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小林院士：讲到伤寒经方，我有些看法与教科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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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伤寒，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仝小林，男，1956年1月5日出生，中医内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仝小林院士
仝小林于1982年从长春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毕业后，进入皖南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进入南京中医药大学；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至2005年担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糖尿病科主任；2005年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内分泌副院长；2017年受聘为甘肃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201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20年1月23日，广安门医院仝小林院士接到紧急任务，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高级专家组组长之一，深入一线，优化中医药诊疗方案，为国家提供中医药防治的建议。
【摘要】
讲到伤寒这个病，我有些和教科书上不同的看法。《伤寒论》所论述的疾病，到底是什么病，我觉得是第一大谜团。
我们经常谈创新，仲景就是最好的创新典范。
关于伤寒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伤寒的起因，是什么原因使得仲景家族一百多人死去了三分之二，起病原因有待探讨。
大家知道经方很多都是小方，用药少而精。
01
六大古人所见不多的疾病
我今天的题目是“关于经方运用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我们时代在呼唤经方，现代疾病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是两千年前的情况，有六大疾病是古人所见不多的。
第一是老年性疾病，它已成为社会性的问题，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远至两三千年以前，近到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就是三四十岁，不可能出现老龄化的问题。当今社会老龄化的出现带来了一个问题——老年病。
第二是慢性病，随着老龄化的出现，很多慢性病成为老年患者的烦恼，过去由于医疗水平的低下，一个慢性病可能几年、十几年人就走了，现在呢，糖尿病人打上胰岛素，活个五六十年是不成问题的。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是代谢性疾病，在过去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不用说得太远，20多年前人们能够维持温饱就很好了，而在近20多年来，代谢病的发病率急速攀升，这是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分不开的，代谢病成了全社会的问题，这在几千年前是不多见的。
第四是心理性的疾病，或者叫心源性疾病。在古代，人们生活比较悠闲，没那么多精神压力，现在不一样。前一段我去香港作报告时，讲到了香港的第一死因不是肿瘤，不是心脑血管病，而是自杀。这说明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精神过度紧张的状态，这自然成了一个社会性问题。
第五是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我们老祖宗是不可能看到由于抗生素、激素、化学药物滥用而导致多种多样的疾病的，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个加拿大朋友给我发了条信息，说一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书中提到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已在美国占到第三位，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
第六是瘟疫，由于交通的便利，国际交流的增多，瘟疫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没有地域、国界，这在古代也是不可能的。
现代疾病的这六大特点，迫使我们必须要很好地研究，最好就是靠经方。
我们经常谈创新，仲景就是最好的创新典范，他的方子有很多来源于《汤液经方》，还有其他许多医药学的著作，都是仲景撰写《伤寒论》的理论依据，但是张仲景绝不是把《汤液经方》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而是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是绝对的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提出的创新。
02
讲到伤寒这个病
我有些和教科书上不同的看法
昨天晚上李赛美教授采访我，讲到伤寒这个病，我有些和教科书上不同的看法，现在很多教参甚至专著都认为，伤寒是外感热病的总称，这是广义的伤寒。
但后世的医家从不同角度去解读伤寒，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包括冯世伦教授解读胡希恕教授，从八纲的角度去理解六经，还有刘绍武教授，从六病的角度去解读伤寒，我认为这些对现代疾病扩展性的应用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实用性。
但是《伤寒论》所论述的疾病，到底是什么病，我觉得是第一大谜团。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幸在周仲瑛老师的门下读博士，从1985年到1988年，周老师承担了“七五”攻关课题，研究的是病毒性高热，作为他的博士生，我3年来一直在苏北流行性出血热高发地区做该病的研究，这也是我博士论文的方向，我当时研究的是流行性出血热引发的感染性休克。
