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荐读 | Nikos Papastergiadis—跨国公共领域：大屏幕和美学的大都会主义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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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社会刊》专辑

《传播与社会学刊》

第21期（2012）：129—150

跨国公共领域：

大屏幕和美学的大都会主义

作者

Nikos Papastergiadis

荐文原由

推荐此文，旨在与留公子此前推送的剑桥大学“电影与屏幕研究硕士”的申请指南提供理论素材。

《传播与社会学刊》的2012年21期是一个专刊（special issue），专刊主题是“城市屏幕文化”，而本文则是该专刊的开篇论文。留公子将会陆续整理发布该期专刊的更多文章。

关于剑桥MPhil in Film and Screen Studies专业深析，请参考留公子文章：

英国G5传媒 ‖ 剑桥大学之完结篇--电影学硕士（授课型及研究型）

专栏系列文章：

1. 对谈裴开瑞(Chris Berry)：城市屏幕文化研究进路

2. 文化研究新领域：城市屏幕文化

3. 本地与同代：上海的城市屏幕文化

4. 南韩和澳洲之间的都市屏幕及跨文化消费

5. 城市屏幕、网络化文化与参与式公共空间

作者介绍

Nikos Papastergiadis 教授

Nikos Papastergiadis是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部门的主任。他是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的教授，与空间美学研究集群的创始人斯科特·麦克奎尔（Scott McQuire）共事。

他是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链接项目“大屏幕和跨国公共领域”的项目负责人，也是ARC发现项目“公共屏幕和公共空间的转变”的首席研究员。

教授邮箱：npapa@unimelb.edu.au

Nikos Papastergiadis在墨尔本大学官网简历

https://findanexpert.unimelb.edu.au/profile/12693-nikos-papastergiadis

本文摘要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柱廊和大屏幕都被认为是大都会主义的象征。大都会主义是世界的产物，也是全球公民的理想形式。「我是一个世界公民。」这句话首先由苏格拉底使用，而后又被犬儒主义者和斯多噶派学者引用并奉为中心思想。纵观历史，大都会主义始终关注存在的核心和广泛的归属感。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援引当代艺术实践的重要事例，探讨当代艺术家发展出的干预场域，并重建新的大都会对话形式。希望透过美学大都会主义的概念，更清晰地理解批判想象在当代的表现。

前言

在过去十年间，城市空间的视觉形式已随着大屏幕的普遍使用而转变。在纽约时报广场等地方，宣示着商业必胜信念的闪亮霓虹灯招牌正被风靡世界各地的大屏幕所取代。这些大屏幕用于显示信息，宣传产品和转播重大事件。大屏幕也是一个扩展建筑与美学形式界限的新媒介。为了探索大屏幕在跨国公共领域形成中的作用，我们在墨尔本联邦广场和韩国首尔艺术中心¹ 这两个地方之间建立了独特的创意和知识合作伙伴关系。这两个组织在各自的城市都拥有一个大屏幕。我们提议一个计划，通过同时展示一件单一的互动艺术作品，将这两个屏幕同时相连。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两个地方市民都可以与分别投射到各自屏幕上的艺术品发生互动。来自墨尔本的公众意见可以在首尔的屏幕上看到，反之亦然。因此，这两个地方虽位于世界两端，却共享同一时区，并通过以大屏幕为媒介的平台连接。

墨尔本联邦广场

2009 年8 月7 日，分别在仁川（韩国）和墨尔本（澳洲）的两个大屏幕在世界首次连接直播，让观众可以通过数字、艺术和手机短信相互沟通。这两个大屏幕分别座落在大型城市广场。这次实时的远距离传送事件是为了庆祝「仁川未来都市」，这是一个容纳新工业、教育和研究大楼的大都会中心。这次直播是跨国美学体验的一场试验，也是用于测试跨国公共领域中文化公民权的展示。这次事件是大计划的一部分，更是首次成果，探讨在跨国文化实例中，大屏幕在体现媒介化互动和参与形式的角色。

这个计划从一开始，主要目的是了解不同传播系统的兼容性、公开展览的公民政策问题，以及探讨对于不同观众，甚么才是有意义和具吸引力的美学考虑。面对这种技术、策划和艺术上的挑战，我们意识到城市空间已经是一个充满媒体的环境，而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全球流动性和跨国公司传播的新模式影响。关于跨国文化空间的形成，已经有广泛的讨论。我们的目标是委托制作艺术品，以利用现有技术可能性去建立一个媒介化的跨国公共空间。我们优先考虑艺术家，因为在当代艺术实践中，现在有一种强烈趋势，从事与全球范围有关的议题、提出公众参与的互动方法，和实验批判模式的跨文化对话。将这些面向全球的艺术实践和拥有传播潜质的大屏幕放在一起，我们期待见证新形式的「公共性」和跨国文化机构的出现。

