的自恋是一种创伤。
冯川在《自恋和同化恐惧》中对自恋的起源提出了一个观点：自恋起源于死亡恐惧，这种死亡恐惧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同化恐惧，他说：“自恋就是与同化恐惧为核心的自我中心。
在死亡和死亡恐惧的背景下，自恋者充分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意识到自我的独特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替代性，并因而把对生存的执著，变成了对自我的执著。
我们不妨说：自恋者据于反抗死亡的堡垒是他的自我，而在自我之外的一切，则往往被视为死亡或死亡的象征。自恋者之所以放弃外部世界，是因为他们内心始终有一种强大的恐惧，即害怕被世界和他人同化。同化被自恋者视为死亡……
接着冯川举例说明了自恋者的同化恐惧，如尼采的独立特行和托尔斯泰的离家冲动。（碰巧刚出的《读书》也提到了托尔斯泰的出走（《罪感的消亡》，说那是因为托尔斯泰受不了他太太地主阶级的的做派，心怀农民群众，看来托尔斯泰是不愿和地主同化，而愿意和农民同化，但当然了，这只是意识层面的原因，毕竟作者只分析了托尔斯泰的日记而不是梦。）
特别有趣的是把尼采的厌女和弗洛伊德的性生活等量齐观，原来这都是自恋的表现，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贝克尔做出的（《反抗死亡》，190-193）
精神分析果然如同中国的政治，专门关心别人脑子里的事和床上的事。
不过，贝克尔这种一杆子插到本能的分析未免有些简化。弗洛伊德那时候父亲刚死，禁欲也有可能是种哀悼形式；也有可能是种自我阉割（最近这卷IJP有个老师带着学生读出了弗洛伊德书中说得阉割的另一种起源——孩子首先认同父亲，到俄狄浦斯期，发觉自己对母亲的性欲威胁了父亲，从而自我阉割。），如果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为父亲的死感到既内疚又高兴的话；也有可能当时弗洛伊德吸毒上瘾，觉得性生活味同嚼蜡；也有可能弗洛伊德因为自己当时已经有六个孩子，不堪重负而计划生育也未可知。
冯川在书中认为同化恐惧是他的发现，不过他可能有些健忘，他写序的莱恩的《分裂的自我》中译本中，已经谈到过同化恐惧了。
童俊则记性很好，在她的书中，念念不忘的所有精神分析的大师的论述，关于自恋的元心理学她是没兴趣另起炉灶的。
把自恋和死亡恐惧联系起来和弗洛伊德的观念有些相似。
但就不知道冯老师说的死亡恐惧是来源于生本能还是死本能，抑或认为生、死本能是一个本能的不同形式。后来有个Herbert.Rosenfeld发展了第一个关于病态自恋的现代理论，其中谈到自恋是死亡本能的最初内在精神的表达。但据说“这种提法是自Freud始，最早认为自恋与攻击性有关的客体关系论点。”
可见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又自相矛盾了，前面他还说自恋来源于力比多(Libido)了。力比多和死本能是一回事的话，发明两个术语干什么？后来的Kohut还是继承了Freud自恋力必多与客体力必多的理论，认为自恋的力必多和客体力必多开始是在一起的，在随后的发展中分开，自恋人格的攻击性是继发于他们自恋的损害。不过Kohut对本能好像不感兴趣，对客体倒是迷恋不已。
▌延伸阅读：自恋的人一定有攻击性么？
同化恐惧这个术语虽然并没有指明其本能来源，但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确实是很准确的。童俊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中的A先生的症状简直就是照着“死亡恐惧―自恋―同化恐惧”的模型来患病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冯川判断为自恋的尼采、弗洛伊德和童俊诊断为自恋型人格A和D一样，都对女人和性避而远之。而且童俊和冯川对自恋研究都试图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找一些线索。
冯川没有病例，就找到了古人。
在《屈原与自恋》中开章明义地指出，屈原的失败更主要是源于他的人格特质，冯川从《楚辞》入手，判断了屈原自恋的几个特点：1）狂妄；2）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虽然冯川并不清楚精神科的判断标准，但屈原的确具有自恋人格的特征——⑴无所不能；⑵ 喜欢被赞美；⑶ 较好的工作能力和社会适应，在公众场所获得较好的人格评价；⑷ 亲密关系的困难（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⑸通常具有较高智能或漂亮的外貌[Otto.F.Kernberg,1999]
