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黄威《古籍书名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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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书名考》
中华书局，2021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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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书名考》封面与版权页
· 作者简介 ·
黄威（1981- ），男，黑龙江依兰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出站人员，专业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Old Book New Science（OBNS）中心访问学者（2017-2018）。在《文献》《文学遗产》《敦煌学》（台湾）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玉台新咏〉成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研究兴趣为敦煌学、书籍史、古籍整理，从事古书形制、敦煌写本物质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的课题有“敦煌文献汉文写本物质形态研究”“四部要籍书名解题”等。
· 内容简介 ·
该书分为上、下两编，凡45万字。上编“题写编”，分简帛、卷轴、册页三个时期考察了各时期书名的题写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古书“大题在下”现象，卷轴古书包首题符号，“一卷两题”等书名题写特殊现象。下编“命名编”，首先考察了古书的命名（包括命名本质、命名主体、命名者身份等问题），书名有无涵义，书名如何指称的问题；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古书书名的发展轨迹；从共时的角度考察了古书命名部类属性；并探讨了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书名缩略、书名合称等书名命名的特殊现象。
· 章节选录 ·
绪 论
清钮琇《觚賸续编》卷一云：
著书必先命名。所命之书与所著之书，明简确切，然后可传。若意尚新奇，字谋替代，一有谬误，遂生訾议，不可不慎也。[1]
钮氏此语可分两个层次理解：其一，“著书必先命名”之语表明，钮氏认为书名是书籍的必要项，且产生在书籍写作之前。其二，“所命之书……不可不慎也”意在强调命名活动为编撰者的自觉行为，书名反映书籍内容为命名的基本原则，要避免名实不副的情况出现。
钮氏此语旨在强调书名之于书的重要性，这一点毋庸置疑。书名作为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产生之初就在典籍的生产、阅读与传播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为：在典籍编撰活动中，很多作者（编者）通过书名反映书籍内容、表达个人观念；在书籍阅读活动中，题写于不同载体、不同位置的书名，往往是活动的起点；在典籍传播过程中，书名则是称引、著录或区分他书的重要依据，此点在目录学著作中体现尤为突出。
然而，若细绎钮琇之语可以发现，其关于书名的认知与事实多有龃龉：首先，书名成为书籍的必要项是魏晋以后之事，汉代及其之前的古书并非如此。相反，余嘉锡已指明周秦、两汉时期古书“其初仅有小题（原注：为篇名。），并无大题”[2]。由于古人著书多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故书名多非自行命名，而是书籍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整理后所题加。其次，具体到某本书的命名活动，当与一般的命名行为相似，遵循“概念、对象在先”原则，即书籍的命名者首先面对一个独立的书籍或关于书籍的概念，然后再寻求恰当的名称去表达它、指称它。从严格意义上讲，书名命名活动这种有目的性的创造行为，是基于某部书籍或关于这部书的构想而来，而非相反。再次，秦汉以前的典籍以人名书（如《老子》《庄子》），或摘取首句若干字为书名（如《苍颉篇》《急就章》）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些书名命名之初并不直接反映书籍内容，且由于“古书之命名，多为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3]，此时书籍的命名大多是出于称引需求而产生的自发行为，较为随意而并非慎重为之。宋叶梦得云：“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4]，因此，此时书籍与书名名实不副的现象比比皆是。
钮氏对书名的认知颇具代表性。虽然书名之于书具有重要作用，但人们往往处于“日用而不觉”的状态中，很少将书名当做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加以思考讨论。于是我们在关注这一问题时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既然古书最初多无大题，那么书名是如何从无到有，并成为书籍必要项的？既然书名的命名最初多为自发行为，那么又是何种原因促使书籍命名成为一种自觉活动？中国古籍大致经历了“简帛-卷轴-册页”的演进历程，在此过程中，作为书籍附属物的书名是否受到载体变化的影响？如其然，在不同载体上书名有何题写特征？推动书籍命名演进背后的规律为何？书名题写和命名中为何会出现“大题在下”“同书异名”与“同名异书”等现象？诸多疑惑，亟待解答。
因此，本书的研究主旨就是以出土、传世古书实物为考察对象，探讨不同时期、不同载体、不同装帧形式的古书书名题写与命名的规律。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有以下几方面问题有必要予以说明。
一、界定与解题（略）
二、回顾与现状（略）
三、问题与不足（略）
四、思路与方法（略）
五、框架与要义
本书主体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题写编”共五章。第一章到第三章，按照简帛、卷轴、册页的历史分期，考察不同载体、装帧形式古书上的书名题写特征，分析其致因与影响。在此基础上，第四、五章分别考察“大题在下”现象与卷轴古书书名标识符号。此编尝试厘清与回应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章:简帛古书的书名题写特征是什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书名的题写？
第二章:卷轴古书的书名都题写在哪些位置？卷轴古书“首、尾题”的题写方式有何特征，这一现象对后世有哪些影响？
第三章:册页古书书名都题写在书籍的哪些位置，各有何特点? “一卷两题”的书名题写格式起源于何时，在各时期有何特征？
第四章:古书“大题在下”现象如何生成？其在书名题写历史中地位如何？“古书多大题在下”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第五章:卷轴古书书名标识符号有何特点？其起源与演变情况如何？
下编“命名编”共四章。第六章讨论了书名的命名、涵义与指称问题。以第六章所得结论为依据，第七章按时代顺序梳理了古书命名发展的历史；第八章按经、史、子、集的分类，探讨了古书命名的类别属性；第九章则讨论了古书命名中存在的四个特殊现象：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书名合称与书名缩略。此四章试图回答的问题主要为：
