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兵法：曾国藩《应诏陈言疏》奏折及评点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凡。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响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内廷四人；礼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内廷；翰林两掌院，皆直内廷。在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匆匆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顾，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深浅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司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皆蒙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抃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诸臣纷纷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惧长攻讦之风，又不免久而生厌。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译文
应谕旨命陈述意见疏
为响应诏命陈述个人意见之事而奏报。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命令，各部门领导及负有监察献言之责的科道官员，都要对朝廷用人行政诸方面的一切事宜，据实禀告，并以密件形式上报。从这道命令中可以看到皇上品德谦虚且励精图治。臣私下认为，用人与行政，这两者自古以来都是相提并论的，独独到了我们清朝，则各种政事，朝廷都有一定的规矩制度，既完备又详尽，不是可以随便议论的。故而今天我们应当仔细研究的，不在行政，而是在用人一个方面。当今人才并不缺乏，给这些人才以好的作育，并让他们脱颖而出，确实需要依靠皇上的巧妙运作。大抵说来，此中的机制为三点：一为转移，二为培养，三为考察。三者不可废一，请容臣来为皇上陈述。
所谓转移，是什么意思呢？我朝每代君王为政，大抵都是因为时俗出现了偏差，于是提出一些新的措施来纠偏归中。顺治时代，因战争创伤刚刚恢复，民心未定，故圣祖皇帝（康熙）以“宽和”为政策的基调。康熙末期，国家长久平安无事，故吏治松弛，刑罚少使用，故百姓偷懒，因而世宗皇帝（雍正）以严刑峻法来加以补救。乾隆、嘉庆的时候，社会风气崇尚才华，故读书人好高骛远，因而刚刚离开我们永远而去的皇帝（道光）以镇静来加以收敛，以求改变浮夸的不良风气。一时间，优秀人物皆墨守成规，不敢显露才智锋芒。于是守旧者多，而有抱负有作为者逐渐减少。大多视胆小退缩为谨慎，视柔顺附和为恭敬。以臣看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京城官员在办理公务上出现了两个通病：一为退缩，一为琐屑；地方官员在办理公务上也有两个通病：一为敷衍，一为颟顸。所谓退缩，就是共同办事的官员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一点事，动不动就请旨，把烦恼推给朝廷，生怕自己承担责任。所谓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识大体，眼睛只看细微末节而不顾全局。所谓敷衍，就是只知道借改头换面应付眼前，而不管日后的长远利益。所谓颟顸，就是指表面上装模作样，而内里的政务实际上已一塌糊涂，给朝廷的奏章上尽是粉饰太平的文字，并无一句触及要害的话。这四个方面的毛病相沿已久成为习俗，大家都只求苟且偷安没有过错，不思振作有为，将来一旦遇到艰难的大事，国家必定有缺乏应对之才的忧患。逝去的皇帝深知官场的状况，因而极为急迫地寻求一些有用之才，用来整治颓唐的风气。去年在京察官员中，数月之内，提拔为臬司（即主管一省刑侦治安方面的副省长）的有三人，提拔为藩司（即主管一省财政方面的副省长）的有一人，也是想借破格提拔让人才脱颖而出，用来整顿疲沓的积习。无奈积重难返，不可能很快地予以扭转。现在若一下子重用励精图治的人，又怕有些浮躁的人借此投机取巧，反不能收到实效。以臣的愚见，要想让那些有用的人才能在朝廷的法规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不如使他们努力求取学问。