从开始发病到最后死亡的过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病人最开始的表现是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疼痛，甚至是剧痛，脉浮紧，一派伤寒之象；过一两天或三天，恶寒没有了，转成了阳明大热，就是我们所说的阳明经证，继而部分患者会转为阳明腑实证。
但是几乎每个患者都要经过太阳证这个阶段，我辨证过好多患者都是这种情形。
我在大学学习时，就经常思考为什么在太阳病篇有那么多的变证，到阳明病篇，就以腑实证为主，太阴篇也只不过那么两个方子，少阴篇的方子也不多，主要就是四逆辈，厥阴篇也不过就那么一个乌梅丸。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这个流行性出血热的的确确在太阳病阶段的变证是最多的。《伤寒论》除了六经辨证以外，就是辨可汗不可汗、可下不可下、可吐不可吐等等，这些都是后世对六经辨证更加精细的辨析。
从六经的传变来看，确实像《内经》描述的那样，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这在流行性出血热的病程中就有很好的体现，病情变化非常迅速。
流行性出血热很容易引起继发肾病综合征出血热，接下来就会急性肾功能衰竭，而且这种急性肾功能衰竭在疾病早期就会出现。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热期、少尿期和休克期三期重叠。当时我们国家流行性出血热的死亡率在10%左右，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后来周老的这个团队把死亡率降到了1.4%以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
在流行性出血热出现高热以后，有些老年人急性肾衰，表现为舌卷萎缩，苔起芒刺，出现一派伤阴之状，然后下肢水肿，我们叫肝肾阴伤、阴虚水热互结，这是典型的猪苓汤证。
还有些患者由于膀胱出血，病人排出血性的尿膜，甚至是一个一个的血块，病人狂躁不安，这种情况就用桃核承气汤。
我们有一个典型的病人，32岁，流行性出血热的三期重叠，由于少尿导致心衰、脑衰、肺水肿、胃肠道功能衰竭，这个病人很狂躁，目直骂詈，不识亲疏，六个小伙子给他按到床上，有的按头，有的按脚，有的按胳膊，他一下就把这六个人打到一边去，
“其人如狂”到这种地步，因为他膀胱蓄血，仲景云“血自下，下者愈”，所以用桃核承气汤，用大剂量的桃仁，我们都用到30g，生大黄也用到30g增加泻下之力，病人服了药以后尿出了很大的血块，然后小便如注，一天尿量就有几千毫升。
后来人安静了很多，心衰、脑衰、肺水肿包括胃肠道衰竭全面缓解。
桃核承气汤是在太阳篇的变证里面，而且还有更加重的抵当汤、抵当丸，假如病人只是单纯的流行性感冒，他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猪苓汤证、桃核承气汤证、抵当汤证吗？
太阳篇还有其他的很多变证像泻心汤证，流行性出血热的病人也会出现这类病证，他们平时胃肠消化功能不好，得病之后就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这就可用到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之类的方剂。
流行性出血热休克的早期，可以见到热盛厥深的情况，胸腹非常热，但是四肢冰凉，这个时候就用四逆散，来治疗热盛厥深证。
但是到休克后期的时候就出现了典型的少阴证甚至是厥阴证，四肢冰凉，胸腹冰凉，血压低到测不到，这个时候就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等等……疾病的整个过程，从太阳到阳明，到少阳到太阴，到少阴到厥阴就是几天的时间。
很多病人到最后胃肠道衰竭，腹胀如鼓，在这之前也就是不完全性肠梗阻时，可以用大承气汤类方进行治疗，但是到了肚子绷绷胀的时候，连承气类方也用不上了，很多都死于多系统脏器衰竭。
所以伤寒这个病绝不是一般意义上广义的伤寒病，否则它不可能出现六经传变这样一个过程。六经的过程实际是一个阶段的描述，有些人觉得伤寒就是治疗多种热性病的，什么湿温、温病都在里面。
我觉得伤寒当时治的就是以伤寒为主的一种病。
在《伤寒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于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一个家族一百多人，死了三分之二的人，这能是一般的病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到冬天伤寒流行的时候，老百姓都知道完了，这个人得伤寒了，没救了，连老百姓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连续若干年在当地出现的一种病。
所以通过对流行性出血热的认识，我体会就是当时的伤寒病，当时医家对这种瘟疫还缺少认识，所以死亡率极高。
如果从流行性出血热的角度理解伤寒，那么对伤寒太阳经病的很多疑惑都会迎刃而解。
否则我们读《伤寒论》，伤寒一二日，伤寒四五日，怎么就突然联系到其他的问题了？所以我说张仲景是一个最具创新意识的医家，他还提及了关于湿温、温病的问题。
2003年的SARS流行，我亲自治疗SARS病人248名，我当时在中日友好医院，是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SARS的总负责人，当时我们给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16例用纯中药治愈的病例，一点西药都没上过，但是他们审核时，砍掉了5份，说这5份不是SARS，差不多1/3的病例不是SARS，医院当时主要是针对SARS的，但是只要看到肺X片发生了变化，也全部收到病房来，绝不放过一个。
张仲景在《伤寒论》里的描述有很多都是鉴别诊断，并不能把它混淆为伤寒病本身。这样思考可能有助于对伤寒本病的理解。
03
关于伤寒
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关于伤寒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伤寒的起因，是什么原因使得仲景家族一百多人死去了三分之二，起病原因有待探讨；还有就是伤寒方的剂量；第三就是经方要发展。
张仲景已经为中医的传承和发展做了创新，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于1800多年前，时代在发展，只有经方同样发展才能够对得起张仲景，否则你拿着经方却治不了现代病，我觉得这对张仲景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就有我刚才提到的刘绍武先生对伤寒六经病的新解、胡希恕先生对伤寒八纲的新解，这些都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尤其是对伤寒扩展性的应用，不仅要用到外感病上，还用到内伤疾病上，这也是很好的创新。
还有就是经方新用，我看到讲义里陈纪藩教授讲运用《金匮要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因为现在西医诊断非常明确的疾病，张仲景当时并没有做出很完善的归纳总结，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类疾病重新认识、归纳。
