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是写作力的分水岭，日常的“唠叨”比刻意练习更重要
编辑丨少年商学院新媒体部
学院君说：写作不等于写作文。但即使如后者，现在非常多的孩子从作文“宝典”中寻找捷径成了家常便饭，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对孩子的损害可能不小。今天我们分享著名华语小说家、台湾文坛领军人物张大春老师，从陪伴自己孩子成长到对两岸青少年写作误区的分析与建议，相信对大家有所启发。文末附提升孩子创意写作与表达力的“少年编剧工作坊”推荐。
（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莫言形容其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言外之意为神通广大，变幻无穷。）
今天写作练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试举一例：圣诞节快到了，我想给我最好的朋友A（其实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送一份礼物，我想买好吃的食物送他，可一想，食物一旦吃完了，他不就忘了我吗？应该选一份有意义的礼物。
于是我又想到买个好玩的玩具，可玩具一旦被玩腻了呢……最终我想到：他喜欢写作文，我为什么不送他一年的学生作文杂志呢？圣诞节那天，我把礼物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说：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总之，故事曲折，主题突出，老师看了很高兴，准备交给杂志去发表，可就在老师点赞时，我自己却看出问题来了，对老师说：我还是拿回去重写吧。
我作文开头写正发愁怎么给A送礼物，这是圣诞节前，可结尾却跑到圣诞节当天，开头、结尾的时间对不上。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整个故事是编出来的，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撒谎。
写作是表达自己，而不是揣摩他人
中国大陆和台湾最相似的地方就是语文教学，大家都在搞命题作文，老师也都会教学生一些应试套路。
我也做过一点功课，找了大陆高考优秀作文选来读，坦率说，他们的词汇量太丰富了，我同年龄时，可能连他们一半都达不到，直到今天，我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文章。
命题作文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引导学生揣摩出题者、阅卷者的想法，并装成是自己的想法。这其实是件很恐怖的事，从8岁开始写作文，到18岁高中毕业，这么10年训练下来，人就会养成“颂圣”的习惯，动不动就是“颂”，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一定要小心“温水煮青蛙”，特别是小学四年级前，找到正确的培养写作力的方式非常重要。
如果所有写的作文，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我认为这样的文化教养，在根本上出了极大的问题，可能我们在整个过去的作文教育，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小学，一直没有判断或者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率地培养孩子自己产生知见，而且能够训练思维或者辩证的习惯，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命题作文这件事情稍微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让命题作文退场，让应试作文离开真正所谓的文章的世界。
可能家长们会想，按您的方法教育孩子，万一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那么，我有上中下三策。
下策就是跟着老师走，老师说的可能不对，但有用，你心里明白就是了，一切等通过高考、上了大学后再说。
我有一个朋友搞作文培训，他有个高招，让学生背50到100句古人名言，随时套用到自己的作文中，阅卷老师一看，你竟然还读过这个，一下就把分给提高了，这可以算中策吧。
虽然我觉得，一切作文套路都等于公开作弊，但为了通过高考，也不妨试试。
上策比较难，需要培养一个人在感觉与表达间灵活的转换能力。
总之海峡两岸最统一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在8岁到18岁之间让一个孩子习惯于揣摩他人心意，并且发挥变成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有时候想起来有点毛骨悚然。一定要引起警惕。
平常的说话比有意的训练更重要
我从我的孩子进了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以前，因为我对古文字有兴趣，所以我经常想办法把个别字形象化、生动化地编成故事，然后告诉他们。
但是到了大概三年级，他们开始写作文，写作文我不教的。我只有两招，第一招，我说，你每篇作文拿给我看，我不看你的意思，不改你的思想，也不评论你的想法或者情感，我只改你的错字。
他们两个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哥哥想开了，说不对啊，四年级了，你不可能不看我思想。事实上这也是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看我的作文、日记、周记，我都让他看。
为什么让他看？他说他只看错字，他也始终确守他的承诺，从来没有对我的思想或者意见有任何看法，就说哪里有错字。所以我信守这个传给我儿子。
我们家孩子跟父母对话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每天在饭桌上，或者其他一起共处的时间，是不断讲话的，这个训练从他们上幼稚园开始，一直到他们不太愿意跟我们讲话为止。
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求学阶段，被选为写作文的代表，作文分数大概在比较好的程度。看起来，四年级就像是个分水岭。
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忽然发觉，有一个杂志向我的女儿邀稿，邀稿后她也不想写，她母亲就逼着她说人家向你邀稿，写五篇书评，我看五篇书评吓一跳，我以为是专业书评家写的，结果是她妈开车载她的时候，在路上她用手机打的，打了五篇书评。
