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发展历程分析

引言

我国陶瓷文化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在很多考古行动中就发掘出各种各样风格迥异精致优美的陶器，例如彩陶和灰陶等等。

之后的发展中人们在原料的选择和精练，炉窑的改进和烧成温度的提高，以及釉的发现和使用等方面又有新的突破。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就创造了原始瓷器。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原始瓷器的工艺更为成熟，东汉或稍后的魏晋时代完成，由陶向瓷的过渡，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虽然，当时古代人民他们不可能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选择制陶原料，一般还是就地取材。但已经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加以选择。他们所用的泥土已经比我们现在用来做砖瓦的泥土更适合于制造陶器了。他们已经知道用淘洗的方法去除泥土里面的砂粒、石灰、草根等杂质。

不然，古代那些红陶、灰陶和黑陶在外观上就不会那样光滑，在断面上就不会那样匀称，在器形上就不会那样规矩，甚至他们已经使用高岭土烧制白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高岭土的国家，创造了独特的白陶艺术，由于高岭土的含铁量都是比较低的，而 Al2O3的含量，又是比较高的。因而它的使用对由陶过渡到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后世我国瓷器的质量的提高同样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瓷器的创制与使用已有悠久的历史。关于它的起源问题，过去的瓷器研究者认为始于东汉，或说起源于魏晋。解放后，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田野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瓷器。这些新获得的瓷器标本，把我国瓷器的创制历史上溯到商代前期。商代瓷器的发现，为探讨我国瓷器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我国瓷器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和其它生产活动一样，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当最早发明用瓷土作原料烧制器皿的原始阶段，限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不仅没有发现釉药原料，而且在烧成温度等工艺方面还缺乏经验，所以当时只能用瓷土作坯烧制成无釉和火候较低的器皿，这种器皿就是原始素烧瓷器。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们在烧制原始素烧瓷器的长期实践中，逐步认识了釉药原料和提高烧成温度的技能，才创造发明了原始青瓷器。

从无釉到有釉、从烧成温度低到烧成温度高，直至胎质烧结，这是符合瓷器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的。因之在原始青瓷器出现之前，必然要经过原始素烧瓷器这个阶段。就目前所知，商代前期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器，那么原始素烧瓷器阶段，就应开始在商代之前的夏代或稍早些。

原始素烧瓷器的创制，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我国历史上私有制的产生与阶级萌芽的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系的。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才有可能在用粘土烧制陶器的前提下，采用瓷土作原料烧制出原始素烧瓷器。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正是处于这一历史阶段，从而就创制出了原始素烧瓷器。原始素烧瓷器是当时稀少而珍贵的新产品。

因之在原始素烧瓷器出现以后，就被当时的特权者和富有者所占有。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部分随葬品较多的墓葬中，随葬有少量原始素烧瓷器（即白陶），就是有力的说明。在进入奴隶社会的夏代和早商时期，原始素烧瓷器（即白陶）还是属于一种珍贵的器皿，并继续在烧制和使用着。

如在河南巩县小芝殿、巩县稍柴村、偃师二里头、洛阳矬李和登封玉村等地的夏代和早商遗址与部分墓葬中，皆发现有鬹、斝、爵等原始素烧瓷器（即白陶）。但从这一时期原始素烧瓷器的质量看，已较前有了显著提高。它为我国商代前期能够发明创造出原始青瓷器奠定了基础。

夏商之际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时期。由于青铜生产工具的较多使用，生产力的明显提高，使各种手工业的生产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到了商代前期，虽然原始素烧瓷器还继续的使用着，但是在原始素烧瓷器的基础上，已创制出了原始青瓷器。根据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遗址的发掘材料证明，郑州商代遗址是一处商代前期的城市遗址。在这座城址附近，不仅有商代二里冈期的铸铜作坊遗址，而且还有同期的制骨作坊遗址和烧制陶器作坊遗址。

特别是从烧制陶器作坊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残陶器、陶坯和烧胀、烧裂陶器的质料看，基本上都是属于泥质陶器（如盆、甑、瓮、大口尊等）；而没有郑州商代遗址中常见的夹砂陶器（如鬲、甗、斝、罐等）。说明当时泥质陶器和夹砂陶器已经是分为两个作坊生产的。它说明商代前期的手工业，不仅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各手工业之间又进行了分工，就是制陶业内部也进行了再分工。

