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日本元素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隋唐时，对中国的深入而细致的学习，使日本完成了重要的制度和文化革新，以此为基础，才有了发展出独特文化的基础和可能。所以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一书中，将中国文化比喻成“卤水”，将日本民族比喻成“一锅豆浆”，没有中国文化，日本民族就成不了“豆腐”。
不仅在典籍、制度、文化上，日本曾经是“净流入国”，在风尚、器物上也是如此。“唐物”一度成为日本上流社会标榜身份的必备之物。《平家物语》中夸耀平清盛，说他拥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绞，蜀江之锦，七珍万宝”。为了得到这些唐物，日本人不知拿了多少砂金、水银、锡、绵、绢等物原材料去换。
根据12世纪时，藤原明衡的《新猿乐记》的记载，彼时最具代表性的“唐物”，是各类香料、药材，其次是绞、锦等高级丝织品，茶碗、瓷瓶等陶瓷制品也十分普遍。此外，挂着唐物之名的宋版书、宋钱等也十分普遍，一度到了宋钱可在日本通用的地步。但在唐物大量流入的同时，随着造船业和航海术的巨大发展，“横越本朝与大宋之间的大海己极寻常，甚为容易”，源源不断的日货也涌进了我国。
棋手
围棋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棋手却不是。日本的遣唐使之所以能得到唐人的高度评价，除了本身的质素外，还因为选派他们，本身就花了很大心思，连最细微的因素都考虑到了。
唐代棋风很甚，考虑到这一因素，遣唐使中常常有善弈之人，延历年间的遣唐使伴少胜雄，就是因为善弈被选入访中代表团的。他的水平如何，并没有记载，但想必不差。当时日本人的水平，有一则野史记录可以作为参考。
848年三月，一个日本王子率众前来进贡，因为他擅长下棋，唐宣宗李忱就命大国手、翰林院棋待诏顾师言与他对弈。顾师言是公认的晚唐第一棋手，遇到这位王子居然有些犯愁，下到第三十二手还未分胜负。古代围棋，开局即缠斗，和现代围棋的布局法很不一样。和第一国手下到三十三手，最后败于顾的“镇神头”绝招，水平不能算低了。
这个故事中的一处细节很有趣。对弈的日本王子夸口说在距离日本三万里的地方，有一座集真岛，岛上有一座凝露台，台上有一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用雕琢，自然黑白分明，而且冬温夏冷，谓之冷暖玉。这当然是编的，但居然没有被视为无稽之谈，恐怕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手工业水平，大唐也是服气的。因为日本很早就向中国出口过夜明珠。
《隋书·倭国传》载：“（倭国）有如意宝珠，其色青，大如鸡卵，夜则有光。”此外是“倭锦”、“帛布”、“斑布”等纺织物，九州地区穿孔后可“为悬颈垂耳或缀衣之饰”的白珠，还有被称为“青大句珠”的青玛瑙大勾玉等特色产品，也都让唐人们见识了倭人的动手能力。往前再推几年，新罗人遇到粮食不足的问题，还得靠日本人捕鱼来解决，因为新罗人玩不转渔网。
折扇
从宋开始，日本向中国输入的商品除了传统的砂金、水银、硫磺等商品外，还多了松、杉、桧等木材，这些木材中的一部分被用在了折扇上。中国传统的扇子，在宋代之前，主要是团扇。《杖扇新录》载：“近世通用素绢，两面绷之，或泥金、瓷青、湖色，有月圆、腰圆、六角诸式，皆倩名人书画，柄用梅烙、湘妃、棕竹，亦有洋漆、象牙之类。名为'团扇’。”
奈良时代，也就是中国唐朝时，日本人用桧木或杉木薄条连缀折叠成扇形，称之为“桧扇”，被公卿随身携带。这种形制，据学者考证是从木简演变过来，官员随身携带，便于随时记事，尤其是上朝时记录领导的讲话重点。所以它看起来是一把扇子，其实是一个笔记本，可以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情记下来。
之后，在桧扇的基础上，又演化出用白纸、绢作为扇面的折扇。大约在公元11世纪前后，日本折扇进入中国，开始受到中国贵族和文人的欢迎。当时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多门户之见，好的就是好的，所以留下一些记录。苏辙还写过一首歌颂日本扇的诗：
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
风非扇中出，问风本何从。
风亦不自知，当复问太空。
空若是风穴，既自与物同。
同物岂空性，是物非风宗。
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
他兄弟苏轼则说日本扇的“精致非中国所及”。
漆器