研究的不同部分以及策划团队一直参与艺术实验，并且发展阐释公众意见的研究工具(June & Yue, 2010) (Papastergiadis, McQuire & Martin, 2009) (McQuire & Radawyl, 2010) (McQuire, 2010)。本文的重点是最近的大都会主义理论以及面向全球的当代艺术实践的形式。更具体的是我会将我们的计划置于视觉艺术的当前大环境下，并提倡以为大都会主义的哲学和美学论述来丰富跨国公共领域新形式的概念框架。

韩国首尔艺术中心

美学的大都会主义

在研究大屏幕前，我想先探讨将公众参与和探讨政治议题作为美学实践一部分的当代艺术作品。Jeremy Deller 形容最近一个研究伊拉克战争问题的作品 It Is What It Is (2009) 时强调：「这不是一个反战作品，因为它为时已晚，这是关于这场战争的」。这听起来像个聪明的诡计，用于摆脱受人轻视的「纯抗议艺术」标签。对于一场已经发生的战争，艺术家如何回应它呢？战争本身就是难以解释和辩解，是可怕的人类暴力极限。如果你不能阻止它，这是否意味着你将被迫默然接受或者报导恐怖？Deller 的作品采用不同的方法。这是一个装置，写有英文和阿拉伯语标题的横额、美国和伊拉克双方的地图（不同城市被成对排列）、来自伊拉克的照片、在巴格达一次爆炸中被破坏的汽车残余，和一个舒适、开放的空间，博物馆的游客可以在一天内不同时间，与曾经在战争中服役的士兵、学者、难民或联合国代表进行对话。这个装置在纽约的新博物馆第一次展出后，再在美国各地巡回展出。这个作品并不是为战争提供答案，相反，它是与曾经有过直接经验或知识的人讨论事件的机会。横额作出了强而有力的宣言，照片起到震撼的纪录片效果，而汽车有巨大的象征战争实体的效果。然而，Deller 又说，展示这些主题的目的在于通过他们激发新的讨论，他强调「这个项目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会面。我的角色是作为促进者。」²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作品的立意并不局限于象征意义或装置的正式属性，而在主体与创建的小公共领域间的相互作用。

艺术家 Jeremy Deller

在Deller 的作品中，大众对话调解的艺术功能不纯粹是反抗「反恐战争」的结果，它还吸收了一种新兴的美学惯例，这是一种利用社会交往和合作过程的形式作为艺术实践的「物质」(Bourriaud, 2009; Raunig, 2007)。例如，像Stalker 那样的艺术集体，主要关注的是流动情境下事件的建构。同样地，Rirkrit Tiravanija 往往将一个画廊变成临时的流动厨房，他将准备和提供食品的经验作为「雕刻」殷勤好客的工具。Tino Sehgal 是一位邀请演员在他的「建造场景」中即兴表演的艺术家，他也坚持认为，「此地此刻」应该是他作品的最重要效果。³Francis Alys 在他2006 年的作品「桥」中，组织了几十个在佛罗里达和古巴当地的渔民，将他们的船相连成两排并朝向各自的水平线，展示一个艺术家面对人类渴望连接以及边境跨越的危险。Superflex，一个丹麦的团体在处理中心和周边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时候，为地方组织与全球技术专家建立创新连接，他们也重视行动对社会的影响与他们美学主张的质素。⁴

Francis Alys作品

Don’t Cross the Bridge before you get to the River,2008

但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些旅途、餐饮、与陌生人共舞，甚至渔民之间交往的艺术试验呢？此外，像Lida Abdul 这样的艺术家，为甚么总是会回到那些已经被战争破坏的地点呢？为甚么Tania Bruguera 一直要去触碰这个伤口呢？(Papastergiadis, 2006; 54–63) 如果纯以一般激进分子的意图来审视这些作品，然后否定他们的美学形式，认为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变革，或者更加糟糕，认为这些作品是拒绝任何美学价值考虑的政治艺术，那便流于过分简化。这无疑完全不了解艺术。Hans Haacke、Steve McQueen 和其他艺术组群（例如Multiplicity）面临政治问题时，都不会放弃美学形式。⁵作品不会因采取激进立场而自然成为艺术，但是艺术家如果决定有必要作为一个主事人去组织和陌生人的面谈机会，甚至找回战争废墟中的碎片，那么这代表某种召唤、见证以及象征性记认被加以利用。艺术家不是简单地成为一名厨师或考古学家。他们挪用这些角色，并返回到这些角色所处的地方。他们会想象到达他人的空间，穿越空间，问道：「我以前来过这里吗？」。这些相对无痕的实践艺术实是跟一种不稳状态的对话─ 一种不确定的社会生活经历：害怕失去归处以及恐惧一生的劳动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代艺术可以定义为在全球连接的大背景下批判和创意的结合。

