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学术 | “清代学人书法”学术研讨·辑要分享（二）
2020年11月13日，“清代学人书法研讨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研讨会邀请近20位学者参与研讨。研讨会上，各位学者就清代学者书法的宏观考察和个案研究两大主题开展深入探讨，如清代书家对笔法概念的“误读”、小莽苍苍斋收藏清代学人书法、《清代学者象传》与学人书法、翁方纲的金石审鉴与书法成就、张裕钊与邓石如之比较等。
为及时与大家分享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特整理出学术研讨部分摘要，欢迎大家关注。
金农漆书之外的天真烂漫
刘明才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金农以漆书最为惊世骇俗。我们沿着其漆书逐渐成型与深化的路径，不难发现，漆书源于其对自己成熟隶书风格的进一步极端化推演。但因为漆书过于独特的形貌，难免做作之嫌。而他的行草看似毫无出处，实则以其隶书短促收敛的特点为基调，天真烂漫，奇奥绝尘，当为其书艺成就之真正代表。
金农行草造型结字每于字之右上角取圆转形态，不用折笔撑顶，字字敛容独立，疏密参差错落，通篇望去，碎梅朵朵，既含混凝浓重主笔支撑，又备灵动弧线点缀其间，正乃江湜“老树着花”之喻也。
张裕钊与邓石如之比较
陈志平 暨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研院邀访学者
张廉卿裕钊先生，崛起于晚清，其楷书出入魏晋六朝，旁通二篆，俯贯八分，优入圣域，自成体势，不与唐宋诸子争先后，几与颜公真卿相抗衡;至于其行草，则以碑法为之，骨韵皆备，起唐宋之衰，救帖学之溺，视五季杨凝式之杰出而不遑多让。考其专擅，约有五端：一曰篆分融合，二曰筋骨具备，三曰平正而奇，四曰涨墨实洁，五曰体多新创。吾尝论书，置邓石如为王羲之、颜真卿、苏轼之后之第四人，以今观之，张裕钊氏融篆分为隶楷，以行草通正书，实优于邓石如之真草悬隔，洵为晚清碑学之集大成者。
书印俱佳巴慰祖
李洁冰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明清徽州地区书家善篆隶者众多，精篆刻者也甚众，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风气。徽派篆刻的领军地位对徽州书法影响很大。徽州众多的篆刻家擅长篆隶，而很多以书名世的书家也擅篆刻，篆刻和书法的兼善，是徽州地域书法的特点。巴慰祖是其中的代表，他通文艺，旁及钟鼎款识，秦汉石刻，精隶书，善山水花鸟，并能制墨，怀仿制青铜器绝技。刻印宗穆倩，务穷其学，是集四绝于身的代表人物，以篆刻成就最为突出，在清代书法史上独具面貌。
陈鸿寿书法的趣味
王赫赫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国家二级美术师
陈鸿寿活动的时期，扬州的艺术方兴未艾。陈鸿寿就曾屡次游访扬州。他的篆刻、书法、绘画其实都深受扬州地区风尚的影响。扬州是一个高度艺术商业化的地区。郑板桥的笔榜脍炙人口。职业化的文人纷至沓来。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业余的文人理想逐渐失落。陈鸿寿的不求“到家”只求“天趣”，恰是对商业化、职业化的反思，与陈鸿寿的生涯有很大的关系。
陈鸿寿的一生，主要是作为一位幕僚和官员。他的艺术更多是人际往来的酬应，而不是纯粹的自娱或纯粹的市场商品。他的艺术所反映的是清代中期以来的一个特殊群体的趣味，即游幕的文人和低级官员。这个群体的价值观，不会完全认同艺术的职业化，也不会成为纯粹的自我陶铸。对于他们而言，艺术有着特殊的功用，是对自身形象的营造，虽然他们的一生都在官场奔波，被各种事物弄得焦头烂额，但他们却努力用艺术营造出一个闲适的文人形象。
文人化：被忽略的轨迹——清代篆隶北碑书法的一个发展路径浅说
叶培贵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教授
篆隶的复兴，与学人关系本来甚深，北碑兴起后，文人也多有投入。因视为余事，且又随时浸淫于笔墨文章，故实际上篆隶北碑在清代有至少有双线，一线是偏于纯艺术化的，在笔墨表现上的贡献引人注目，长期成为焦点，也使得书法史写作上，形成了“金石”代“书卷”的单线发展观，即使有人意识到碑帖在清后期开始融合发展，但也很少有人注意到，篆隶北碑自身有“文人化”(区别于吴昌老等偏于艺术化)的发展路径，比如罗雪堂的篆、梁任公的隶和北碑等。这一风气，在民国时期和当代，是被发扬了的，如商公锡永的篆隶、吴公家琭的篆隶北碑、蒋公峻斋的篆书、徐公嘉龄的小篆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吴伟业致梁维枢》书札探究
郑博文 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
根据《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收藏的《吴伟业致梁维枢》书札，通过对信札的文本作出整理，并详细分析文本内容，对于了解吴伟业的生平事迹具有学术价值。在书法方面，清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记载其书法师法东坡，依据此件馆藏书信，以及国家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其他作品，可以看出吴伟业书法风格中苏轼的成分并不多，更接近于学习赵孟頫、董其昌书法的路线，但其作品用笔饱满有力，结构周正，仍是清代初期比较重要的一种风格类型。吴伟业作为“江左三大家”之一，以往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方面，今后他的书法亦值得多加关注。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