比如说糖尿病，过去古人只认识到消渴病，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消渴病已经是糖尿病的中晚期，由于古人没有现代诊断的方法，我们再套用古人治消渴的理论治早中期糖尿病，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滋阴清热、益气养阴能够降糖吗？现在中西医结合界已经公认中医只能辅助降糖，这给我们提出了很严峻的要求，我们要针对现代疾病来创新性地发展运用经方。
大家知道经方很多都是小方，用药少而精，《伤寒杂病论》里面的方子药味平均四点几味药，15%以上的方子小于四味药，如栀子干姜汤、栀子豉汤、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芍药甘草汤、甘草干姜汤、甘草汤……小于8味药的方子占90%以上，看来小方确实是可以治大病的。
但是方虽小，剂量却很大，现在医生开方则是用大方，剂量小，这就涉及如何处理好小方与大方关系的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经方在治疗急危重症时用大剂量，就否定了现在用方的小剂量，宋代以后的方子都很大，但剂量很小，我们一定要有区别的运用，对于那些小病、未病、需要慢性调理的疾病，一般吃药需要半年、一年以上的，这种情况用大方、小剂量就是合理的，可以避免一些急剧性的肝肾毒性。
这样看来，时方和经方并不矛盾，因为时方就是与时俱进的方子，它是解决仲景时代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关键是看在什么情况下用，怎么用。
还有一个大家经常争论的问题，就是经方能不能加减，很多医家非常强调忠于仲景原意，不做加减，诚然，仲景的原意非常好，因为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但是我们更应在仲景的原意基础上灵活加减，一般可以单病单方、合病合方，复杂的疾病可以几个方合在一块，而且需要加减。
尤其是针对现代医学疾病的一些指标，如果不加减恐怕就降不下来，所以必须要加减，尤其是现代药理学研究的特效药物，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这就是我在正式讲座前谈的几个问题。
我今天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汇报：经方与症，经方与证，经方与病，经方与量，经方与效。
01
经方与症：
现在的学生，
有一种倾向就是忽略症状表现
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前辈，像梅老师，他们在学医时非常重视症状。现在院校培养的学生，有一种倾向性，就是忽略症状表现，好像对症处理是低层次的治疗，只有西医才用这样的手段，这是不全面的。
我是1977级的，当时老师也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辨证论治便成为中医院校舍我其谁的金标准，这未免有些武断，我们看仲景的用意，他也非常强调对症状的治疗。
再举个例子，一个头疼的病人来找你，你要不要先治他头疼？你说头疼我先不管，这是血虚引起的，我先治疗你血虚。病人来个三五次，血虚没改善，头疼依旧，那病人还会信你吗？肯定不信。
我曾经碰到一位病人，24岁的一个女孩，癔症性的晕厥，就是突然间倒下，一般倒的地方绝对安全，而且倒的时候，谁说什么话她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有个老先生给她治疗，辨证论治，气虚血瘀证，用八珍汤加减治疗了一年半，结果基本没效。
最后山东某个医务室的工作人员给她用了白金丸，也有叫“矾金丸”的，成分就是白矾和郁金，用了一个星期病就彻底好了。
所以光靠辨证论治是解决不了全部问题的。病人来的时候要对他的症状有所偏重，腹泻的你不对症，呕吐的你也不治疗，显然是行不通的。仲景提到“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俱”。
我们治疗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时，病人经常反应很热，有可能胸腹热，有可能背部热，还有可能是四肢热，尤其是下肢，热到什么程度呢？
不管多冷的天，从来没有盖过被子，这种情况我们治疗了不下上百例，就是用李东垣那张方子——升阳散火汤。
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阳气郁在表皮，散不出去，李东垣描述了四肢灼热，扪之烫手的情况，用这个方子就有效。我们只凭借这个症状，用升阳散火汤就能起到很好的疗效。
这种情况印会河教授理解得很深刻，他在《内科新论》里有很好的阐述，他特别重视仲景抓住的主要症状。我们的老医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总结。
比如我们治疗糖尿病汗证，有时病人全身湿透，一天要换几次衣服，这时候最管用的就是用煅龙牡，疗效立竿见影，然后你再辨证，是什么病机，这样效果才会好。
煅龙牡量要大，一般各用到120g，先煎，尤其是重症汗证的时候疗效显著。
印老先生讲过，抓住主症比围绕枝枝节节的症状转要高明得多。像我们治疗蛋白尿，可以用芡实、金樱子之类的药来收敛固涩，但是最核心的药是黄芪，针对蛋白尿效果就是好，抓住主症可以简化临床思维过程，更有利于我们抓主要矛盾。
所以印会河老先生的治病疗效是非常好的。
抓主症也是《伤寒论》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伤寒论》还提到很多关于抓主症的病例，“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这就是大承气汤证；“心中烦，不得卧”，就用黄连阿胶汤；“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这就是理中丸所治的。
我们碰到一个病人，是同仁堂一个领导的家属，癌症晚期，广泛转移，经化疗以后，就是这个症状——喜唾。一天要吐一口袋，果然是“久不了了”，我们用理中丸，这个症状马上就减轻了。
像黄连阿胶汤证，我们抓住“烦”和“失眠”两个主症就好，不要局限于患者阴虚啊、火旺啊、身体瘦、舌体瘦、苔少这些问题。
很多当老总、当领导的，他们身体胖，舌苔厚腻，只要是心烦失眠照样用黄连阿胶汤，等他失眠心烦好转了以后，再去调他的体质，再去化痰清热祛湿。
事实证明黄连阿胶汤对顽固性的焦虑和失眠确实很有作用，抓住主要矛盾的核心是取得疗效的一个捷径。
我们院校的学生经常对君臣佐使药的使用不是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们抓不到问题的核心，所以定不下君药。
君药是针对疾病的主症的，麻黄汤、桂枝汤都是针对发热的主症的。臣药又有什么作用呢？
它也是针对主症，起到帮助君药的作用，或者是主症同时又有它的兼症，抓住了这些框架结构就搭建起来了。
《内经》讲小方就是君和臣，没有佐和使，“君一臣二，治之小也”，三味药就是一个方子，这是小方的配伍原则。