全球化是用来描述当代形势下，轨迹的多样化以及跨边界流动速度的激烈化。旅行和传播科技的全球化力量一跃将艺术家带入新的网，刺激思想交流，并挑战艺术体制的界限。然而，这并不是说当代艺术的形成仅仅是全球化的副产品。接下来，我将主要谈论大都会主义理论，并且使用批判词汇去讨论全球化过程中发生的独特文化和美学进程。

大都会主义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描述性的术语，既可以指在文化差异越来越纠缠的大都市情况，也可以代表一种归属全球的规范性概念。最近，大都会主义的观念已应用于通过跨国社会运动所形成的政治网络，以及新兴的法律框架，将政治权利扩展至排他主义的领土边界。在其最全面的模式来说，大都会主义的观念还假设一种批判式的改造，在遇到其他情况时，会发展出自我转变过程(Delanty, 2009)。大都会主义因此捕捉了一系列广泛的批判性论述，这些论述都指明了全球传播范围下角度意识的转变、新流动模式下文化的转型、跨国社会网和结构的产生，以及通过与相异性相遇而沉淀的自我改造过程。纵览这些广泛的解释，并没有特定的条件或者单一的目标可以清楚解释大都会主义的观念。大都会主义似乎更像一个概念，代表建基于开放原则的互动过程，并且正带领建立全球的公共领域。

为了将大都会主义的大范围细分，以下我将谈到面向全球的艺术手法和美学大都会主义标题下的美学论述。尤其我会把美学大都会主义的概念与加速塑造当代艺术轨迹的五种趋势连结─去国有化、自反的好客、文化翻译、话语性和全球公共领域。我更倾向于使用「趋势」这个词语，而不是「特性」，因为实践和论述都沿着可能性的自主道路，并可与一系列的动态元素互动，而不会为外力所影响。这些趋势显示虽然当代艺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运作，但是也会采取一种大都会批判的特别模式。我会集中讨论的艺术实践，倾向融合一种全球化的批判作为其物质产生的一部分，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一个循环的回应，扩展政治论述和新兴美学形式间的相互作用。这些面向全球的艺术实践需要一套新的美学论述，这套论述要去了解媒介化形式的社会连接和自我反省模式的主体性。

古代的雅典人，当自己对公共生活感到不满，就会提出意见，避免在民间社会发声反而会被视为白痴。因此，在公共领域中发表意见和提出疑问也肯定不是艺术家的专利。Jeremy Dellar 的作品It Is What It Is（2009 年）要求承诺与陌生人接触。当然，参与大众对话需要受监督、争论和审议。在当代艺术情境下，以艺术形式跟大众对话并不是一个由上以下或直线的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媒介化过程。在一系列类似的艺术项目中，我们见到迈向全球公共领域的努力。全球公共领域不是一个物质实体，它更象是一个持续的、无界限的对话。这个带来全球性公共领域的过程也同时展现一个大都会主义的空间。

Jeremy Dellar 的作品It Is What It Is（2009 年）

大都会主义的经典理论

关于大都会主义这一术语的起源，我们可以从经典找到。特立独行的哲学家Diogenes 对城邦权利的抛弃，以及他的宣言─我是世界公民。这样一种与整个世界相连的精神传到Crates，然后他教晓Zeno，后者在环绕古雅典市集的连拱廊(stoa) 下发展了一个学派。以此为名的Stoics 学派第一个发展大都会哲学。他们阐明四项持续影响当代关于大都会主义讨论的原则。

第一，他们拒绝了城邦作为政治归属的对界限，并定义社区为融合全人类共同体。

第二，他们宣称，人权不受地域政治界限的制约。

第三，他们采用一种不分等级的文化价值视角。

第四，他们鼓励一种通过真正好奇心和与他人开放交流的自我意识态度。通过刺痛对已有政治形式惊叹、自我陶醉的沙文主义，他们鼓励对外国文化形式抱有欣赏和好奇的态度，并发展出一种建立在共同尊重基础上的跨文化比较。Stoics 学派提出了一种道德观，将权利和义务扩展到全人类，而不是将他们局限于地域边界内的社区成员。

这种国际视野对西方哲学有着深刻影响，并且在十九世纪末，康德再次激发了对这些目标的追求。然而，不同于早期Stoics 学派，他们认为国际大都会的理想来自于每个人的爱的力量；康德认为，理性的历史发展和其在西方法律和政治框架中的体现，令更广阔的公民义务形式得以实现。他想象一个宏大的政治和道德理想：各自的民族国家在自由、平等和立法的共同原则约束下的一种世界秩序。康德认为，从地方到国家，然后到国际关系是政治组织的历史发展结果。康德认为人性倾向于破坏，并将分享共同感情的集体能力视为较脆弱的人性本质，须要加强政治规范和法律规则去保护。康德断言，人类有共同的情感，并有能力沟通这种共同性情绪。不过，他也指出，这种共同感觉的能力和「共同感」的原则从来也不是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主要基础。这种反思却没有令他认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状态可能只是一个永久的愿望。虽然他也否认「一致的公民社会」可以从人际交往上纯哲学思考发展出来，但是他辩说，它可能在连续的政治形成中，作为逻辑与历史的后果。因此，没有从原始社会，到封建主义和到最后民族国家不断前进的经历，一个新的国际大都会秩序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康德的大都会主义哲学论述核心，是将政治推理和理性推论作为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不是主观感觉和美学考虑。这种做法影响了许多在国际法和人权方面的现代创新，也几乎是当代所有大都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