汉臣诸葛亮说：“才干须从学问中来，学问须以见识为基础。”这是很精当的议论。但是，要想人才都知道好学，又必须皇上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掌握转移社会风气的根本。臣考察康熙皇帝在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对儒学有研究的大臣每日召他讲课，无论冬夏寒暑都不停顿，甚至在过生日、在平三藩之乱的战争时期也不停止。在召见臣侍时，也与他们反复探讨学问上的事。因而当时人才济济，爱好学术的人多。到了康熙末年，那些博学伟才者，大半都是圣祖所教谕而成的。皇上正当青春，与圣祖讲求学问时的年龄差不多，以臣的愚见，拟请在二十七个月（即所谓的三年守丧之期）后，恢复圣祖每日进讲的旧例。如此，则会传播于四海，人人闻风响应。皇上召见臣侍时，与他们从容讨论那些学问的疑难问题，遇有无才能者，则勉励他们向学，并严厉整治办事模棱糊涂疲惫拖沓的风气；遇见有才干者，则愈加勉励他向学，用以纠正他的刚愎自用、刻薄苛严的偏差。如此十年之后，于人才方面必定大有起色。一人倡导好学于皇宫，众多英才在全国各地受到鼓舞。它的发微在此，而收效则在其他地方。康熙年间的往事，于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鉴于当今的委靡不振因循守旧，故而以振奋有所作为相期待。又考虑到今后或许会因此而张扬狂妄，于是又以《诗》《书》等经典来加以惠泽。只是为了在潜移默化中来纠偏，并不想矫枉过正。人才的转移之道，大致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是什么呢？凡人才未入官场者，姑且不论，其已入官场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这些部门最是人才聚集之地，将来内廷的卿相，地方上的督抚，大致不会出这八大衙门之外。此八大衙门中人才数千，皇上不可能一一都知道。培养这些人才的责任，不得不交给各衙门的堂官（即正副领导）。所谓培养的方法约有几点：一为教诲，一为甄别，一为保举，一为超升。堂官对于部属来说，一句话的嘉奖，都可以令他们感激图报；半句话的批评，他们都会畏惧而改正过错。这就是教诲的作用，不可轻视。荆棘不拔除，则兰蕙长不好；害马不去掉，则骐骥的志气就不会舒张。这就是甄别的作用，不可轻视。嘉庆四年、十八年，朝廷两次令各部院堂官推荐中下级官员。这就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一主事的身份而得到人参的赏赐，外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则以主事的身份而充任翰林，入南书房当值。这就是超升的先例。可以这样说，人才譬如庄稼，部门领导的教诲好比栽植培育，而甄别则好比分别良莠，保举则好比灌溉，皇上的越级提拔则好比甘雨时降，禾苗得此而蓬勃生长。各部门堂官经常到机关办公，则好比农夫天天到田里去干活，才能对庄稼的成长情况很清楚。现在各部门的堂官，多为在内廷有职务的人，甚至接连几个月都不踏衙门的门，与部属们关系疏淡，除几位机要秘书外，大部分人连面都见不到。好比禾苗与稗草，听任它们自生自灭于田中，而农夫不闻不问。
教诲之法不再听说，甄别的例子也不再出现，近来奉到保举明令，又只说到地方上的官员，而不言及京官。那么，培养之道，不尚有欠缺吗？近几年来，六部人员愈来愈多，有的人二十年间都得不到实职，还有的甚至一辈子得不到执笔拟稿的机会。内阁、翰林院的官员数也是先前的三倍，往往十年间得不到一个差事，不能获一级迁升，这已经是让英才大受摧折了。而堂官们都多在内廷办事，年头到年尾见不到一面。比如吏部六个堂官，有四个在内廷当差；礼部六个堂官，也是有四个在内廷当差；户部六个堂官，都在内廷当差；翰林院两个掌院学士，也都在内廷当差。对于这些堂官而言，他们随侍在圆明园，本难分身去机关办事，何况还有的或兼署两个部，或管理几处。身为中下级官员者，只能与堂官在所拟文稿请签字时匆匆见上一面，或者汇报工作时对面简单说几句，即使是才德都优秀，也不能得到堂官与他好好谈谈话的机会，又怎么能指望让皇帝知道自己呢？不少人才，近在眼前，而不能受到着意培养，真是太可惜了。