但是有些病症当你立了君药以后，这个病症和你辨的证候是相反的，比如我们在治疗神经痛的时候，经常用川乌，那么如果是寒证，寒入骨髓，用川乌没问题，但如果是热性疼痛，我们仍可选用川乌止痛，只不过这个佐药就非常关键了，因为它一定要把病性一块佐回来，要去川乌的“性”而存它镇痛的“用”。
对于糖尿病早中期治疗，我们用大剂量的黄连，这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到了中晚期，病人血糖控制很差的时候，能不能用黄连、知母、黄芩、黄柏、苦参、龙胆草、栀子这一类的苦寒药呢？
可以，但是如果目的在于用这些药将患者的血糖降下来，那后面的佐使药一定要跟上，要把握患者寒热温凉的大方向，这个佐使药就相当于船舵头，它在把握一个大方向，始终沿着虚实寒热走，这样你在处方的时候就会明了你想做什么，谁来帮你做什么，但最终还是要沿着中医辨证论治这条轨道走。
这样教学生时，他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掌握。
现在很多大方有一个弊端，一个方子二三十味药，很难分清君臣佐使，经方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它药味少，90%以上的经方都是小于八味药的，《内经》讲三味药加上几味药是小方；“君一臣三佐五，治之中也”，这是中方；“君一臣三佐九，治之大也”，十三味药，这是大方。所以张仲景的方子还是属于小方的范畴。
我并不是否认用大方，对很多慢性病，我经常用大方，甚至是做成丸、散、膏、丹，尤其是水丸，或是蜜丸，病人也不会觉得太难以下咽，这个时候我是以功能团为君、臣、佐、使，可能君药就有三四味药，
这种组合方的使用使得后世的方子变得非常大，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剂量错了，本来桂枝三两即45g，他们就用桂枝9g，荆芥9g，防风9g，西河柳9g，这一组合也是30～40g，这种思维其实就是把君药作为一个功能团，同样臣药、佐药、使药也有这个特点。
还有的时候一个方子的君臣佐使是会随着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比如说麻杏甘石汤，病人可能有热、咳、喘的情况，麻黄平喘，石膏清热，杏仁止咳，如果以热为主，就可以加大石膏用量，这个时候就是以石膏为君；如果病人咳嗽较重，兼以热、喘的症状，就可以杏仁为君；以喘为主就用麻黄作君药。
所以开方子不一定完全墨守成规，要善于灵活变通。张仲景很多方子都在加减，他的用意是启迪我们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
昨天还有人问我《伤寒论》的方子是不是要按原方使用，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仲景的小承气汤如果以腹胀为主，就变为了厚朴三物汤，这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虑加减问题的。
有个十七八岁的男孩，主症是咳嗽，引得右侧胸痛加重，是由于结核性胸膜炎引发的，胸片提示大量胸腔积液，我给他用了十枣汤，开始各用1g，服后30分钟病人开始排稀便，其余没什么异常情况；
第2天开始加量，甘遂、大戟、芫花各用2g，服完之后就吐出一大碗黄水，还泻稀便两次。服药2天以后右侧胸腔积液基本消失，10天以后出院。
这个病人的治愈就是抓住了“咳唾引痛”这个主症。
还有一个病人，是痉挛性斜颈病，已经两年多了，脖子歪到什么程度呢？几乎要贴到肩上了。
而且他右侧颈部经常感觉被牵拉的抽搐、疼痛，他前后走了很多地方，都没有疗效。
后来有人建议他做个手术，但是手术后可能会引发面瘫，费用28万，他拒绝了，他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因为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后来他找到我，我用了葛根汤：葛根60g，麻黄、桂枝各30g，还加了大剂量的芍药，加了祛风药全蝎。
10付药以后，他好转了50%，30付药后，他完全正常了。这是他治疗前后的照片对照（指幻灯片）。这个病例我主要抓住了他“项背强几几”这个主症。
02
经方与证：
大家都强调辨证论治，
忽略了《伤寒论》中辨汤证的内容
昨天山西运城的畅达教授送给了我一本关于汤方的书，写得非常好。
现在经方里面特别强调汤证，哪几个症状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汤证，由于后世医学的发展和现代中医院校的教育体系，大家都特别强调辨证论治，从而忽略了《伤寒论》中辨汤证的内容，一种病属于什么证候，就现代意义理解，其实汤证里面已经归纳出来了。
比如提到葛根芩连汤证，我们就想到湿热下利；说起猪苓汤证大家就知道是阴虚水热互结于下焦。
这样归纳出来以后，对于许多异病同治的情形就可以根据什么证候而直接选用相应的方剂。
过去是一定要见到几个证，现在辨方证只要归纳出核心病机，就可以反过来用这个方子，所以说经方辨证本身就是对汤证的一个发展。
我们从理解伤寒病推出伤寒方治疗各种外感病，从各种外感病推出治疗各种疑难杂病，这就是对伤寒很好的开拓和创新。
刚才梅老师讲四逆散，他以四逆散为基础，灵活加减，从而应对各种病症，从症状群推理出汤方，然后再提炼核心病机，再反过来运用这个汤方，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路线。
对于西医诊断明确的病，如何根据核心病机去运用汤方呢？比如我们治疗心衰病人，不管他西医的指标多么差，只要见到有水热阴伤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用猪苓汤。
包括2003年我们治SARS时，很多病人就是个阴虚水热互结的病机，只要我们提炼出了这个核心病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用。
大柴胡汤是一个治疗少阳阳明合病的方子。大柴胡汤证在肝胆疾病系统里面见得特别多，其核心病机就是肝胃瘀热，既然抓住了这个核心，那么我们糖尿病患者出现肝胃瘀热的情况照样也好用。
还有大黄附子汤，这是治疗寒湿内积的冷秘证，但是邹云翔教授就用它来治疗终末期的慢性肾衰。
邹云翔教授是我的正博士生导师，我是他的关门弟子，他已经过世了，我的副导师是周仲瑛教授。
邹云翔教授认为慢性肾衰终末期有一个浊毒内蕴证，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开始用大黄附子汤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对证候拓展应用的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们以这个方子加减前前后后治疗过500多例慢性肾衰患者，我们也在探讨多大的剂量疗效最好。
有一个肾病患者肌酐是460umol/L，尿素氮1567mmol/L，还有高尿酸血症，轻度贫血，我们用大黄附子汤治疗。
病人服用了2个月以后，肌酐降到了276umol/L，尿酸有所下降，血色素也上来了，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也没发现什么不好，我附片经常和半夏合用，附片原则上超过30g都要先煎8小时，这是两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