大都会主义的当代理论

在过去的十年，大都会主义已经获得了更多公众认同，因为它可说明各种各样的目的和问题。它已成为人们讨论国际关系秩序、民族国家的权力、文化生产的形式、正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条件的社会进程，甚至个人的归属感的关键术语。它也成为一个有用的学术观点，被政治理论家用于探索流动性的意识形态影响、被人类学家用于探究跨文化关系的全球模式，在哲学思考中，是了解道德相互联系的形式(Delanty, 2009)。大都会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既说明世界的实际变化，也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挑战去感知被Mattha Nussbaum 称之为「同心性」的全球责任(Nussbaum, 2001: 348)。

政治理论家如David Held 早就提出，要用国际大都会民主和世界共同体的概念来推进用于跨国管治的新规范和规则(Held, 1995)。Bhiku Parekh 挑战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限制，他以多元化大都会角度来重新审视小众文化和霸权文化的关系(Parekh, 2000)。Antonio Negri 采取了一个类似大都会的视角来看政治斗争。关于国家的无产阶级，Negri 认为，关键阻力是一种零碎和联系松散的跨国网络，他称之为「众多」。斗争的据点扩大，超过民族工业的控制，并且坐落于他所说的「公地」，其中包括本地的物质资源、机构和公用事业，同时也包括全球传播以及符号识别的非物质工具(Negri, 2009)。

在文化研究和人类学中，大都会主义这概念早已是批判理解的核心，比如平凡生活如何受到全球流动性过程的影响，以及现在每个人都须要或多或少评估自己是如何陷入跨国网络的传播和依赖。Homi Bhabha 认为混合文化，不仅在文化差异的边缘地带构成，而他们也产生「设想于边缘性的大都会社区」(Bhabha, 1996: 196–207)。Mica Nava 也认为这种日常生活的变革是通过内心深处或普通的大都会主义(Nava, 2007)。这一领域的先驱，Nestor Carcia Canclini 声称，在当代社会「人人转换」(Canclini, 1995)。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生活在边缘地带，他们穿梭在众多的文化边界，与人商议文化符号的流动和文物的意义。为面对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人都参与调整既定的框架，同时创造对他们经验的新诠释。在文化研究中，大都会主义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思考方法，而是一种「自下而上」做法的描述。

全球化的社会学讨论也认为大都会主义是解释全球流动性的影响和跨国传播新模式的工具(Urry, 2007) (Cheah & Robbins, 1998)。Ulrich Beck 一直走在最前线，运用大都会主义来描述国家壁垒被侵蚀、跨国管治新形式的发展、合作式社会网络出现，以及许多经济和环境问题不再以国家为中心加以管理和监管的情况(Beck, 2006)。Beck 认为，新的国际大都会化现实不仅须要对社会转型流动过程形成的动态特殊性更加认同，而且还要有一种地域意识，把握新的跨国联盟和全球流动。这种观点和通过流动和混合过程中的激化和多样化，社会、文化正在发生彻底改造的一般想法是一致的。Beck 认为大都会化是全球化的正面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地理学家David Harvey 则对大都会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持悲观态度。Havery 反对大都会主义可以形成反对全球化的批判立场。对于Havery，全球化是推动社会经济的力量，加深了权力差异。他对大都会主义作为一种普遍伦理的基础显得不屑，因为他觉得大都会主义只是一种花言巧语，掩盖了全球资本主义剥削的逻辑和社会分化的现实(Harvey, 2009)。

大都会主义的矛盾心理，在哲学争论中最为明显。这牵涉欧洲中心主义的残余以及被视为排外、种族偏见的普世论(Appiah, 2006)。不过，虽然人文主义政治和普世论的启蒙理论都受到彻底审查，但是这并不代表完全拒绝大都会主义的原则。例如，Paul Gilroy 一直对西方哲学和奴役之间的合谋坚定批评，但却仍然提倡有必要发展一个人权的全球框架，即是他所说的「全球的人文主义」(Gilroy, 2004: 28)。政治哲学家Etienne Balibar 也认为，普世论不只是一个独特的文化背景，或只沿一个线性的历史途径产生。他提出，「理想的普遍性」是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中形成。普世论因此没有一个固定的道德准则，但它是一种批判的观点，存在于普遍性原则和并不完全包容的相应论述之间(Baliba, 2002: 165) 。