臣建议，请皇上酌量考虑，每个部门必须有三至四个堂官不去内廷当差，命令他们每天都到衙门里办事，以便与部属们互相商办公务。翰林院掌院学士，也必须有不入内廷当差者，命令他与翰林院的编修、检讨等人打成一片。务必使属官的性情、心术，让主管官员知道得清清楚楚。皇上不时询问部门堂官，谁有才干，谁品性正直，谁可以做小事，谁可以担当大任。这样一来，不但各部门中下级官员的优劣情况都已知道，而且各部门堂官的深浅程度也可从中测试出来。从旁考核，相互稽察，于是八大衙门中的人才概况，便在皇上的胸中掌握了。那些中下级官员们，但使他们的姓名为皇上所知晓，不必升官晋级，他们已经感激莫名了。于是保举之法、甄别之事，便可以有条不紊地符合过去的成例举行。皇上偶尔越级提拔一两个，则优秀人才一获晋升，普通官员的精神都随之而振作。培养之方，大致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是什么呢？古代询问事务、考察言论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则依循旧例，大事则请示皇上，其才干谋略如何已无法看出，不如从言论上来考察为好。而召对时的回答，面对着近在咫尺的天威，又不敢放开去议论，如此，则不如从奏折中去考察。国家有规定，京官中的各部门堂官及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六部给事中，地方上的总督巡抚藩司臬司，皆有向皇上报告公事的职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但十多年来，各部门堂官，没有一个人指出时政方面的得失，地方上的两司及道员等官员，没有一道奏折言及当地政事上的利弊，大家都于此保持沉默。这样一种风气，真不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御史给事中间或有人上奏，但也从无一人言及皇上品德上的长短，无一道折子弹劾大臣的过失。难道皇上就是尧、舜那样的圣君，臣工都是稷和契一类的贤臣吗？这样一种风气，也不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
为臣的考察本朝以来纠正皇上品德方面的，有孙嘉淦规劝乾隆皇帝注意防止自以为是，袁铣规谏道光皇帝注意清心寡欲，都得到皇上的表扬。这两件事至今传为美谈。至纠弹大臣方面的，有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这四个人以后皆为名臣，至今也传为美谈。自古以来，在直言不讳上，没有再超过我们这一朝的。现在皇上刚刚登基，便特意颁发明令征求建言，而且对倭仁的言折予以褒奖。为臣的读了这些圣旨后非常感动，这是国家太平的景象。
然而，为臣的仍有过虑之处。因为皇上求言心很切，担心诸臣纷纷上奏，或是议论政务，有很多相同的话，看多了这类折子，皇上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又担心助长攻讦的风气，也难免久而生厌。为臣的建议，惟愿皇上坚持定见，对借助奏折来考察人才的这一方法，永远不生厌烦心。对于那些相互雷同的折子，只是不交有关部门议论而已；涉于攻讦的折子，只是不公开而已。此外，则但看它好的一面，不必去计较它有害的一面。人之常情大抵多顾虑。如皇上品德上的长短，大臣的过失，若非皇上再三鼓励发表意见，谁愿意轻率冒犯？如藩司臬司的奏折事由，道员的专门奏折，虽有规定，但很久以来已不遵循，若非皇上再三强迫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又有谁肯标新立异来招致总督巡抚的恼怒呢？为臣的也知道，中央地方大小官员都上书献言，不能排除有浮躁虚伪的人混杂在其中，然而无根据的建言，只可以说一次，不可能再三说。皇上英明如明镜高悬，岂能让那些作伪者逃遁。当今考察九卿之贤与不贤，只凭召见时的应对；考察御史给事中的贤与不贤，只凭三年一次的京察；考察藩司臬司道员的贤与不贤，只凭总督巡抚的评语。倘若让人人建言，相互参照，岂不更为核实吗？为臣的所谓考察之法，大致如此。
转移、培养、考察三者互相配合，并行不悖。
为臣的本愚陋，早两天以《遵议大礼疏》而蒙皇上亲口表扬，心里非常感激，为报答圣恩而再上这道奏折，但遗憾的是见识浅薄，不能有补于万分之一，请求皇上怜恤为臣的愚诚之心而加以训示，则幸运之极。谨奏。
评点
人才的激励机制：转移、培养、考察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道奏折，很有必要说说它的背景。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旻宁在北京郊外圆明园去世，终年六十七岁。道光帝为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后的第六代皇帝，在位三十年。清王朝在道光年间进入了由盛转衰的重要历史时期。史学界通常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年为道光二十年。道光二十年之前，尽管康乾盛世早已过去，嘉庆一朝已暴露出弊病丛生、国势日弱的趋势，但清王朝这个病躯毕竟还有一层完整的外衣包裹着，一般民众特别是外国人尚不知其底细。