而屈原也合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症状标准——
自恋型人格障碍开始于成年的早期，并一直持续到目前，在临床上病人的表现符合下列五条以及五条以上即被认定为患自恋型人格障碍：
DSM4 自恋型人格障碍诊断标准：
⑴ 对自身有无所不能的感觉。比如：夸大成就和天赋，虽然没有相应的成就，却期待被看作是最优秀的。
⑵ 被无限制的成功、权力、才气、美丽或理想爱情的幻想所迷惑。
⑶ 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和唯一的，并相信自己仅能被其它同样特别的或高地位的人理解，或应该被联想到与上述的人为一类。
⑷ 对赞美成瘾。
⑸ 有特权者的自我感觉，比如，无由地期待特殊的好的对待，认为他人应自动地顺从自已。是人际间的冒险者，比如，摄取他人的利益，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⑹ 缺乏共情的能力，没有认识或认同其他人的情感和需要的欲望。
⑺ 常常嫉妒他人或相信其他人嫉妒自己。
⑻ 表现一种高傲自大的行为或态度。
给屈原下诊断的唯一困难来自无法确定这些自恋的表现是不是“开始于成年的早期”。
而冯川对其屈原的爱国主义的分析也可谓一针见血，屈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弗洛姆所说的“集体自恋”，弗洛姆说：“集体自恋是一种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现象。毕竟，人们生活的社会对自恋的发展会有所限制。——有什么东西能够助长可怜的自恋呢？如果自恋者没有社会地位，甚至孩子也会对他冷眼相看。他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他能把自己和国家联系起来，如果他能把个人的自恋转向国家，那么他就声名显赫了。”
冯川用了一串术语来描述了屈原的这种爱国主义，自恋移情、自恋投射、自我扩张、自我放弃。用Kohut的术语来说，屈原的爱国是他把国家当作自身客体了。当然，这也是一种社会学所说的假性利他行为。但窃以为，用升华这种防御机制来描述也无不可。
和童俊比较起来，冯川的眼界显然狭小了许多。虽然冯川在文中也谈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和儒家的爱国主义的关系，甚至说到了“正像儒家的'仁爱’是所谓'推己及人’一样，屈原的爱国不过是'推己及国’，'爱屋及乌’”。
冯川把屈原的各种作为都归结到自恋、反同化冲动，说“远离他人与远离他人，从一开始就是自己基于同化恐惧而蓄意要达到的目标；没有人要强迫自己这样做，这样做完全是自愿的；自己今天走到这一步，甚至也不能归咎从小所受的教育；外在的教育只是出于个性化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才进入自己的人格结构的。因此，如果个人的狂妄是一种'罪’，那么个人对此是难辞其疚的。”
看着“自愿”、“蓄意”等词，让人怀疑冯川是否认为屈原的所做并不具备潜意识的动机，如果屈原的自恋不时潜意识的话，我们只好说他“是个苕”了（注：苕即傻，湖北人用此骂人或打情骂俏）。
和冯川略带批判色彩的分析不同，童俊的整篇文章始终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氛围，虽提到儒家文化时也不时有几句愤激之语，但最后还是笔锋一转，说了儒家的好话。
童俊并不认为自恋是从天而降的东西，她一开始就思考：“如果我们假设文化很重要，假设人们用极为珍视的或下意识地信奉的价值观指导他们的行为，是否患者生长的家庭环境中的儒家文化氛围影响了患者这类人格的形成？这种文化的哪些伦理价值观影响了这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怎样的互动成了这类人格障碍的温床？”
对一组患者的精神分析让她考虑文化和人格的关系，她希望通过家庭这个文化传承的单位进行研究。通过临床的观察，她发觉了儒家文化的几个方面和自恋人格有关系：
1“圣贤人格”的过份崇尚理性导致过份理想化与权威崇拜；
2 “人人关系”导致“自我客体” 式的人际关系网；
3“为已之学” 缺乏共情的能力；
4“修齐治平”与“人人关系” 导致过份在意外在评价。
不过她文章中这些小标题远不如她的总结写得好——