普遍主义者观点局限于反映特定发源地的文化观，或根据预先确定的评价层级统一操作，以上的观点都反对这样的见解。不过，这些理论家并不反对普遍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普遍主义既是必要理想，但同时也附随特定环境和不同需求。扩大普遍主义形式的试图总会导致特殊性观点的增加。这些理论家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更新或扩大确定普遍主义的类别，也是为了加强对排外性逻辑的关注。Walter Mignolo创造短语「多样性」来形容通过多样方式重新思考普遍性的项目︐ 他认为这就是「批判大都会主义」的关键任务(Mignolo, 2000: 15788)。这些批判主张与全球化背景下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形成鲜明对比。经济交换机制、政治组织、法律框架，甚至美学形式的全球标准化这些日益增大的压力在现在都有据可查(Jonsson, 2010:115)。然而，正如Balibar 认为，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可明显区分为两种，一是发明新尺度用于衡量等值，以延续不同身份之间的竞争，另一种是旨在探讨平等的批判主张。通过其本质的众多性来讨论普遍主义， Balibar 也强调对话的功能。所有的主张都是从某种「本质主义」开始。但是，如果「本质主义」被看成固定和绝对，那么对话则会停滞。如果「本质主义」是战略性，只作为一个起点，而不是限制交换，对话则可以继续。从这个角度看，普遍主义处于特定的情景。通过相互交流，形成了评价机制，能够自反性的自我批判和找到创意的替代。因此，这些普遍主义的做法不建于固定的基础，但可以通过无休止跨文化对话过程展开。普遍主义的修订版是大都会主义批判理论的一个关键要点。通过将普遍主义视角从一个敌对竞争转移到另类解读之间的对话，它同时也形成一个反覆的过程，即大都会主义不是一个由固定类别组成的状态，而是在共同认知下，不同身份互相沟通的持续发展活动(Walzer, 1989)。

政治哲学家 Etienne Balibar

重置大都会主义的情感经历

虽然这些研究大都会主义的现代方法已修订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并且重新设定了范围以及普遍主义者的关系过程、支持康德的理论，但是却遗漏了重要一点。康德的大都会主义有一个逻辑(logos) 和情感经历(pathos) 间的根本阶层结构。不同于Stoics 学派认为大都会主义应该通过爱的力量发展，康德的观点认为大都会主义是理性进化链的历史产物。这一构想主张逻辑战胜情感经历下的缺陷和短暂性，因康德的观点，我们大概可以把大都会主义的讨论推进到在社会政治转型的议事层面。

Cornelius Castoriadis从来没有直接谈到大都会主义的观念。然而，他提出创造力和把握普遍性潜力之间的联系，为重置大都会主义逻辑和情感经历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框架。Castoriadis 论述的关键在于存在、虚空和创造力的关连。通过创造，存在可以产生新的形式，否则存在只是「深渊︐混乱︐毫无根据」(Castoriadis, 1997: 3)。Castoriadis 认为创造力既不是现有元素的重新配置，亦不是外部压力下形成的组合。创造力能够让存在范式与各种多样外来力量的影响分离。因此，存在透过想象构建。除非我们所有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机构的出现可以定义、管治和下令我们的存在，否则它们都不能存在。

Cornelius Castoriadis

Castoriadis 还断言，理解普遍性的先决条件不是来自理性形式的逐步发展，而是源于创造性的想象。因此，不同于传统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都认为真理和理由相关，感官印象或富有想象力的过程都是错误的机制，充其量只能产生意见。Castoriadis 主张创造性的想象占首要地位，并相信没有创造理想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Castoriadis, 1997: 379)。想象替代品─ 通过「不断的和不确定的」人类形象把握宇宙，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永久的和明显的特征。因此，他声称，社会体制的形成是通过社会想象(Castoriadis, 1997: 3)。通过想象和为特定社会模式负责任，一种社会模式得以存在。创造力和想象因此是社会形成的基础和肌理。此外，Castoriadis 认为创造力不局限于在现有的实体和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中重新配置。他认为创新不止是独特和可分离元素间的重组过程。Castoriadis 强调，这些社会机构被「无中生有」地创建，虽然他们不是在毫无限制下创造，但是只有通过想象，才有可能超越仅仅再生产和延长已存在的形式。Castoriadis 认为文化的定义是「在艺术中最清晰显现」，它与无根基的经验不断抗争，努力从混乱中成形。「混乱来自我们的思想、行动、劳动力、工作，也因此意义对于本身之外，没有保证」(Castoriadis, 1997: 343)。存在来自无根据、深渊、虚无，创意因此是和这些状态斗争，以生产出其他形式。