自隋唐之后，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进入国风文化时期，不仅文化、制度如此，器物也是如此，其中漆器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日本漆器诞生很早，但成熟很晚，可是后发先至，宋朝时，日本漆器已经反向出口了，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莳绘。
莳绘脱胎于中国战国时的“描金”技术，需要将金、银屑掺入漆浆中，干燥后做推光处理，再以以螺钿、银丝嵌出各色图案，非常精美。莳绘漆器在明朝时涌入中国，收获了不少拥趸。戏曲家高濂的案头所置小几，就是日本产的莳绘漆器，“惟倭制佳绝”；文徵明曾孙文震亨在《长物志》第六卷中说过“台几，倭人所制种类大小不一，俱极古雅精丽……有日本所制皆奇品也”。晚明的文人墨客对舶来的日本莳绘漆器基本上持正面意见，十分赞赏其“轻”其“巧”。
宣德年间，明朝政府干脆派出画工去日本“传其法以归”。这类技法要从日本学习，是因为一部分此类技法已经遗失，二是明皇室独爱“雕漆”漆器，中国民间漆艺仅剩“雕漆”技术发扬光大。而在清代，日本莳绘漆器在世界上已经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数百件日本江户时期的精品莳绘漆器。
刀具
欧阳修作了一首名为《日本刀歌》的乐府：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其中盛赞日本刀“佩服可以禳妖凶。”宋时，日本武具开始成规模地出口至中国，这是汉时，中国冶炼技术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的首次逆输入。
日本刀充分体现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句俗语的意义。因为日本始终没有高温煅烧技术，砂铁又实在有限，所以日本人只能充分地发挥“海绵铁”这种低温煅烧铁的功用，用它炼出的生铁、熟铁、皮铁来组成刀身。因为26.7吨原料往往只能产生不到1吨的制刀原料，日本刀的用心可想而知。
从南宋开始，就有不少人注意到日本刀的锋利。南宋郑心南在《心史大义》中就说“倭刀极利”。日本《正传寺文书》中载有东严慧安的原文，也说“蒙古人云，日本弓箭、兵仗武器，超胜他国。”蒙古人和日本人是实际打过仗的，对日本武器的水准应该有中允的评价。
除了锋利外，日本刀的另一大优点是便于携带，用时伸展，不用时能卷起来，类似钢尺。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说：“倭刀甚利，中国人多鬻之。其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炼而绕指者也。”明人徐㶿在《笔精》中描写胡宗宪从倭寇手里缴获的一柄日本刀，也说：“嘉靖中，胡总制宗宪有倭软刀，长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诘曲如盘蛇，舒之则劲自若。”
写了《天工开物》的宋应星还专门研究了一下倭刀，在《五金篇》中他说倭刀“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光辉者。”他想弄清楚制作方法，但未能成功，在《锤锻篇》中说：“倭刀背宽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之上，不复欹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武术家程宗献也称誉日本刀器“锻炼精坚，制度经利，靶鞘等物各各如法，非他方之刀可并，且善磨整，光耀夺目，令人寒心”。
因为日本刀好用，所以一直是朝贡体系中非常重要的贡品，据统计至少向中国出口了20万把。因为量大，所以其价格就容易引发纠纷。明朝与日本间的两次贸易纠纷都是围绕刀具展开的，其中一次是因为日本刀出口价格实在太高，国内售价约800文至1000文，出口就变成了5000文一把。第二次是因为日本刀出口量增加太快。
除了刀，刀法也有逆输入的。茅元仪所著《武备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嘉靖四十年，日本的八幡船入侵明国南东沿海一带，戚继光率部抗击，其时从一名败逃的倭寇怀中，掉落一卷传书，是爱洲移香斋的儿子爱洲小七郎所创猿飞阴流的剑法目录。茅元仪也是看过这一卷所谓“猿飞图”的，想必确有其事。
这卷目录之所以值得一书，是因为据茅元仪讲，当时中国的双手剑法已经失传了。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说，宋懋澄在《九龠集·钱氏剑策序》中说：“古法不传者三：曰剑术，曰坑法，曰画眉。”何良臣《阵记·技用》也说：“军中诸技，唯刀剑法少传。”这么讲起来，爱洲小七郎的这卷目录意义还真不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