其实我们博士后做过附子煎煮时间的研究，当煎煮40分钟以上时，安全性是非常好的，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河北保定的患者，我给他开的是制川乌60g，第一次在广安门医院抓的药，效果非常好，没有副作用；第二次他回到保定抓药，吃完之后就出现乌头桂枝汤里描述的症状了，什么口麻欲吐都有了。
当时我一看他抓的药是生附子……所以当患者在外面抓药的时候，你并不能保证他抓的一定是制附子，而且即使是制附子，炮制得是否到位，这些都存在安全隐患。
我就出个笨招——文火8小时，那么即使是生附子，我也给你煎出个制附子来。但是如果你能确保药材没问题，40分钟就足够了。
仲景在用附子的时候也没有强调先煎，我们只是确保它的安全性而已。
另外仲景在用附子的时候，一个是配姜，一个是配甘草，还有一个是配白蜜，如果不是糖尿病的患者，配白蜜可以减少乌头的毒性。
大黄附子汤的主要病机就是温下寒积，终末期肾衰的浊毒内蕴阶段非常符合这个病机，所以可以扩展应用。
有个50岁的病人，得糖尿病15年了，后来又出现心衰，全身高度浮肿，小便很少，喘憋，夜间不能平卧，从沈阳转过来的，强心、利尿、扩血管都用了，没什么效果。
他又不住院，我说先开一付药你回去试试，如果有效果你可以不住院，如果不行那你必须住院。我用的是猪苓汤急煎，分4次服用。
其中猪苓、茯苓我都用到120g，结果当天晚上心率就降下来了，水肿明显减轻，各方面情况都有所缓解。再给他3付药，水肿完全消退。
03
经方与病：
按照古人所讲的病来研究，
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三个是经方与病。这个“病”是现代医学的病，如果按照古人所讲的病来研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大家对古人讲的病认识不一，你说是这个病，我说是那个病，研究起来无从入手，所以干脆就从现代医学的病作切入点，具有国际统一的一个标准。
现代医学的疾病多数都已经认识得非常清楚了，而且也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治疗方法，这就涉及我们中医在做研究的时候应该如何切入。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医学者有个倾向，就是把中医的辨证论治和现代医学的病做一个简单的结合，叫做“病证结合”。
这样诊断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再把证候作观察，为治疗做指导，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通病，就是把病分出的几个证直接拿来为病所用，什么病分成几型，随意套用一个病型。
我们现代医学诊断出的病和古人描述的病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如果按照古人描述的病来做现代研究，就会产生一些偏颇，比如说胸痹和冠心病能完全一样吗？
胸痹里面的一些描述就是反流性食管炎，这时候还能按冠心病治吗？显然是不能的。胸痹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描述，而冠心病则范畴非常狭小。
再比如消渴病，糖尿病是消渴病，但是甲亢、尿崩症可能都在“消渴”的范畴里面，所以糖尿病血糖必须表现为升高，而尿崩症再怎么尿、甲亢病人再怎样消瘦，如果血糖不高照样不能诊断为糖尿病。
所以说“病证结合”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如果作为一种科研模式还勉强说得过去，如果对于真正的临床治疗，尤其是对于现在这么复杂性的疾病，就会显得有失严谨。
临床上我们的学生也很苦恼，一个老年人从头到脚都有病，慢性鼻炎写个什么证，慢性胃炎又写个什么证，前列腺增生又变成了一个什么证，也真是难为学生了。
面对这么多的病如何去辨证，我现在提出来了，要“症证病结合”，就是以中医描述的症状为主要切入点，结合证候和疾病综合治疗。
我提到的疾病是西医所说的病，我们要综合疾病发展的全过程，除确立辨证方法外，还要特别强调疾病本身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化验指标，如何去降指标，这都是历史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辨证论治古已完善，对现代疾病的研究就是我们的侧重点。
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古人的说法，而是要立足于临床实际。
举个例子，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研究代谢病的天天都离不开代谢病，2型糖尿病发病的全过程可以概括为瘀、热、虚、损四大阶段。
刚开始吃得肥肥胖胖，过食少动，继而瘀而化热，之后又耗伤气阴，进入到虚的阶段，最后进入心脑血管病变阶段，也就是损的阶段，脉络受损，包括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
古人描述糖尿病发病的过程是非常清楚的，大家一提到糖尿病都想到消渴，其实在消渴之前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脾瘅，脾瘅是由于肥胖引发的。
《内经》讲脾瘅的成因是“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脾瘅的前一个阶段是肥胖，后一个阶段是消渴。
古人诊断的“糖尿病人”和我们现在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古人诊断很容易，有“三多一少”症状即可，但是脾瘅这个阶段往往被忽视，这个阶段的人都是肥肥胖胖，将军肚，大家还以为这很富态，没当成疾病前期的征兆。
把肥胖当成一种疾病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虽然古人认识得很清楚，但是还没有确立良好的治疗策略，我们的瘀、热、虚、损阶段已经通过标准委员会的鉴定，
纳入到“糖尿病中医防治标准”里面，估计明年年底就会公布，瘀、热、虚、损的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证型方面，先是脾胃壅滞，然后肝胃瘀热，痰热互结，或是肺卫热盛，胃肠实热等等，然后到热盛伤津，最后是阴虚火旺，或者气阴两虚等。
在热的阶段，《伤寒论》里并没有全面阐述该怎么治，但是却给了我们很多提示，《伤寒论》有很多方法，我们要按照四个不同阶段对《伤寒论》的方子重新组合，比如说胃热，肺胃热盛，用白虎汤；
到气阴两伤的时候用白虎加参汤，我们常用西洋参、太子参；肝胃瘀热用大柴胡汤，里面的黄芩本身就是降糖的；肠道湿热证的葛根芩连汤里的几味药都是降糖的……
根据现代药理研究的成果以及祖先对证候的提示，我们完全可以把经方恰如其分的用到现代疾病的治疗上去。
这种组合本身也已经突破了老祖先的一些用法，我们这20几年来，对于初发2型糖尿病患者，不管你血糖多高，哪怕是高的测不出来，哪怕是你糖化血红蛋白超过19%，我们从来没有首先用西药，都是先上中药，而且都能把血糖降下来。
什么时候上西药呢？就是3个月下来，糖化血红蛋白还没有达标的，可能配合一点西药。当然1型糖尿病例外，该用胰岛素就得用。