许多其他社会和文化理论家都谈到创造力概念中的虚无状态。批判学理论家Kurt Wolff 在晚年建议用「放弃和捕捉」来描述释放身份的自我意识行为当中，充满活力的状态，以及遇到他人后，创意的自我转化(Wolff, 1976)。第二代批判学理论家Peter Sloterdijk 在对现代主体性的评论中，提到要针对「动能的虚无主义」研究(Sloterdijk, 1998/1988)。存在同时是虚无和充满深不可测的能量这看法对Homi Bhabha 十分重要。他认为「伴随的张力」以及「时间的切断」组成后殖民主义混杂的主观性(Bahba, 1995: 191)。在这些资料中，我们不仅发现对虚无的对抗、从一个意识过渡到另一个，我们亦发现一个共同的意图，去打破工具主义的主观性。不过，这个创造力和大都会主义间的复杂配置，并没有为主流政治理论考虑，主流政治理论往往集中在审议范式下讨论，特别重视理性的辩证和物质转变。即使艺术和文化实践是分析重心，人们也不愿将情感与美学间的关系同社会想象联系起来。关键的一步错过了，后果是美学的大都会主义意义被低估。通过推论Castoriadis 创造力和自主性的理论到当代艺术领域，我相信这些理论可以扩展Habermas (2001) 对公共领域范围的理解，并且使我们更加深入理解Warner (2002) 所说陌生感和社交性之间的关系。尤其，我认为在当代艺术实践中的趋势─去国有化、自反的好客、文化翻译、话语性和全球的公共领域都是大都会想象的表现。

当代艺术中的大都会倾向

我谈到的大都会主义视野更象是一种趋势─一种不断朝着理想的活动，而不是奔向一种可以达到一劳永逸的理想状态。我并不是要证明艺术家已经在其主观性中发展中大都会主义，或者在艺术作品中建造大都市世界，我正在寻找艺术实践的一些趋势，这些趋势正体现大都会想象。

对于Marcel Duchamp 来说，离开家乡是一种正面的行动，释放了自己扎根在一个地方的感觉。他喜欢远离欧洲，因为正如他晚年所说，他可以「自由游走」(Demos, 2007)。从这个开创现代性历史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删减过程开始的大都会趋势─它开始于将主观性去国有化，然后朝着被Amit Chaudhuri 称为「棱角世界观」的方向发展。早期现代性自主定义的大都会主义，如前卫艺术家和革命知识分子，往往谈到无归属感，回避任何从属于起源的固定或真实的依赖，而采取一种「内在流亡」的方式(Chaudhuri, 2008: 96)。他们从不习惯于自己及自己的文化。在挑战熟悉的社会规范，并寻求让自己从过往美学方式解脱出来的时候，他们还试图塑造可见的、却未可以在日常生活范围内宣称的理想。

我们可以通过自反好客的概念，对早期现代主义放逐的趋势作进一步阐述。根据Daniel Birnbaum，当前的美学挑战：理解相异性和支持好客原则形成一场认知革命。例如，在Olafur Eliasson 的艺术作品中，Birnbaum 观察到一种场景结构，观众不仅意识到他或她观看作品的过程，同时他提出「一种倒置情况也在发生─ 你也被艺术品观看」(Birnbaum, 2008: xii)。通过积极的参与塑造整个环境，观众的主观性反过来也受观看艺术品经历所影响。这种看艺术品角度的转变，及观众对艺术品意识提升也达到了关系的重新分配。这样就刺激了合作生产关系，观众不再是一个被动和置身事外的观察者。鉴于主体与客体强烈的互动、相异性在定义观众意图以及艺术作品形式的角色，这种趋势重塑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自反的好客形式。

当代艺术中非西方艺术家的涌现也促进了文化翻译的批判关注。

对于许多批评家来说，在面对双年展中出现的庞大数量、多样化的艺术品时，有一种恐怖的实时反应─如何评判这么多不同作品的优劣？用甚么模型既可以解决艺术作品的文化特殊性，又可以阐明超越文化差异的艺术能力? 建立一个新的层级或一个通用的法则的愿望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艺术作为世界大都会语言和社区开创者的功能。例如，美籍伊朗艺术家Shirin Neshat 巧妙概括我们面临的挑战：既要掌握特定文化参照，同时又要对「当代同时」提出一般的参照。

这一刻，我与知道我来龙去脉的伊朗人打交道，下一刻，我却与一个没有任何认识的观众打交道。对我来说，他们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在伊朗人面前，我永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因为我是局外人；在外国人面前，我也永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因为我是伊朗人，他们是西方人。而我也从来不能打破作品的文化背景（Chin, 2007: 724）。