真正的缺点显现了，每一段统统都是逗号加一个句号，标点符号没人教，她在学校也不好好学。但是表达意见之清晰，举证之明朗，而且在议论分析条理上没有瑕疵，我吓一跳。
我不是吹自己的孩子，毕竟他们离写文章的人差得太远，可是我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那么清晰，那么条理分明的表达，很重要的是基于平常的说话，跟他沟通的时间要长，面向要广，而且无所不谈。
讲究次第，溯回古典
写文章和写书法一样，要讲究一个“次第”。
我从小生活在眷村里，对门住着一个冯伯伯，也是讲故事的好手。冯伯伯讲过一个“飞天蛇”的故事，说一个小和尚为了救师父的病，去山洞里取大蛇的胆囊，走了三天三夜还没看到蛇——因为他就在大蛇的肚子里。
这个故事吓得幼年得我魂飞魄散，但成年后想起来，服膺的却是其中故事经验的传达方式，也就是先说什么后说什么的“次第”，甚至具体到某个人物出场的时间，晚出场接不上，早出场不够味。
“春夏秋冬”四本，也有一个次第在里面：《战夏阳》是“伪学术论文”，用考证的文本形式写传奇；《一叶秋》是母亲、姑姑、奶奶、曾祖母、高祖母等十几个老太太传承的家族故事。
至于《岛国之冬》，在我的设想中，是能够在技巧上呈现出一种从中国古典说部、书场、评话“过渡”到西方现代小说的痕迹。
我小学就读教会学校，英文功底还算可以，国中（初中）时便能阅览英文小说，高三时即开始写小说，早期的《四喜忧国》、《将军碑》、《公寓导游》等小说，在叙述上都具实验意味，比较向西方现代小说靠拢。
（张大春的《公寓导游》）
只是如此许多年后，我猛然意识到，当代作家是在用汉字写西方小说。我不太想夸张说，我们应该有种国族主义式的自觉，写纯粹的中国小说。
只是在那样习焉不察的书写惯性上，一直用汉字写西方小说是件蛮闷气的事情。闷气，这种颇不舒服的呼吸状态，是促我后来重新溯洄于中国古典史统、说部、笔记中的原因之一。
中西对读之下，我重新发现了萦绕于中国传统中的“惊奇感”，那一种初刻拍案惊奇式的惊奇，但所异于或欠于西方小说的是，故事和人的真实处境是无关的，故事归故事，你归你，我归我，而非后者对复杂人性的活化和刺激。
于是，让这两个传统碰头，借由惊奇性的故事把人性说得更透彻，是我现在所跃跃欲试的。现代小说有现代小说的局限，传统笔记有传统笔记的局限，这两个传统不碰头，是很难让各自已经智识化、公式化的写作得到突破的。
一个传统在经过无数累积、沉淀、复制之后，本身会贫乏，必须遇到其他的传统，才能将它激活。
尝试“炫技”，与众不同
面对惶惶不可终日的考生及家长，我总想说：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两件事，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
以考试取人才是中国人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试拚机会更是这老制度转植增生的馀毒，既然不能回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辟蹊径不可。
怎么“另辟蹊径”？一般说来，真正的好文章不会是他人命题、你写作而成就的。但凡是他人命题，就只好换一副思维，把自己的文章当作谜面，把他人的题目当作谜底。
你周折兜转，就是不说破那题目的字面，可是文章写完，人们就猜得出、也明白了题目。
在《中时晚报》任职时，我还当过一个听起来奇怪的“撰述委员”，每天看30份报纸，将有趣的新闻摘录，编成包含着政治隐喻和社会现实的戏谑小说，下午见报连载。
这些小说连载一年余，结集为《大说谎家》，而另一长篇代表作《城邦暴力团》也是如此，看起来处处考证细致，似乎又满篇皆是虚构，把所有线索放在一阕《菩萨蛮》里，留给读者去拆解。
有人说我的写作好“炫技”，我要抗辩一下，在没有什么必要炫技时，我是不会炫技的，但我发现一个技术而别人没发现，那我要炫出来。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其意大体是说文章往往体现了一个人的阅历、性格和思想，即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好比我们从李白的诗中可以读到洒脱恣意，从刘禹锡的诗中则会领略豪迈。如果文章千篇一律，纵使摘艳熏香也难避空洞无物，又何谈好文章？
积累词汇，善用动词
如果让我对孩子们作文有一条什么建议的话，我建议尽可能写简单，少用形容词、副词，多用动词。
在作文教学中，一些老师会鼓励学生滥用辞藻，这是因为“五四”后很长一个阶段，白话文发展不太成熟，那时人们对副词、形容词比较宽容，在徐志摩、朱自清的文章中，都会有一些长句，但这种写法未必适合当代。
我觉得在今天汉语写作中，阿城的东西最干净，比如小说《棋王》，几乎没用什么形容词。
当然，写文章都会用到形容词、副词，但我写完东西后，会做一番减法，将没必要的词统统删掉。
我记得以前在大学教现代散文课，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这些，我认为这些文章都还有着某种在白话文运动初期阶段，对于使用白话文无比兴奋而形成的没意义的、空泛的堆叠，有趣的是减法，所以我就在散文课上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可不可以写一篇文章，只有名词、动词、介词和虚词，没有形容词，这些东西我在教的时候，还没有体会到真有这样的文章，我后来看到阿城的文章，我每看一篇，他写任何事情，我都乐.
他那种干净就是没有不必要的形容词，也没有不必要的譬喻。如果说他平铺直叙，你会因为他的那个减法，因为简洁干净，会记住他特别生动的某些语言。
我记得他在《树王》里有那么两句话，听起来俗得不得了，可是传神了，我经常想起来。“我不过是个屁眼儿大的官”，“你还在我屁眼里”，非常鲜活。
契诃夫的那个《小公务员之死》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那两句话，抵得过契诃夫一个短篇。
（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
在台湾有一个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短篇小说作家黄春明，我认为他是台湾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家。他70多岁的时候跟我说，“大春啊，你不觉得文学小说这些，会写的人越来越少，读的人越来越少吗？”。
当然这种感慨很寻常，可是我没想到他后面说，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他说，“我认为现在的孩子，脑子里面的动词太少，最常使用的动词就是‘买’。”
我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原因不在于孩子缺乏想象力，而是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去参与更多生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