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厨师?或是留在村里的一种选择

乡宴逐渐从过去由老师傅兼职,演变成了一条乡村产业。市场产业化,让很多人进入了这个行业。他们即使不是厨师,只要能够接到生意、组织人手、提供包办服务,也能经营下去。不过,随着乡宴市场扩大、乡村厨师增加,一些行业乱象也逐渐显现,最严重的是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因此,市场亟待规范。

从饭店回乡的厨师

两口大铁锅冒着腾腾热气,杨国龙两手抄起脸盆,把菜抖进去,热油锅滋滋响起来,姜葱蒜末下锅后,热烈鲜香的气味立刻在这个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漫开。
等到下葬的亲属队伍从山上下来,打长牌和麻将的宾客收好牌局,坐满桌席,就可以上菜了。阿姨们端着摆放五六个菜的托盘穿梭往返于厨棚和宴席之间,冷菜、炒菜、蒸菜、主食,22道菜依次上桌,从第一道菜到最后一道菜,时间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在农村,举办乡宴是非常普遍的人情往来,喜事要庆祝,丧事需帮扶。人生一世,婚丧嫁娶,喜怒哀乐,凝缩在一场场乡宴之中,这是中国农村的烟火底色。只要以熟人网络维系的乡土社会一直存在,乡宴就不会消失。
随着农村生活发生变化,乡宴的形式近年来也不断改变,做乡宴的人逐渐从一种身份,演变为一份职业,一个行业。原本的人情市场被行业规范与现代产业模式冲击,有人顺势而动,争得一席之地,有人难以适应,离开乡宴江湖。
丧宴筹备得急,两天前主家家里的老人过世,托朋友请了杨国龙兄弟承办宴席。杨家兄弟在都江堰市胥家镇做了15年乡村厨师,二人打小就在饭店学厨,学成留在饭店做厨师。
杨家兄弟是四川省都江堰市胥家镇人,刚开始做坝坝宴的时候,专职的乡村厨师很少,坝坝宴都由村里手艺好的老人家掌勺。
以前的乡村厨子相对清闲,只管做菜,揣几把刀就上门干活了。厨房其余的活由主家或邻里帮忙,桌椅碗筷都需主家自己向四邻借用,几十桌宴席,往往要借遍全村,繁琐无比。杨家兄弟做乡厨,自己准备器具桌椅,找人帮厨,负责一应所需,主家只管出钱,提供酒水。老乡厨们不适应这种新变化,渐渐就不做宴席了。
靠着口碑,杨家兄弟生意越做越多。每个村镇都有乡厨,味道是关键。最后能专职做下来的,都得手艺过硬。
在疫情来临之前,杨家兄弟一个月平均能接到二十单活,每人月收入六七千元。杨国龙觉得还是做坝坝宴更好,“出去打工一个月也是赚几千块,做坝坝宴自己方便、自由。”
一些年轻人正加入这个行业,对于他们来说,这份工作比种田轻松,相比外出打工,又能留在家乡。
农村“土厨”进化
喻志勇今年31岁,是江西省南昌市扬子洲镇人,2010年开始在饭店做学徒,但他感到在外面赚钱辛苦,容易出问题,萌生了回村做厨师的念头。
刚开始没什么人找他做,一个月十单都没有,二十多天的时间全闲在家里,喻志勇不得不兼职做外卖骑手、卖西瓜。但喻志勇还是决定继续做下去,“乡村厨师赚的钱很硬,一做完就马上收钱,不会拖欠。”
他另辟蹊径,从改善设备入手,提高竞争力。其他人都骑三轮摩托车,只能接附近村落的生意,喻志勇依仗货车的优势,接了很多别人不接的远距离活儿,把接单范围扩大到周边城市。
他也因此熟悉了周边各种关于菜品的风俗。比如红喜事的宴席菜是双数,白喜事只能做单数。
“我们乡村厨师,主要就靠口口相传,多做几单后,别人觉得这个小伙子创新、有力气,手艺慢慢地就传开了。”喻志勇说。
周边的农村流行举办回娘家宴席,一整个村的外嫁女集体回娘家,表演走秀,村里要一起办全村参与的宴席,规模大,普通的乡厨难以承接,但喻志勇能轻松地接下来。
在他看来,乡村宴席永远都有市场,“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有太多可以办宴席的事情了,满月酒、周岁酒、升学宴、订婚宴、结婚宴、乔迁酒席、做寿酒席……”少则十几桌,多则几十上百桌,总会有生意做的。
乡宴逐渐从过去由老师傅兼职,演变成了一条乡村产业。
束缚和保障
随着乡宴市场扩大、乡村厨师增加,一些行业乱象也逐渐显现,最严重的是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并且因为厨师的操作规范难以判定、食材的来源无法追溯,往往无法准确地追定责任。
邹沫是湖北省公安县乡村厨师协会会长,该协会在2016年5月成立。协会要求厨师们必须到协会登记,要有健康证明,每年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乡村厨师一贯是个体独自发展,协会对他们来说,无疑打破了以往自由的状态。
邹沫说:“一开始厨师们有抵触心理,让他们加入协会难度非常大。”邹沫的做法是让协会给厨师们提供免费的健康体检,提供职业保险、食品安全公务险,以及农村医疗养老保险,让他们意识到,加入平台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障,而非束缚。
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乡厨需要通过培训和考核才能承接乡宴。
为了防控疫情,各地出台政策严格控制聚集性活动规模,乡村宴席被禁止举办。
都江堰市乡厨协会会长李俊忠说,很多乡厨捱不过这样长时间的淡季,为了生活,只能转行,或者找些兼职。他寻思,能不能找一个已放开办宴的地区,看一看他们的文件,以乡厨协会的名义给政府写封建议书,帮助本地的乡村厨师。

来源 | 二更 1001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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