在虚的阶段，很多方子都非常好，降糖也有效，像瓜蒌牡蛎散里的天花粉，白虎汤里面的知母，脾胃虚滞的黄连泻心汤里的黄连、黄芩，虚实错杂证里的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上热下寒的乌梅丸……很多都是有效降糖的方子。
我们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还能够降糖，在不违背老祖宗辨证论治思想的前提下，又能治疗现代疾病，一举多得。
陈纪藩老师就把治类风湿关节炎的方子做了很好的归纳，结合现代医学，综合疾病全过程去考虑，具体又落到实处，这也是对经方很好的发挥。
到了损的阶段，就会出现很多并发症，这个时候要温补，多用理中汤、肾气丸等方剂。
所以说中医防治糖尿病指南是行业的标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做了将近上百场的糖尿病指南推广，同时也推出了糖尿病防治指南的解读，是国内很多知名专家一起撰写的。
在广泛推广的情况下，我们坚持用脾瘅理论来指导代谢综合征以及糖尿病的治疗，在我们国家有将近两亿人患代谢综合征，已经超过了人口数量的15%，就是在这二三十年出现的，形式非常严峻。
我们老祖宗不可能看这么多的代谢综合征，也不可能看这么多的糖尿病，别说古代，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有这么多糖尿病啊！
代谢综合征的特点是在腹型肥胖的基础上出现了糖代谢紊乱，然后是脂代谢紊乱，甚至还出现代谢性的高血压，这也好理解，人一下子从瘦变成胖，心脏就要拼命的泵血，不断的超负荷泵血，自然形成代谢性的高血压了。
所以现代医学已经认识到腹型肥胖会导致一系列代谢性疾病，包括糖脂代谢，嘌呤代谢，血压调节等等，它们共同的基础都是胰岛素抵抗。
我们常用一棵肥胖的树木来比喻代谢综合征，树根就是以肥胖为主，树干就是胰岛素抵抗，树枝就是在胰岛素抵抗的基础上出现的血糖、血脂、血压、血尿酸的紊乱，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不能单打一去治疗，现代医学研究代谢综合征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其在治疗上仍很棘手，缺乏一个系统的载体，使得一种药物既能够减肥、降糖，又可以调脂、降压，但是至今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发展非常缓慢。
这也给我们中医研究代谢综合征留下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刚才我们提到了脾瘅是由于多食肥甘厚味引发的，核心病机是中满和内热，最后由脾瘅会发展为消瘅，由消瘅再到痿厥，出现心脑血管病变，你看这个过程和代谢综合征的发病过程多么类似，这种高度的一致性使得中医理论完全有可能指导代谢综合征的治疗。
有关脾瘅理论我们做了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个是不同类型的肥胖与脾瘅的相关性研究，因为脾瘅之前病人都有肥胖，那么肥胖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我们主要概括了三种情形，一种是肉人，肌肉非常发达，体重指数超标，但是却跟代谢综合征关系很大；
一种是脂人，属于均衡性的肥胖，胳膊粗，腿粗，臀部大，肚子显得并不是特别大；
第三种是膏人，胳膊腿都很细，只有肚子是大的，《内经》里讲“膏者，多气而皮纵缓，故能纵腹垂腴”，肠里肠外都是肥肉，体重指数也超标，可以纳入代谢综合征研究范畴的主要就是后两种情形。
我们广安门医院对北京一家国际旅行社进行了调查，而且还拟定了一个人体测量学的方案，不单纯是测腰围、臀围，还要测上臂围，手长，手宽，手宽/手长指数，肩宽、臀宽比值，最后得出对膏人影响最多的是腰臀比，对脂人、肉人影响最多的是手长、身高比。
中国人民大学易丹辉教授帮我们做了一个数学模型，把测量的资料输入软件，就知道是哪一种人。或者肉人，或者膏人，或者脂人。
现代医学研究肥胖只研究腹型肥胖和非腹型肥胖，但是腹型肥胖里其实还有很多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的研究其实就是填补了现代医学研究中的空白，这也是我们对代谢综合征研究作出的最大贡献。
具体说来，腹型肥胖又可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叫“蜘蛛型”，患者四肢脂肪很少，肚子虽大，但肚皮也很薄，像个蜘蛛一样，我们叫“大馅薄皮”，危险性最大；
其次是“脂膏型”，他的皮下脂肪很多，肚子大，肚皮厚，肚子里面肠子周围都是白花花的脂肪，这个肚皮的脂肪和肌肉的脂肪是一样的，都叫“棕色脂肪”，而里面白花花的叫“白色脂肪”，这种情况我们叫“大馅厚皮”，这是第二类的危险情况；
第三种叫“肉膏型”，你看鲁智深也好，李逵也好，天天大鱼大肉，喝啤酒，最后也形成一个大肚子，这种人危险性最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管是什么人，肚皮都会松弛，肚子会变大，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当然像我们李赛美教授还能保持这样好的体型，也着实令人羡慕。常言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肚子不大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我们的调查情况也支持这样一个结果，对于脂膏型，576例里面冠心病占22.6%，血压血糖异常占74.9%，而脂人的比例仅为5.2%和58.7%。对于代谢性综合征的中医证候学，我总结了一下，4000多例患者里面，主要证型表现为肝胃瘀热、肝胆湿热和脾虚痰浊，其中肝胃瘀热型容易患糖尿病，肝胆湿热型容易得高血压，脾虚痰浊型易患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
对代谢综合征的患者，我们还做了一个调查，其中符合中满加内热的占89%，这和我们脾瘅所提到的中满内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所以代谢综合征的本质可以用脾瘅理论进行指导治疗，其机理就是土壅木郁，木郁之后就会生湿、热、痰、浊，根据病机病邪，我们可以确立相应的治法，我们用大黄黄连泻心汤为核心方进行加减，拟方清肝降浊方，
对临床上未经西药治疗的初发高血压病进行治疗，我们分为两组，一组用西药安博维，一组用我们清肝降浊方，4周后我们对240例患者进行观察，发现中药组降压情况和安博维组没有统计学差异，其降压效果非常好，24小时动态血压的曲线和安博维组也是一致的。
但是腰围变化就不一样了，中药组患者腰围降了37.75px，而安博维组只降了10.5px，相当于安慰剂一样，所以不论是降糖、降压，还是减肥，中药都要好得多。
我们还用安慰剂作对比，观察了清热降浊方对血脂的影响，发现三酰甘油降低，高密度脂蛋白升高，而且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均有降低，对于我们那棵大树的“树干”——胰岛素抵抗有非常好的效果。