虽然Neshat 假定伊朗人和外国人可明显区分，但我会说，她的观众既有和当代艺术对话的伊朗人，也有知道在某一文化以外是甚么的外国人，且仍然表示有兴趣了解。这复杂的局内人和局外人构成类似于Naoki Sakai 所说的「非聚合社区」( Sakai, 1997: 7)。显然一个外国人并不清楚所有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 一个虚拟的大都会主义─不能传达一些东西。⁶ 此外，共同的参照点只有通过将特定的文化材料转换到外国情景，才可以被扩大和深化。因此，我们可以开始看到大都会主义的想象形成，不仅是通过全球和地方间各种文化转换的相互作用，还有是即使没有特定对象，沟通仍然持续。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视觉制作中跨文化的流动并不是当代艺术分类上的问题，而是作为另一种趋势，改变文化和主观性、美学和政治间的界限。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量的艺术进行了「论述转向」。这些项目大多是一些参与事件，包括餐饮、游戏和专题讨论会，而且还有社会激进主义与美学合作的混合。尽管形式是温和的，但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广泛论述趋势，范围包括研究现代化进程和现代主义的文化的差距，暴露现代性的缺点，挑战文化的商品化和鼓励社区活动新形式。这种「论述转向」在策展实践中也显而易见。策展人如Okwui Enwezor、Hou Hanru、Maria Lind、Charles Esche、Claire Doherty、Nick Tsoutas、Vasif Kortum、Nina Montmann、Gerardo Mosquera，以及策展团队Who, What, How 重新定义制度艺术地点的功能是「相遇的空间」，并且采用Manray Hsy 称之为「去中心大都会主义」精神的表现方式(Hsu, 2005: 75–6)。

评论人Blake Stimson 和Gregory Sholette 也都认为，当代艺术参与新的全球公共领域的制作。他们强调由于当代艺术家采用协作、集体的技巧，拥抱「变动身份」、骑劫新技术的使用，并建立临时社区结构，他们也制造了短暂的社会形态，「从地缘政治和工具规范中解放出来」(Stimson & Sholette, 2007: 4–11)。目前是不可能把这一趋势与全球公共领域的具体情况相关联，这是因为它没有区域位置，缺乏任何行政实体，甚至没有一个相干的团体表示拥有这个观念。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类别里，全球公共领域是不存在的。然而，在流传网络的文字和图片共和国中，以及如艺术双年展和社会论坛世界各地的人集会时，却正形成一种共享思想和行动，发展一种新的大都会主义观念。在这些「弱连系」中闪动的交换，以及在这些临时的事件中，Immanuel Wallerstein 认为，文化和政治想象开始背离文化身份的对和民族意识形态(Wallerstein, 2003)。当概括新保守主义的战略是控制恐惧场面、也是被Retort 集团正确称呼为「执法和驱逐的混合体─专门抑制社会能量」的时候，它也同时激发了意想不到的景象：

类似数码「众多性」出现在世界舞台，一个全球的虚拟社群，在网络的间隙聚集（部分是短期，如数月的好战讨论，也有部分是前十年，利用网络空间的各种新抵抗形式）；感受的强度来自于观察、倾听、感觉和面对的经验，拒绝的影像成为现实(Retort, 2006: 4)。

我认为Retort 团体正确地强调了这场反恐战争的可见性，也就是说，全球目睹其呈现，触发一场全球性的抗议。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见证形成全球反抗的串联效应。这两种过程的相互作用，他们称为「政治将要来临的预兆」。这些位置、形式、选区和新政治动态的模糊定义也进一步反应在他们文本中。他们声称：「技术和战术的反抗正有转变」(Retort, 2006: 12)。这些新的联盟本质上都是零碎、短暂而松散的，经常在体制以外或边缘地带运作，并且反对正式结构。这些创意抵制的闪现并没有提供简单、甚至是统一的解决方案。相反，他们经常带我们深入到日常生活凌乱的复杂性。他们还提醒我们一项基本原则（这原则似乎在政治论述中被丢弃一旁），当不同文化、不同世界观的人相遇，他们不一定发生暴力冲突，也可以利用各自的智慧互相理解，然后展开关于甚么是可能和必须的对话。

我不会天真地将我的观点仅仅建立于这些短暂聚集的潜能，但我也不会犬儒地断言艺术和行动主义没有用。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就是梳理出新兴的形式和探索重新配置的结构。艺术将思考的各种矛盾物化。它不一定使事物的意义更加明确。有时，只是出现一种事物存在的方式，过时的仍然闪现，预期还未到来。Okwui Enwezor 认为，如果「全球公共领域」已经成为艺术的目的地和塑造人类生活政治的焦点，那么我们在艺术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将会发现大都会主义的拓朴结构(Enwezor , 2004: 14)。

大都会主义的拓扑结构

在道德哲学中，空间和流动性的隐喻比比皆是。欲望、美德和义务的位置照惯例沿着前／后的轴被定义。同样地，私人和公共的区别、对朋友和陌生人接近程度、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计划都在内部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体现。Paul Ricoeur 描述正义的几何形状、文明中给予与接受之间的脆弱平衡，与私人道德进展为公共美德的过程为「寻求在每一个互动情形下的公正距离」(Ricoeur, 2007: 5)。然而，跟道德哲学家看到的单向流动（即在前的必须「通过连续的道德审判过滤和实际应用测试以在道德行动的确定领域中揭示、揭露和展现自己」）(Ricoeur, 2007: 3) 不同，艺术实践提供一个更模糊的领域和多向流动。艺术家选择在被遗弃、被破坏、有冲突的地方工作，这既不是巧合，也不是权宜之计。他们被吸引到这些地方，因为「处于中间」的拓扑结构与美学临界模式产生共鸣(Ricoeur, 2007: 3)。