在各种手工业之间细致分工的前提下，用瓷土作原料烧制原始青瓷器的手工业，也必然得到迅速的发展。在郑州商代二里冈期址和奴隶主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原始青瓷器与瓷片，形制以尊和罍之类的器形较多，并有少量钵和罐类器；胎质以灰白色为主，兼有少量灰褐色；釉色分青绿、豆绿和黄绿；器表纹饰计有篮纹、方格纹、人字纹、锯齿纹和弦纹等种。它的胎质坚硬，经化验是用瓷土作坯烧制成的，并且烧结程度较好，釉与胎结合的也相当紧密，没有脱釉现象，击之可以发出清脆的金石声，已具备了原始青瓷器的特性。

它是我国目前已经发现较早的原始青瓷器.与此同时或稍晚些，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遗址和奴隶主墓葬中，也出土有原始青瓷器，其形制、纹饰、釉色、胎质和郑州出土的基本相似，只是部分纹饰和器形稍有不同;在长江以南的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二里冈期遗址与墓葬中，也出土有原始青瓷器和残片。

虽然在器形、纹饰、釉色、胎质等方面和郑州出土的也有些近似，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说明在商代前期随着原始青瓷器烧制技术经验的相互交流，在黄河流域的河南郑州和长江流域的湖北黄陂盘龙城与江西清江吴城等地，都已烧制和使用原始青瓷器了，但它们之间虽有共性，而又有着一定的地方特征。商代后期是我国奴隶制的高度发展时期，随着原始青瓷器烧制技术的提高和经验交流，它的烧制和使用范围较前扩大。就目前所知，在河南安阳股墟、辉县琉璃阁8,河北藁城台西村,山东济南大辛庄、益都21和江西清江吴城22等地的商代后期大型遗址和奴隶主墓葬中，仍出土有不少原始青瓷器和残片。

其形制、胎质、纹饰、釉色和商代前期相似，但出土数量和品种却较商代前期增多，质量也有提高。西周的原始青瓷器是承袭商代后期发展而来的。其胎质细腻、施釉均匀和烧结程度完好，都较商代后期有了提高，并且烧制和使用的范围较前更为广阔。据目前所知，在河商代后期是我国奴隶制的高度发展时期，随着原始青瓷器烧制技术的提高和经验交流，它的烧制和使用范围较前扩更为广阔。

在河南的洛阳庞家沟、浚县辛村、信阳孙砦、潢川李老店,陕西的沣西张家坡、长安普渡村,江苏丹徒烟墩山和安徽屯溪等地的西周墓葬和遗址皆出有原始青瓷器。但从西周原始青瓷器的品种和纹饰来看，却较商代后期增多。福建福清东张遗址和江苏南京西善桥遗址中，出土的豆、缽、罐等器和残片，就其器形、釉色、纹饰与胎质来看，它与商代晚期和西周的原始青瓷器极为接近，这应是当地生产的原始青瓷器。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随着铁质生产工具的较多使用和生产力的提高，原始青瓷器手工业的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河南洛阳、山西侯马牛村和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等地出土原始青瓷器的质量来看，又有了新的提高。福建闽清后门寨、福建光泽7、上海金山戚家墩、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浙江杭州水田畈等地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所谓釉陶器，也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瓷器。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我国自从商代前期或稍早些，在烧制原始素烧瓷器的基础上。创制出原始青瓷器以来，直到战国时代，原始青瓷器的形制、胎质、釉色和纹饰的共性是明显的，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

它为我国汉代及其以后青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探讨我国瓷器起源和产地时，首先应该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和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用瓷土烧制瓷器的历史，广义地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原始素烧瓷器，即所谓“白陶”和“几何印纹硬陶”。

到了奴隶社会的夏代或商代早期，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和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各种手工业的分工，所以在烧制原始素烧瓷器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青瓷器。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社会大变革，我国瓷器手工业和其它手工业一样，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从而烧制出了战国和汉代的青瓷器，并为我国魏晋时期青瓷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发展过程是符合我国古代瓷器制造工艺由低级到高级，由原始到成熟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因之商代原始青瓷器的出土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

它纠正了有人认为我国瓷器源于汉代或魏晋时期的看法。在夏代、商代和西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烧制瓷器工艺经验的交流，不同地区在烧制原始素烧瓷器的基础上，都可以烧制出原始青瓷器。正像河南郑州、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江西清江吴城三地，虽然都出土有形制和纹饰类同的商代二里冈期的陶器，但不能说某一地的瓷器是从另一地运去的，而是随着制陶经验的相互交流，各地的陶器就是在当地烧制的。

陶器和瓷器从某种层面上活跃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出不朽的华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