它能够增加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其抵抗指数，所以说用脾瘅理论指导下的清热降浊方和清肝降浊方都能够明显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代谢性综合征患者的腰围、血压、血糖，改善血脂水平，具有综合调控的优势，这个项目我们已经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代谢性综合征研究的一等奖。
04
经方与效：
中医缺少一个有疗效的显示度
这个“效”主要包括临床症状的好转，生活质量的提高，病理性指标的改善。所以我们中医论治强调多层面的改观，但是我们中医现在恰恰欠缺的就是客观指标的疗效，现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组织各个专业里面领头的专家来总结这些年来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中管局的领导也特别说明从“七五”到“十一五”这么多年来，我们中医缺少一个有疗效的显示度，我们中医改善症状、证候没问题，然后在有关证候的表格里打多少分，生活质量的改善评分，这些大家都不怀疑，然而如何去解决客观的指标，解决化验指标，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要任务，我们都不能回避。
我们不能说中医不管这些客观指标，因为老百姓不会答应，所以用客观指标作为我们的靶点，也是我们的新思考。
糖尿病这个领域是由我来总结的，我们提出了一个思维模式，就是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的临床回归，现代的中药药理学研究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成果，那么如何把它变成客观指标的有力武器？这里面缺少一个转化的桥梁。
比如说糖尿病，现代研究栀子能够降糖，而且都已经发了很高点数的文章了，还有诸如黄芩、黄连、知母、苦参、龙胆草、山萸肉、肉桂……但是如何把它们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实践中，特别是我们中医的临床处方中，比如我刚才提到的红曲，已经有研究证实了它能够降脂，但是这只是机理研究，你做临床应用了吗？没有。
这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红曲没有把握，二是没有很好的和中医理论结合，如果没有深入思考的话可能就不好用。
另外即使能够应用到临床中去，那么多大剂量才能够降糖，这又需要一个研究转化，才能从实验的老鼠中转化到临床的处方上，所以我提到要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的临床回归。
这方面的研究确实不少，比如绞股蓝能够降脂，威灵仙能够降尿酸，夏枯草、钩藤降血压，这些药都是既不违背中医理论，同时又有临床疗效。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尝试，有一个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血尿酸669umol/L，我们用防己黄芪汤，为了加强疗效，我们加入了一些起到降尿酸作用的中药，病人服了50付之后，尿酸降到了325umol/L。
还有个病人的三酰甘油17点多，我们用纯中药治疗，用小陷胸汤合五谷虫、红曲、生山楂，其中红曲用到了30g，3个月后三酰甘油降到了1.74mmol/L。
还有用五味子降转氨酶，病例也是特别多。有个病人谷丙转氨酶203U/L，谷草也很高，也有高脂血症，重度脂肪肝，体重指数29点多，我们用30g的五味子，后来各项指标都降为正常。
05
经方与量：
我们开的剂量
和柯雪帆的研究差了5倍
刚才我讲伤寒起病是研究伤寒的一大疑点，第二个疑点就是经方的剂量。伤寒方的特点就是药少而精，药专力宏。
汪昂有一段解释非常有意思，他说“古人立方，分量多而药味寡，譬如劲兵，专走一路，则足以破垒擒王矣。后世无前人之明识，分量减而药味渐多，譬犹广设攻围，以庶几于一遇也。”
《伤寒论》的方子平均药味为4.83味，广安门医院中药处方平均药味18.26味，这是广安门医院各科统计的综合数据，现在各个医院都差不多。就单剂药而言，常用药物是2～8味，而我们医院是12～20味。这是从药味而言。
那么《伤寒论》中方剂的剂量到底是多少？
1983年柯雪帆教授在《上海中医药杂志》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当时我硕士在读，看到那篇文章后感到很吃惊，因为我们平时学经方、用经方，我们平时开的剂量和柯雪帆教授的研究差了5倍！
所以我当时非常惊讶，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考证，包括在国际论坛上我也和日本学者交流过这个问题。
1996年，我在中华医史杂志上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神农秤考”，神农秤是在《千金方》里记载的，里面引用了梁代陶弘景关于“十黍为一铢”的结论，但实际上《千金方》里的方子并不是依据“十黍为一铢”的剂量，里面又提到一种观点说是不是古人有一种“神农秤”？
我的那篇文章就是论述了张仲景到底是否用的就是神农秤，陶弘景、孙思邈是不是用的是神农秤？我最后的结论是否定的。从那以后，我就尝试着用经方原本的剂量治病。
我们不妨看一下《伤寒论》中非衡器计量的药物，半夏半升，东汉时期的半升相当于现在的200ml，测出来后是67g，芒硝半升相当于154g，水蛭30枚，我们用湖南产的金边水蛭最小体积的算大约108g，我们《中国药典》里规定为3g；
还有吴茱萸，我们用得非常谨慎啊，几克几克的用，张仲景的吴茱萸二升208g，我们才用到多少啊。
石膏在木防己汤里，用“如鸡子大十二枚”，东汉的鸡子和鸽子蛋大小差不多，按照鸽子蛋大小的直径测得生石膏12枚是840g，所以古人用方确实是药少且专而力宏。
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受到陶弘景“十黍为一铢”的理论所囿，把一两15.6g缩小了10倍，变成了1.5g左右，我们教科书还算宽容，参考了李时珍的一句话，叫“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可也”，将一两划定为3g，当时李时珍还留了一点余地，叫“可也”，但他是没有经过方药剂量严格考证的。
李时珍的一生对医药学的研究为世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对《伤寒论》方剂的剂量却犯了一个错误。
后来汪昂在《汤头歌诀》中又引用了李时珍的这句话，而《汤头歌诀》恰恰是学中医的必须要读的一本书，“古之一两，今之一钱”的理论就这样流传开了，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北京的傅延龄教授正在做两个研究，一个是“973”的一个分课题，叫“东汉时期度量衡的考据和历代度量衡的衍变”，第二个是《伤寒论》药物的服用方法研究，当然这个“服用方法”也涉及药量，他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
