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
按：此为缪钺先生诗词散论中所收论文，原载于《思想与时代》第26期，1943年9月。文章主要谈叔本华对于王国维文学批评、文学作品以及为人之影响。
文章首段，缪先生先对王国维作一简单介绍，然后言据王国维自序，其少日治西洋哲学，尤喜叔本华之说，殆不免受其影响。先生则近读叔本华之书，对于王静安之为人及其思想见解更有新悟，遂草此文。
其后，缪先生言王国维对于西洋哲学，并无系统深刻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并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相近之点颇多，在未读其书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而未能如叔本华所言之精髓详密，及读其书，必喜其先获我心，于是对自己以前所思所想，益增坚强之自信，而有理论上之根据。其论文谈艺之意见，多受叔氏浚发，而其对人生之了解及处世态度，亦深受其影响。
接下来，缪先生简略介绍叔本华，然后指出叔本华之哲学所以异于并世德国诸哲学家者，特征有四：
“当时哲人，其思想渊源纯出于西方，而叔本华兼采佛学，有东方之色彩，此其一；当时哲学上传统之假定，以为就根本而言，人生乃谐和者，而叔本华则以为人生乃凌乱忧苦，故持悲观，主解脱，此其二。当时哲人多为唯理主义者，重理智与概念，而叔本华则兼尊直觉，此其三；当时哲人，其天性率近科学，运思密栗，而文辞质朴，甚至于晦涩难读，而叔本华则有文学之天才，其文章特为清美畅朗，亹亹动人，此其四。”
又言叔本华早年英发，才气甚高，而秉性孤僻，与世寡谐，沉忧善感，易伤哀乐，其论述哲学之书中，时有郁啬之情、孤愤之语。故叔本华可谓之诗人式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之构成，与其天性亦颇有关系也。
叔本华之为人及其哲学特点既明，然后可以进而研究叔氏学说与王静安之关系。
缪先生先论王静安文学批评及其文学作品得力于叔氏之处。王静安文学批评之名著《〈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两文均有新颖之见解，而其立论根据则多出于叔氏之书。
叔本华谓人皆有生活之意志，因此即有此欲望，有欲望则求得满足，实则欲望永无满足之时，故人生与痛苦相终始，欲免痛苦，唯有否认生活之欲而求得解脱。王静安即本此理以评《红楼梦》，以为男女之欲为人生诸欲中最大者之一，《红楼梦》一书，即写人生男女之欲而示以解脱之道。其中人物，多为此欲所苦。有所欲不遂，不胜其痛苦而自杀者，如潘又安、司棋等，非解脱也。贾宝玉初亦备尝男女之欲之苦痛而自杀，其后弃家为僧。否认生活之欲，是为解脱。至于惜春、紫鹃，自己虽无此种苦痛之阅历，而观察他人，获得经验，故皈依空门，是亦谓之解脱。惟前者之解脱为自然的、人类的，后者之解脱为平和的、宗教的，故《红楼梦》之主人公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也。书中叙贾宝玉之来历本为一顽石，因一念之误，堕入红尘，饱更忧苦，卒至自己醒悟，始能解脱，所以示“此生活之苦痛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又据叔本华之说，分悲剧为三类：第一类由于奸人作祟；第二类由于恶运使之然；第三类则既无奸人陷害，亦非恶运降临，在通常境遇、通常人物、通常关系中，交互错综，造成悲惨之情事。第三类悲剧价值尤高。此种悲剧可以昭示吾人，不幸之事，并非例外，乃人生之所固有也。《红楼梦》所写贾宝玉与林黛玉之悲剧即属于第三类。故就悲剧而论，《红楼梦》之价值甚高。以上所述，曹雪芹作红楼梦时未必有此意，而王静安评《红楼梦》则未尝不可作如是想。盖文学家与哲学家不同，文学家观察人生，由于直觉，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其天才之表现，在乎描写之深刻生动；哲学家观察人生，则用理智，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其天才之表现，在乎解释之精微透辟。莎士比亚并无系统之哲学思想，而其剧曲中描写人生，则深透博洽，后之评者，可由其中参悟至理，阐发无尽。王静安所评，亦可称为一种抉微之论。
