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启功先生如何鉴定古代书画，不愧是故宫博物院专家，涨知识了

启功先生的一生，有着太多的成就，画家、书法家、教育家、诗人、学者、古代书画鉴定家等等，但于先生自己而言，他最得意的就是这古代书画的鉴定。

一次启先生在鉴定古代书画作品的时候，看到一幅宋人画的雪景山水，山头密林葱郁，而且技法用的是北宋著名画家范宽的技法，而且画上还有“臣范宽制”四字，有些人就认为这就是范宽的作品。

范宽绘画

而启先生则呵呵一笑说：这是画蛇添足了。因为此画虽然作画手法是范宽的，而且用的是三拼绢幅，也却不是宋以后画所有的。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题款上了。

启先生说，宋人画多半无款，这也算是文物鉴定方面的常识了。而他偏偏题了款，而且偏偏题了“范宽”。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

由此可见，范宽是他的绰号，原名范中正，叫范宽只是为了形容他度量大，不斤斤计较而已。就好像戏里说的包拯叫“包黑”一个道理。因此，你见到皇帝的时候，绝对不能说“臣包黑见驾”。

同理啊，范宽称臣的时候，又怎么会将别人给他起的绰号“范宽”作题字呢？这在正式场合，那就是大大的不敬啊。所以，启先生说这作伪者是“画蛇添足”了。

启先生曾经生动比喻，说做警察的不会去偷东西，但不能不知道小偷是怎么偷的；搞鉴定工作也是这样，和警察的工作性质差不多。

而一般书画鉴定家，对于书画的鉴定，只是把精力集中在书画本身的优劣真伪上。而启功先生作为一个高水平、大格局的书画鉴定家，不仅仅只是注意这些艺术技巧，而是鉴定出作品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信息。这一切，需要有广博的文化修养，要求鉴定家本身还必须是个大学者。

例如对智永集的王羲之《千字文》，以及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启功先生说，这些集字的底本就有伪迹，例如“正”“旷”两字，就是王羲之的家讳，“王正”是王羲之祖父，“王旷”是王羲之父亲，所以王羲之不可能写过这俩字。因此，王羲之的很多帖子中，“正月”都写成“初月”。

王羲之《初月帖》避讳“正”

运用“避讳”这样的知识，进行书画鉴定，这可以说是启先生的“绝招”。例如，我们现在常说的张旭的狂草《古诗四帖》，当时故宫书画鉴定专家小组成员就有不同的意见。谢稚柳和杨仁恺根据笔墨风格认为是张旭所书，徐邦达则认为书写时间不能早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这其实就是否认了张旭所书。

而启功认为这是北宋人所书，因为书写时有宋避讳的现象。启功先生根据原诗是“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而书家则写成了“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的现象，就可以找到线索。

张旭《古诗四帖》“丹”避讳

古代的五行对应着五种颜色，北方是黑色，南方是红色，东方是青色，西方是白色，中间是黄色。北阙对应着北方，诗中“玄水”即黑水，“南宫”是南，对应着“绛云”即红云。

而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真宗梦见他的始祖名“玄朗”，于是次日早朝就昭告天下，避讳“玄朗”二字。因此，这幅狂草作品中，“丹水”和“绛云”都是红色，虽然和传统不符，但也算是对仗，这正是因为避讳才出现的情况。

而此帖曾经被宋徽宗收藏，并且著录于《宣和书谱》，因此，本帖应该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以后，《宣和书谱》编排之前所作。

传张旭《古诗四帖》

启功先生根据可靠的文献记载和避讳的常规，断定了书写的年代，并且批驳了董其昌对此帖的混淆是非和毫无根据的编造，遂使此帖的书写年代有了定论。

1984年鉴定组在故宫看画，上级领导派人送来一件清康熙皇帝的书法大轴，说是海外爱国人士藏品要捐赠给国家。六位专家，三个说真的三个说伪的，认为是真迹的就让认为是伪作的专家拿出证据。

启功书画

启功先生看了一下，指着帖文中的一个“邱”字说：这就是证据。看着大家迷茫的眼神，启功先生说：“雍正四年（1276年），为表示对孔圣人的尊敬，要避讳孔子名讳，凡'丘’都要加耳刀。文章中的山丘的'丘’变成了'邱’，康熙怎能遵此规定呢？”

也就是说这件康熙的书法作品，却遵守了雍正年间的避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老先生们遂意见达成统一。

傅熹年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启功先生：

“遇到艺术史上的重大问题或需对有疑义的重要作品做分析研究时，因多涉及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一般鉴定家就不易措手了。由此可知，同是书画鉴定，从学术研究角度或从实用角度出发，在性质、深度、水平上是大不相同的。启功先生……有极高的艺术素养和敏锐的鉴赏眼光，故能在学术研究与艺术鉴赏结合的基础上，从整理、充实中国书法绘画发展史的高度，有目的地去考订若干古代书法史、绘画史的重要实物和关键性的历史公案，取得高出侪辈的卓越成就。”

启功书画

启功先生利用“避讳”的常识，对书画的鉴定，看似轻巧，信手拈来，犹如是四两拨千斤一般。但这绝不简单，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渊博的知识，很难做出这样的判断。读完这些事迹之后，不由得感叹，真才是真正的博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