其一，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 神性自我” 的社会期待，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伦理要求，使具有“自我神性”的权威者成为强而有力的父亲形像。这种人文氛围导致了人们的无所不能感和权威崇拜的行为模式。而无所不能和权威崇拜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重要特征。
其二，儒家“人人一体”、“天人一体”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模式，对个体缺乏承诺，导致了个体的衰弱感以及对依赖的需要。但是对依赖过份的需要会导致焦虑，而将他人当作一个“自我客体”、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来依赖则缓解了这种焦虑。这构成的自恋者的核心病理。
其三，儒家“已所不欲，勿施予人”、“ 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以“己” 为出发点的认知他人的方式，缺乏站在与“己”不同的他人角度认识他人的能力，因而，在人际交往中不能带来对他人共情的理解。而缺乏共情能力是自恋者的主要匮乏。
其四，儒家“修齐治平” 过高的角色期待，以及将“修齐治平”放进与他人的关系中，导致人们过份重视关系，在乎评价。人们只有从他人的评价中感受自我存在、自我价值。而过份在意评价，对好的评价上瘾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重要人格特征。”
社会期待说的是“文化超我”，人人关系、仁、为己之学说的是客体关系，也是自我（ego）的一部分。人格的两大部分都涉及了。尤其是对儒家文化下的客体关系的分析确实还是国内第一次见到。
有意思的是，童俊还提出了几点改变的设想，如在家庭中设立自我界限，培养共情能力，避免过多的理性等。这几招点到的即便不是中国文化的死穴，起码也是曲池、环跳这一类的大穴，也让人血脉不畅、手足麻痹几个时辰。
童俊紧紧抓住了家庭伦理体系这个文化改造的重点和盲点。
“五四”起作用，就在于它给儒家文化的家庭伦理当头一击。但希望仅仅用一些外在的制度来保证这种扰动的效果，而不是重建另外一套伦理体系往往是危险的，这恰恰会让儒家的文化超我更多地以无意识的个人超我的形式存在。
毛泽东当年试图用改造农业传统的经济基础和大张旗鼓地批判儒家学说的方式来改造儒家文化的影响，他的尝试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了家庭内部（如文革中的划清家庭界限），但结果如何？他的学说又成了新的“内圣外王”，他又成了新的“神性自我”，据说毛泽东死前喟叹：“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片地方！”其实，别说北京周围，就是他自己身边的人也没被他改变过来。
儒家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以及渗透到个人的行为模式（礼、好学、信）、情感模式（仁、义、孝）、人际模式（忠、信），认知模式（天人合一）哪里是几十年的运动、几本书的传播、几句口号的呐喊就可改变的。
无论用什么话语模式改造儒家，最终都会被儒家文化同化。所以一个人越是批判儒家，他越是像儒家。区别不过是像孔子多点，还是像朱熹、陆王多点而已。历次的改造儒家文化的壮士烈女不过是自己被儒家收了做家丁小妾罢了。
即便懂得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和释梦也不济于事，朱少纯君曾经把精神分析和文革做过比较，其中相似的成分令人咋舌。我看他的话不是戏言而是预言，中国的精神分析迟早要变成儒家式的精神分析。不知这算不算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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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正如它说依赖的农业经济基础一样，是自给自足的。儒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各种理论体系，仅从意识形态来说，从孔子到孟子一变，到董仲舒又一变，到朱熹、王阳明又一大变，开始的时候，儒家学说不过是恢复周礼罢了（所以冯川谈屈原没过多涉及儒家有道理，那时候儒家不是强势话语，但把儒家和周公联系起来的话，屈原的身上也免不了儒家的影子）。
后来，道家、阴阳、佛学、西学统统进入了儒家的话语体系，并且打磨的天衣无缝。
话语这东西，不过是两极加个中，这儒家都有，所以另建一套话语和儒家对抗只会是徒劳。而且要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谈何容易，一是要改变农业的经济基础，一是要改变意识形态，一是要改变意象形态（即潜意识形态）。
