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收音机
人们都说每个人的世界是走出来的,我的世界却是分了两个步骤:先是听出来的,后来才去一步一步走的。
在我还小的时候,应该是读了初中吧,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收音机像枕头那样大小,是凯歌牌的,上海生产。
就像赵本山春晚小品所说,收音机是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我们全家人都给疼惜的不得了,母亲缝制了一个布套,只露出开关部分;我们凡有空闲时间,就要给它细细地擦洗。
全家人吃饭的时候,收音机就被稳稳地放在炕台上,相声啦,评书啦,戏曲啦,就哗哗落落的洒满了屋子里。秋忙时节剥玉米的夜里,收音机会摆放在窗台上,我们听着牛群冯巩的相声《小偷公司》,哈哈哈的笑声在月亮底下传出老远老远的夜空里。
那时候,每天中午12:30的长篇评书联播,吸引着大人小孩所有人的心思。刘兰芳的《岳飞传》、《杨家将》,单田芳的《三国演义》,勾得大人们刚到收工时间就扛了锄头往家跑;小孩子更是厉害,放学铃响第一下,人就飞出了教室,撒了脚丫子往家奔,到家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儿,先要把收音机打开,放到中央广播台,瞪着眼睛等着评书开始。
我那时候的心情,更是急迫得不得了。为了把握时间,干脆用了油笔,在左手腕上画了一块儿手表,指针固定指在12:30那个地方,自己的心思紧紧地系在了评书里……
这收音机,其实我占有的时间最多,放在炕头的窗台上。我常常借了做作业的名头,很小声音地偷偷放开了收音机,欢畅地听,磨蹭着做作业。
那时候,收音机里最流行的节目广播连续剧、评书和相声。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观看的电视连续剧、电影和其他文艺节目,在当时却都是要通过收音机听的。
我那时候经常听的电影有英国电影《虎口脱险》、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南斯拉夫电影《桥》,和国产的《骆驼祥子》、《铁道游击队》、《夜幕下的哈尔滨》等等等等,最熟悉的配音演员有童自荣、乔榛等大师。我当时还很纳闷,怎么外国人的声音都是同一个很有磁性的中国人声音呢?
在没有视觉欣赏的年代里,我的听觉被开发出了奇妙的功能,我的想象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开发。——如果说我的想象力还不错,那一定是那台收音机的功劳。它让我凭借着声音的翅膀,遐想到了无边无际美妙绝伦。很多后来看到的电影,跟我很早时候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无比精彩的展演比较起来,居然逊色很多。很多时候,我觉得眼睛看到的演员的表演,远远没有我借助听收音机的配音和自己的想象精妙,有趣儿。
在听过的电影里,《骆驼祥子》这部电影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在我后来在银幕上看了电影的时候,我很失望,我感觉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待我再后来读了老舍先生的原作之后,我发现无论广播剧还是电影,已经把老舍先生的作品,破损了许多,距离老舍先生的风格有了那么大的距离。
正是从那个时候,我真真正正地关注老舍先生的作品,从《骆驼祥子》,到《四世同堂》,再到《茶馆》。我被老舍先生纯正的京腔京调儿、短小碎词的幽默风趣语言所折服。
九十年代我工作以后,一次无意之中在《收获》杂志上看到了余华先生的中篇小说《活着》,我的想象力与作品达到了完美的契合,我完全沉醉在了作品之中。我为作品所震撼,在细细研读数遍之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这部小说手抄了一遍,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被写完了三分之二。
后来,听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福贵》。我从来不敢看一眼,我只怕编剧的蹩脚和演员的浅薄,破坏了我对作品的理解和想象。那种感觉,就像我对于一个钟情的姑娘,都不愿意让别的任何一个人看她一眼,仿佛那样也会玷污她在我心目中的圣洁与美丽。
在我上了大学之后,家里给买了一台单卡录音机,我常常用来听英语磁带,但也时常听听收音机里的东西,尤其是在独自静坐的时候,听着听着,思绪就回到了附耳听评书的情境之中。
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做的事情是泡图书馆和逛古旧书市,往往会淘到很多很多老版本的好书,然后便缩在教室里或者校园僻静处啃读。那些文字,带着我的思绪飞到了我从来没有去过,今生可能永远也不会到达的地方,但仅仅是凭着想象的游历,也让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那台收音机已经很过时了,妈妈把它还珍惜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每年过年的时候,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常常会打开盒子,久久地望着它出神,摸着它已经被磨得光亮光亮的外壳,追忆那些逝去的岁月。
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走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这梦想,就是从那台收音机里开始萌发的。那时候,听着收音机的时候,我的心里暗暗树下了一个志向:一定要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一遭,去看看,去闯一闯,即便不能满载而归,起码可以满意而归。——我告诉自己:经历过,就是最大的收获!
(作者简介:陈启,陕西西安惠安中学教师,省诗联协会会员。文风力求散淡,干净。2008年,歌曲《因为有你,因为有我》(词曲)发表于《中国音乐报》;散文《酸汤挂面》、《一件棉袄》、《吃搅团》等发表于《教师报》。诗歌《船夫之歌》、《向往北方》等发表于文学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