按：文学批评意义上解说作品的旨趣，并不等同于作者有意赋予作品的那部分含义，还在于从作品的人物语言情节结构出发，抉发其可能蕴含的衍义，批评家无论侧重解说本旨还是推求衍义，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给读者以启发，都应视为对作品的解释作出了贡献。所以承认作品的形象大于作者的思想，就得承认和允许广大读者理解之意广于作者赋予之意。从这样一种文学批评的观念出发，就不难看到王国维对之解说所包含的部分合理性及其在我国文学批评上的积极意义。它与前人“诗无达诂”、诗为“活物”及后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王静安《人间词话》论词之见解似亦相当受叔本华哲学之濬发，虽不似《〈红楼梦〉评论》一文有显著之征验，然细读之，亦未尝无迹可寻也。缪先生认为叔本华在《意志与表象之世界》第三卷中论及艺术，颇多精言，叔氏之意，意味人之观物，如能忘其生活之欲，而为一纯粹观察之主体，外忘物之一切关系，而领略其永恒，物我为一，如镜照形，是即臻于艺术之境界，此种观察，非天才不能。《人间词话》曰：“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又曰：“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皆与叔氏之说有相通处。
王静安之文学作品，亦多受叔本华影响。缪先生以为王国维之诗词所作虽少而极有特色，其中含有哲学意味，即“极深之悲观主义”，以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生缚于生活之欲，只有痛苦，惟望速求解脱。此种思想构成，或初因其本性偏于悲观，而推波助澜，使其深信不疑、终生笃守者则叔本华哲学之力为多。缪先生略言叔本华之说，其后举静安之诗词数首以申明文意。缪先生以为我国古人诗词含政治及伦理之意味者多，而含哲理成分者少，此亦中西诗不同之一点。王静安能以哲思入词，别开境界，未容忽视。
兹进而论叔本华哲学影响静安之为人者。叔本华既以为人生为痛苦，故贵求解脱。解脱有久暂之两种，暂时之解脱为艺术之欣赏，盖欣赏艺术时能忘其生活之欲也。永久解脱则为灭绝意欲，与佛家所谓寂灭者相近。缪先生言静安少日治文学哲学，其后渐弃故业，专力于所谓“考证之学”，其内心或以此为一种解脱之法。盖考证时，其对象为古文字、古器物、古代史事，远离现实之人生，亦可以暂忘生活之欲也。缪先生言此可由其词中推寻得出，其所作《浣溪沙》云：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鴂怨春残。
闲愁清欢皆有生活之欲，心境寂灭，则忧欢两忘，盖静安视“弄丹铅”、治考证为遣愁之方，忘忧之地，此词乃其深心之流露。又言治考证并不能使其忘忧愁而得解脱，非但不能反而增加其内心之冲突而更痛苦。盖王静安乃多情善感之人，如从事文学，其感情得以尽量发抒，而后得愉畅。而治考证，则纯用理智，压抑情感。