这也是童俊和冯川的研究让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所在。
不要说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这两个东西书生们碰不了也碰不得），即便意象形态也让人头大如斗。文化通过家庭传承，家庭中又用什么方式传递文化形态呢？语言和伦理。
语言这东西还可以通过梦、绘画、乃至禅宗的某些技术来消解，但要消解伦理可就是引火上身，语言是“说不得，一说就是错”，但总还可以如拉康、方迪那样三缄其口。
但伦理这东西是“说也不得，不说也不得。”这个文化超我在那里，一分析就犯了大错，不分析病就不好。治疗师只好分析一点，就赶快为文化超我打圆场，结果就是神经症、人格障碍等等好一阵子又复发。
人即是病，文化即是偏执，这些后现代口号还的确有些道理。
我认识位咨客，早该成家立业了，但商品经济下，成家立业就意味着他要学习进修，用很多的时间去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水平。但父母年迈，父母说了，不希望他能赚很多钱养家，只希望能在老人的身边端茶倒水。
端茶倒水的要求过分吗？“三年方能免于父母之怀”，按孔老夫子的说法，端茶倒水都做不到，简直就是禽兽。
于是这位咨客这么做了，父母邻里都说他是大孝子。但现在的姑娘不爱孝子，尤其不爱穷得要命的孝子。（古代的孝子仅凭孝就可以加官进爵，得到皇帝写的牌匾，现在呢？）于是这位朋友孝是孝了，只好过着贫困而孤独的生活。他要为自己考虑多一点的话，就是不孝、自私。他又如何承受？这种既是外在又是内在的冲突叫他如何不得神经症？
商品经济下，时间就是金钱。哪里去找很多时间用来对父母讲孝，对朋友讲义，对亲戚讲仁。只好一切用钱打发，但这又没了人情味。（君子言义不言利，朋友有空来坐坐嘛）
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和其竞争、自由的特性相适应的伦理，如自由、自私、平等，反权威，重青年，轻老人，个人利益至上，界限分明乃至共情等等，这样一来，儒家文化的伦理体系势必遭受灭顶之灾。
现在所谓道德沦丧恰是儒家文化的丧钟，但中国人又如何能承受建立拜金主义为核心的新的伦理体系。而且，还有性这个永远避免不了的问题。新的性道德？中国人能承受能建立？
中国的精神分析师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神经症层出不穷但又无计可施的时代（恰如弗洛伊德的时代），神经症患者面临的问题恰恰是分析师要面对的问题。——
在孝顺和自私之间，我们如何选择？
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性生活？
我们如何面对处理时间的紧迫和朋友的聚会？
如何面对权力、色情的吸引力？
我们如何面对在自己内心重建传统伦理或新建当代伦理体系的欲望？
我们如何面对自己对钱的贪欲和对“安贫乐道”的人格境界的向往？
如何面对生命和死亡的意义？……
现在很多精神分析师都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冒出来。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灵气十足，期望创造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一种则是大气磅礴，功底深厚，试图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观照中国文化的底蕴。
如果把上面两派取名字的话，可叫“现代派”和“经典派”，或“创新派”和“守旧派”。或儒家一点，“逆子派”和“孝子派”，或分析一点，“弑父派”和“阉割派”，或口语一点，“伟哥派”和“阳痿派”，不过伟哥派那昂然翘然的话语阳具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是幻肢，阳萎派似乎也不甘垂头望地，积攒力量等着雄起一飞冲天。还有的研究方向介于两者之间，这是最要不得的，“整合派”其实就是“墙头草派”，“挺而不坚派”，“阉割得不干净派”。
所有的派都有一个特点：囿于或西方或东方的话语体系。
都不敢越雷池，都对父名秩序“孝”得很，偶尔叫几嗓子，也不过是孩子和爸爸顶嘴，几兄弟约起来和爸爸舞枪弄棒是不敢的，也是不可能的，人总要写字，或汉字或英文，总不可能“教外别传，以心传心”。
孝，当然是儒家的；但，弑父又怎么样？还是儒家的，不信你去看《孟子》、看陆王心学；既孝又不孝，当孝则孝，当弑则弑如何？还是儒家，参见《中庸》，《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