我们“973”项目组要开展葛根芩连汤治疗糖尿病相关研究，要收集病例400多例，现在已经入主了139例，已经做了一个预实验，54例患者，高剂量组有效率80%，低剂量组有效率33%；
再看一下3个月病人糖化血红蛋白的下降幅度，高剂量组下降1.79%，低剂量组下降0.12%，几乎和安慰剂差不多。那么低、中、高剂量又如何区分呢？
我们按照一两相当于3g的说法设定为低剂量组，而一两等于15g作为高剂量组，一两为9g作为中剂量组。
对低剂量组而言，三两黄连就是9g，这已经违背了《中国药典》的规定，《中国药典》里的黄连用量只不过为3～5g，如果按照《中国药典》的剂量用，效果如何？
33%的有效率，我们预实验没有设安慰剂组，我想安慰剂组大抵也能达到这个百分比吧。
现在的《中国药典》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不管什么药，都是千篇一律，3、6、9g，有的用到15g，没有一个剂量域，比如说治糖尿病，黄连就应用到30g，甚至是90g，这样大的范围才能够表示出黄连的剂量域，《中国药典》规定3～5g，根本就没有剂量域。
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因为制定《中国药典》的时候主要是药学家，而不是医学家。因为我是国家《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所以我一直在积极呼吁重修《中国药典》。
2个月前我们开了香山会议，我和王院士、刘院士、丁院士一起做执行主席，会议还特别请到了《中国药典》委员会秘书长来听，他也认为中医的方剂、汤药在运用剂量上应该是有梯度、有剂量域的，而不应该千篇一律，都是9～15g。
到明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关于葛根芩连汤的研究报告就会出炉，到时候再给大家公布一下。
我们小剂量组，葛根八两用24g，黄芩三两用9g，黄连三两用9g，甘草二两用6g，还加了干姜1.5g；中剂量组葛根72g，黄芩27g，黄连27g，甘草18g，干姜4.5g；高剂量组葛根120g，黄芩、黄连各45g，甘草30g，干姜7.5g。
就拿黄连这味药来说，在治疗脾胃病的时候，取其辛开苦降的作用，很少超过9g，但是我们治疗糖尿病经常起步就是15g，可见不同疾病药物的剂量是不同的，同理，不同的诊断剂量也随之不同。
预实验中高剂量组有一例病人出现了胃痛，后来改为中剂量服用，症状就消失了；中剂量组有个病人出现了便秘，其余都很正常，而且三组病人肝肾功能都没有恶化。
临床治病上，剂量梯度往往需要慢慢摸索。
有一个病人是山东某大学的校长，得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双腿疼得死去活来，麻木冰凉，疼入骨髓，他在301医院做肌电图，提示周围神经脱髓鞘病变。
我们开始的时候用川草乌各30g，先煎8小时，川桂枝30g，用了2个月以后，疼痛有所减轻，但还是不够理想，就把川草乌的量加大到60g，黄芪90g，葛根90g，治疗了半年，他几乎不疼了，初诊的时候他几乎走不了路，半年后他可以步行3000米。
后来他每次来检查时，肝肾功能、血常规、尿常规都没有问题，每次肌电图检查神经传导都有明显的改善。现在他双腿疼痛、麻木、冰冷的感觉完全消失了，所以就给他改成水丸长期吃。
我们回头看这个病例，他的药物剂量是逐渐递增的，直到最后达到最有效的剂量，从而治好了病，再减少剂量改汤做丸，长期服用以巩固疗效。
我还治过一个失眠的病人，20年了，几乎昼夜不得入睡，折腾得要死要活，酸枣仁汤养血安神，治疗失眠效果很好，里面的酸枣仁是二升，我们药学部给测量了一下，相当于180g，一般酸枣仁就用15g、30g，难不成我给她用180g的酸枣仁？
如果是剂量不到位肯定是没有疗效的，我就给她用了120g：炒枣仁120g，知母30g，当归15g，黄芪30g，煅龙牡各30g，石斛30g。晚饭前服1次，让她迷迷糊糊的，睡前再服1次，加强催眠效果。
可不能早中晚3次服用，不然她白天就睡了。治疗了1个月，她失眠好了一半，我又把剂量加大，酸枣仁180g，再过1个月，症状明显改善，从一晚不睡觉到睡6个小时，这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她心情好了，也不像以往那么焦躁了。
对于重症焦虑伴有失眠的病人，必须用到这个剂量才有用。
解表剂也是一样，一个从河南来的女孩，17岁，到北京学画，得了风寒感冒，周身疼痛，无汗，连站起来都困难，学画一天的学费相当于三四百元，她一天也不能耽误，也耽误不起，我用的是麻黄汤：麻黄24g，杏仁24g，桂枝60g，白芍60g，炙甘草30g，金银花60g，芦根120g，藿香24g（后下）。
有人想这样一个女孩子得感冒，怎么用这么猛的剂量？我说并不是小剂量无效，你说是让她三四天后有效果呢，还是一天就能解决问题呢？
我们治感冒应该在一天就解决问题，最起码也要症状大有改善才行，我要她分为4次服用，相当于1次只服6g麻黄，多服几次，病情好转就不要服了。结果她服下第2次以后就好了。
在应对急危重症时，剂量也要大，只不过在服用方法上要分若干次服用，比如我们治疗急腹症肠梗阻的患者，我们经常生大黄用30～60g，玄明粉60g，叫患者分4次、6次甚至8次服用，直到大便通畅为止，中病即止，实际上安全性是非常好的。
还有附子理中汤治疗急危重症的呕吐，附子干姜配伍，药量要到位，这里不具体讲。我们有时候用桃核承气汤治疗肾功能衰竭，尤其是癌症病人，肌酐、尿素氮指标下降得非常快，往往指标迅速上来后又迅速下降，到第7天病情就平稳了。
关于药物剂量使用问题，我还有很多病例，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展开讲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共同切磋。
我们另外一个课题组在江西做有关黄连的研究，大剂量黄连可以做出半数致死量，而葛根芩连汤里同剂量的黄连却没有出现半数致死量，为什么？药物配伍，因为这里面有甘草，所以中药的配伍非常奥妙，也非常重要。
我们还做了糖敏灵丸和清热降浊方二期临床的多中心对照，糖敏灵丸降低糖化血红蛋白和安慰剂对比，安慰剂降了0.33%，糖敏灵丸降了1.18%，而且糖敏灵丸还能降脂、减肥，改善总体症状。
清热降浊方是一个治疗糖尿病胃肠湿热的方子，我们观察250例，它降糖化血红蛋白1.67%，跟二甲双胍的降糖相比，可以说平起平坐，毫不逊色。
我们选取的都是初发2型糖尿病的患者，随机分为2组，清热降浊方不但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而且可将餐后血糖降到4.55mmol/L，糖敏灵丸也有着良好的疗效，这个药我们三期临床已经做完了，效果非常好，已经列入重大创新药物中，我们马上就要报新药，这也是广州中医药业正在大力开发的药物。
现在“973”有几个大的课题，全国的专家都在领衔研究，包括我们葛根芩连汤治疗糖尿病，吴咸中院士研究大承气汤治疗急腹症，天津马融院长研究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还有复方丹参滴丸在扩大适应证上治疗糖尿病眼底病变，步长集团的丹红注射液对中风急性期治疗。
这5项研究在明年都能给大家一个结果。
以上就是我多年来实践经方的一些临床体会，仅供同道参考，不妥之处还望各位同道指正！
文源《名师经方讲录·第三辑》李赛美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