王静安之自杀，亦应略加解释。叔本华之哲学虽为悲观，但并不主张自杀。叔氏以为自杀乃承认生活之欲，而非否认生活至欲，毁灭肉体不足以言解脱，故自杀乃愚蠢之行为。王静安对于叔本华之说，既深信笃好，受其影响，则应明此理，何以至于自杀乎？缪先生以为，王国维乃诗人兼学者，而非哲学家，对人生虽有深刻之领会，而对哲学并无完整之体系，其喜叔氏之说，亦非对于叔氏整个哲学源流本末，精研深解，洞悉其长短精粗之所在，不过仅取性之所近者欣赏玩味受用之而已。其受叔氏影响，常存厌世厌生之心，其治学虽精勤，然就其人生而言，乃畸形之收获，而非完美之安慰，内心隐微之中，时感冲突之苦。如环境静谧，无外界特殊之刺激，则静安亦将安于此枯寂之生活，探索学术之新知。如一旦有特殊刺激，则将缺乏抵抗之勇气。盖平日既存心厌世，无意恋生，苟大难将至，不如一死以避之，无须备受艰苦以保存此无谓之生命也。静安之自杀，当时自有其特殊刺激之原因，然决不能谓原因仅止于此。缪先生又引王国维《书古书中故纸》诗言，诗中以故纸喻人生，“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隐含毁灭此生无复顾惜之意。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其未及三十之时，而其心中已潜伏自杀之观念，盖自静安观之，自杀或亦一种解脱。
以上论叔本华哲学影响于王静安者已毕。兹再以王静安为实证，而反观叔氏之说亦有可附论者。叔本华《意志与表象之世界》，论及艺术天才，如王静安者，不可谓之非天才矣。然以静安为例，而印证于叔氏之言，颇觉有所未尽者。如以下两点：
叔本华谓天才与疯狂暗合，凡伟大之天才，率略含疯狂之成分，举卢骚、拜伦以为例，甚至谓曾亲至疯人院中，见疯人之中颇有具天才者。缪先生以为叔氏此论乃偏见。缪先生言此论远源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尊理智而卑想象，重哲学而轻艺术，故称艺术天才之灵感为“神圣之疯狂”。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谓诗人有疯狂之气质，盖谓灵感之来，诗人忘怀自己，有似疯狂。柏拉图意含讽刺，亚里士多德乃譬况之词，并非谓天才皆疯狂。及18世纪末，浪漫派兴，其人多好为诡言畸行，脱略故常，以表异于世，于是扩大古人之说，自矜疯狂，自命天才，世人遂以疯狂目之。叔氏盖亦受此影响，而又踵事增华，持之过当。实则就文学史观之，真正天才皆神智清明，如中国之陶渊明，欧西之但丁等，均其例证。王静安天才极高，然极清醒，平日言行，毫无怪异之处，即将自杀前仍从容布置，无反常之现象。即如卢骚与拜伦，虽放荡不拘小节，然亦非真正之疯狂也。故谓天才合于疯狂非至当之论。
缪先生又言有一种事实，可为叔氏之说作证，即在一家世系之中，多疯狂及神经失常之人，往往产生一二天才，求诸史籍，时有此例。叔本华即如是。此中道理精确之解释，应待诸遗传与心理学者。缪先生以为就粗浅观察而论，凡属天才，其脑力之发达必极奇特，而不至于错乱，疯狂者其脑力之发达亦奇特而又错乱，其为奇特同，而错乱与不错乱异。一家世系之中，多疯狂及神经失常之人，证明此家之人有脑力奇特之遗传性而常至于错乱，苟有一不错乱者，则为天才矣。故充其量，吾人只能谓天才之神经中稍含病态，而不能谓其合于疯狂，盖疯狂则神经错乱，而神经稍为病态而不失其清醒也。王静安自谓少时性忧郁，后卒至于自杀，亦可以证明其心理之病态，然不能谓此合于疯狂也。
叔本华又谓艺术天才富于想象而短于理智，故往往不长于数学，未有能兼此二事者。缪先生以为，斯论亦不尽然。想象与理智亦非绝不相合。如王静安，就其文学作品观之，固一极富想象之天才，而读其学术论文，又充分见其理智之邃密。一人之身，兼诗人为学者，如以叔氏之说衡之，王静安为例外矣。然此种例证不仅王静安，求诸中西学术史中，时时遇之，故吾谓叔氏所言，亦未为定理。
以上论毕，缪先生指出本文非为叔氏哲学作估价，亦非欲论叔氏哲学对于王静安影响之良否，乃就学术史上之事实，加以剖析解释，以为知人论世之助。又以为凡学术思想能开新境而扬辉光者，多赖他山攻错之益。王静安以清新之美才，丁蜕变之嘉会，而未能得发展之良机，尽其最大之贡献，诚足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