待到鸦片战争一爆发，这件外衣便被无情地剥去，它内里的虚弱和腐败便在全世界暴露无遗。西方列强固然由此而大启贪婪之心，即便是普通国民，也看出了国家百孔千疮的现状。道光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不过，在中国两千年帝制时期的历代帝王中，道光还不算一个昏庸无能者，或者还可以排个中等偏上的名次。早在做太子的时候，道光便在天理教攻打皇宫的突发事件中，显示出他应对危难的领袖气质和枪法娴熟的出众武功。在位的三十年中，他基本上是勤政的，尤其以节俭出名。当然，他的“节俭”是与那些奢靡的帝王相比较而言的，跟老百姓心中的“节俭”是两回事。但道光决不是一个英明有为者，比他的祖先康熙、乾隆要差得远。他既无力扭转嘉庆以来国家江河日下的颓势，在国门被强行撞开以后，又缺乏走向世界的见识和胆魄。对待林则徐禁烟一事的处置态度，让当时及后世充分看到了这个软弱反复、不敢承担责任的皇帝的真实面目。
道光去世后，由皇四子奕伫继位，年号咸丰。道光生有九个阿哥，此时排在前面的三个阿哥都已不在了，按理说由第四子来继位是合情合理的。但野史上说，道光实际上是很想传位给第六子奕伫的，因为奕伫比奕伫器具开阔，更宜做皇帝，而最终奕伫还是没有做成皇帝，其原因是奕伫的师傅高明。
奕伫的师傅杜受田深知自己的学生确实不如奕伫，两兄弟若比学问才干，做哥哥的一定会输给弟弟。哥哥要想得到皇位，只能智取，不能力争。杜受田看出晚年的道光心肠变得较为柔软仁慈，抓住这一点，他为学生设计了一场戏。这年春天，遵奉“不忘骑射”的祖训，道光带着诸子外出打猎，傍晚收场的时候，各位阿哥都有所获。其中奕伫猎物更多，道光将奕伫着实表扬了一番。轮到奕伫了，他说自己发的都是空箭，一只鸟兽都没射中。道光奇怪，问这是为什么。奕伫按着老师早为他编好的台词答道：眼下正是春日鸟兽繁殖的兴盛时节，儿臣不忍心伤害母鸟母兽，让巢洞里的雏子失去了哺育。道光听了这话后大为感动，说这正是为君王者所应有的仁爱之心啊！谁继位之事，便因这段对话而定下了。
奕伫与奕伫虽不是一个母亲所生，但奕伫的母亲死得早，童年时期由奕伫的母亲照顾，故两兄弟常在一起玩耍读书，关系亲密。但就是因为继位一事，兄弟间埋下一道深深的裂痕。这道裂痕直到十一年后咸丰帝去世时仍未弥合，并且因此而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于这些，我们将在后文相关部分再来细说。
咸丰帝登基时只有二十岁，正当血气方刚之时，面对着道光晚期疲沓的朝政和贫弱不振的国势，他也很想有一番作为。即位之初，便明降圣旨，命文武百官对政事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便是这道《应诏陈言疏》的来由。
曾氏这时身为礼部右侍郎兼刑部右侍郎，是一个肩负重任的朝廷大臣。他不是以做官食禄为人生目标的平庸官吏，而是有着“效法前贤澄清天下”的大志，故而对国家大事关注甚切，思考甚多。此时的他，尚不到四十，论仕途，前景正十分看好；论性情，也还处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诚心希望咸丰做一个圣明君王，诚心希望国家能在咸丰手里大有起色；他也诚心希望借建言的机会，让新君看出他的忠心和才干，从而有更大的发达。于是，他在短短一两年内连上了好几道分量很重的奏疏。此为其中之一。
这道奏折谈的是用人一事。通过这道长达三千余言的奏疏，可以看出曾氏早期的人才思想。我们知道，曾氏在识人用人这方面，有非常的过人之处。他不仅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得十分透彻，而且在使用上有自己的独家之秘。历史已经证明，他在这方面的确是一个成功者。对于他的成功的人才学，今天一切想做团队头领的人，实在大有了解的必要。此折当属曾氏人才学的经典之作。
如何造就人才，如何让人才脱颖而出？曾氏向最高领导者提出三个办法：一为转移，二为培养，三为考察。
所谓转移，即由此而及彼的意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领导者本身的表率作用而影响带动一大批人。
关于培养，曾氏提出四个措施。一为教诲，即领导者要对属下的所作所为随时作出反应，或肯定嘉奖，或批评惩处。一为甄别，即对于那些危害团体的不良分子，领导者要采取行政手段，或调离，或劝退，或开除。一为保举，即高层领导者要责令中层负责人随时对其所管辖的优秀属员予以推荐。一为超擢，即对那些杰出之才宜打破常规破格提拔。
关于考察，曾氏提出要鼓励下属积极建言献策，将此作为其人能与不能的一个重要评估内容，与当面召见和考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这样能更加全面一些。