大都会主义也是在一个含糊的拓扑结构中设想出来。Stoics 派聚集在古代雅典拱廊下(stoa)。为甚么他们是聚集在拱廊下，而不是家庭、市集，或议会上？在家(oikos) 的私人空间，可以自由表达个人的需要和兴趣；议会(bouleuterion) 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协商的会场，社团自己可以定义不涉任何私人利益的准则和架构；市集(agora)，一个相对开放的呈现、表演和交流空间。拱廊在市集附近，因此，这个地方与隐私、商业以及审议的地方是一步之隔。正是在这个狭小的出入口空间，Stoics 发展出存在和归属的外向视野。拱廊是日晒雨淋的躲避处，却又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这是一个居中、过渡的空间，既非外面，也非内面。在拱廊下，离开和出发以一种模糊的方式标记。人们可以徘徊、闲逛、窃听、擦肩然后继续前进。在拱廊下，你可以见朋友也可以注视陌生人。对话可以随意开始，也可以随时中断。在拱廊下是八卦、谣言、信息的据点，而到今天在雅典，人们依旧乐于在拱廊下喝咖啡和碰面。我想拱廊下可以作为批判意识出现和接受差异的空间隐喻。这是一个对政治审议没有正式要求的临界空间，一个可以社交却不须要负担教化责任的空间。拱廊下是私人和公共领域互动的重要支点，在这里国际大都会视野开始显露。

如果我们从拱廊下的位置出发去把握存在与归属的大都会主义，那么我们便可以以一种新眼光看待仁川和墨尔本公共广场上两个屏幕的现场信息通讯。回顾大屏幕在形成跨国公共领域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点如何和当代艺术实践中，大都会想象的拓扑结构不谋而合。艺术的地方不仅仅是从本地跃至全球，从私人(oikos) 到公共(bouletrion)，甚至从单一到普遍，它更象是拱廊下无界限的区域。

本文注释

1.「大屏幕和美学的大都会主义」，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Linkage project (LP0989302) 主要研究员：

Nikos Papastergiadis、Sean Cubitt、Scott McQuire、Ross Gibson、Audrey Yue ︐ 伙伴研究员：Doouen Choi Art Center Nabi、Cecelia Cmielewski Australia Council of the Arts。对于大屏幕历史根源更加详尽的描述，见McQuire 的部分，对于个案中公共互动模式的描述，也请见Jung 和Yue 的描述。

2. 准备这个计划的研究、参与者的访问、旅程的地图和旅程的不同录像都可以在网站看到。我认为展览是这个过程的总和。看

http://www. conversationsaboutiraq.org/。

Dellar 的做法包括个人和团体的合作。他关注的是普通和习惯性的信赖系统，目的是汇集一般情况下不会连接的群体，但他们可能会发现互相对话的价值。

3.「他的作品，没有照片和录像，他们只存在于参与者的脑海中。可以购买一个『Sehgal』，但只可在公证人前买，同公证人沟通如何以及在哪里可以实行。」

Sebastian Friezel, Ceci n’est pas le vide, www.signandsight.com/ features/203.html.

4. 例如谈到沼气的发展，一个非洲的循环再用和能源生产项目，评论家Lars Bang Larsen 说：「这更象是模拟一些社会结构直至实现，目的是扩展艺术的概念，使整体、文化的讨论可以牵涉并反映在艺术领域上。Lars Bang Larsen,

Superflex: Art and Biogas (1997), www.superflex.net/text/articles/art_and_biogas.shtml.

5. 见 Hans Haacke, 2002 New York poster project commemorating 9/11,

Steve McQueen’s Gravesend (2007) 和 Multiplicity, Solid Sea 03 (2003)，其中他们提供了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走廊、连接希伯伦与纳布卢斯旅程的对比录像镜头。不用说，巴勒斯坦的这条路线须要经过凹凸不平的地面、许多检查站，更花了比正常长五倍的时间。

6. Partha Mitter 将虚拟的大都会定义为「处于边缘的本地人，但他们的智力投入都市的知识体系…… 精通自己的语言，面对全世界知识都信心十足」。Mitter 还强调大都会主义的虚拟特征，因为他认为参与辩论以及知识和文化的形成并不能保证志同道合的人真正遇上。Partha Mitter 访问Kobena Mer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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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Papastergiadis, N. (2012)。〈跨国公共领域：大屏幕和美学的大都会主义〉。《传播与社会学刊》，第21 期，页12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