显然，曾氏该奏折中所提出这些具体意见，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借鉴作用，其中一部分做法仍可直接移植过来。除此之外，笔者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此折体现了曾氏的洞察力和预见力。
正如奏折中所说的，道光中末叶，朝政一片松垮委靡，官员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生存着。不良者贪污受贿钻营拍马，略有良知者也只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已，这两者虽有个体人品和社会影响上的差别，但在失去公职人员责任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正如庄子“臧谷亡羊”中所说的：“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国家这只“羊”，在道光后期，的确是丢失了牧者而处于“亡”的状态。长期这样，反倒见怪不怪麻木不仁，除开极少数者之外，绝大多数花着纳税人银子的官吏们，对国家所潜伏的严重灾难视而不见，习而不觉。
曾氏无疑是“极少数者”中的一个。他不但看到了国家管理机制上的隐患所在，而且用准确而精炼的语言来予以概括，这就是折中所说的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弊端丛生，纷乱如麻，什么是其间最主要问题呢？能够将问题看出来，并且能看对，这便是一个管理者的洞察力的表现。如果我们从“京官”“外官”这种特定的字眼中跳出来，将视野扩大点，就会发现，上级领导和机关不负责任，怕担担子及处事只注意细末而不得要领，下级机关敷衍塞责，浑浑噩噩，只知奉命而不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创新，诸如此类的现象，曾氏当时的官场是这样，一百余年来直至今日的官场又何尝不常见？并非历来的当政者不思改变，也不是后来的国是关心者就再没有一个有曾氏这样的眼力，而是生长于华夏文化土壤上的中国官场，有一种相沿两千年的十分顽固十分强大的制约力量，造就了这种积重难返的痼疾，要革除还真不容易！
这道奏折在当时最大的震撼性是它的预见力。曾氏说：“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对于大清王朝来说，这句不祥的预言很快便得到事实的验证。九个月后，也就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杨秀清率领的太平军起义于广西金田村。面临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清王朝的国家管理体制完全丧失了它所应当具备的应变能力，无论是广西地方的行政官员和军队，还是捧着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及国家精锐部队，都完全不是这批揭竿而起的造反者的对手。国家体制中没有应变之才！到了这个时候，上上下下方才看出这个严峻的现实。虽为期已晚，但人们也于此不得不佩服这个礼部侍郎的先见之明。
这道奏折得到了咸丰帝的重视，他在上面加了一段长长的朱批：“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批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连日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惇衍等备陈时事，朕四降旨褒嘉，其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等折分别准行交议。如该侍郎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谅各大小臣工必能激发天良，弼予郅治。惟称日讲为求治之本，我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初，即命儒臣逐日进讲，寒暑无间。朕绍承丕业，夙夜孜孜，景仰前徽，勉思继述。着于百日后举行日讲。所有一切应行事宜，着各该衙门察例详议以闻。”
这时候的咸丰皇帝，确实还是想有所作为的。
写作简析 先端出总目，然后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引典援例，辞气生动，将一篇学术论文写得情词并茂，好看又经看。
要言妙道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