第六章：古书如何命名(包括书名机制、命名者身份、命名原则、命名方式、名实关系等)？书名有无涵义？书名如何指称？
第七章：古书书名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发展进程？
第八章：经、史、子、集四部书名各有哪些特点？影响各部书名命名的具体因素有哪些？
第九章：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书名合称、书名缩略现象产生的内部机制是什么？四种现象各自的形成条件为何？
此外，除“绪论”外，本书最后一部分“结语”探讨了书名研究的现实意义、理论价值以及研究趋势。在框架结构方面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据常理推断，书名的命名活动应该先于题写活动，我们之所以将“题写编”作为上编先做考察，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则在涉及到早期书名命名活动，尤其是典籍命名起源问题时，我们必须依据存世的先秦古籍，即简帛古书作为材料来源，由于简帛时期书籍形态不稳定造成的标题题写的混乱，加上后世简帛文献在出土时因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残缺，使得此一时期古书标题极为复杂，而对简帛古书题写问题的考察，能为研究这一时期典籍命名问题提供甄选整理过的书名材料；二则对书名题写位置特征规律的总结与揭示，可为我们判断书名命名情况提供依据。出于以上原因，我们采用了先考察书名题写规律，次探讨书名命名问题的研究顺序。
注释：
[1]（清）钮琇：《觚賸 觚賸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7页。
[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3页。
[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0页。
[4]（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4页。
· 目录与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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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
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大幅修订而成的。2011年，我在博士学位论文后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说遗憾，是因为关于论文最初的设想并没能得到彻底实施，这种情绪冲淡了初稿截稿的喜悦与成就感。时间仓促、为了申请学位……诸多自我安慰的借口终不能让自己释然。也因为视觉与思维的疲劳，使我在上交初稿后便无心情再对其进行修正与补充……诸多的遗憾只能寄希望于来日，期望届时能得以弥补。
正因为如此，毕业参加工作至今，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做着书稿的修订工作。即便是在2014年至2017年初这段时间，当时虽需要集中精力增订、出版我的硕士论文《<玉台新咏>成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但我仍“一心二用”，利用零碎时间修订了个别篇章。至于大规模的增补工作则完成于2017年之后这段时间。说是“大幅修订”，首先体现在本书替换了原稿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字，这里包括新材料的补充、新章节的撰写，还包括因结构调整而删去的大约7万字的内容，自然也包括不体现在字数上的观点的修正，用“面目全非”来形容并不为过。
虽然如此，本书所论及的内容，却均是当年所探讨，或思而不得而暂时回避的问题；研究思路也与九年前一脉相承：以典籍实物与目录书为凭依，探讨中国古籍书名的题写与命名问题。因此，殃梨祸枣之际，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项楚先生，小书的选题即源于先生《敦煌文学研究》课堂上。记得当时在讲到敦煌卷子的形态时，老师着重强调了敦煌文献一卷同时题写首、尾两个标题的现象。受先生启发，我在课后利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敦煌文献首、尾题初探》(《文献》2010年第4期)，并在其后进一步延伸，将书名问题作为了我的毕业论文选题。不惟如此，项老师的鼓励与指导更是论文能最终完成的关键。当我怀疑这一选题的意义时，老师曾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对我说，这个选题有价值，但究竟有哪些价值，希望以后我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由我来告诉他。当我苦于资料庞杂，打算将研究对象界定在唐代以前时，老师明确地予以否定，并“建议打通，做不完以后接着做”。在这样的交流中，我受到了学术训练，得预学术之流，并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犹记得当年项老师在我的毕业申请表中写下“已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之语时自己的激动心情。也许此类评语是毕业生鉴定表的范式，但当看着此语由项老师一字字地写出时，真的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让我意识到，经过三年的训练，自己已是将要离巢的小鸟，从今以后，我可以运用在老师这里学到的方法与思想，去自我完善，去做感兴趣的研究了。
本书第六章探讨了书名命名的理论问题，对于我这个对看得到、摸得着的事物更感兴趣，偏爱考证的人而言，这个话题让人心生畏惧。然而我也意识到，对于书名研究来说，诸如命名原则、书名涵义、书名指称等理论层面的内容，为终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当年因能力不足最终回避了这一话题，是自感论文有所缺憾的最主要原因。此部分能最终得以完成，要特别感谢Alexandra Gillespie教授。2017年，Alex接收我作为访问学者在她领导的多伦多大学OBNS课题组(The Old Books New Science Lab) 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正是在这一年里，我有了整块的时间去阅读与思考。我甚至觉得，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心无旁骛沉浸于其中，而只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写作，我是永远没法完成这部分内容的。以至于在修订这一章时，时时能回想起在多大Robarts 图书馆里坐拥书城的感觉。更为重要的是，在Alex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当以怎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投入到研究中。在Alex身边时，有两个细节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一次是在每周五举行的Lab Day上，我看到她比较疲惫，没等开口询问，她便对我说“WEI，我太困了，昨晚因为写论文，几乎没睡觉！”在她疲惫的表情中，我还读到了因为喜爱而专注的自豪。有段时间，Alex组织了一场500人的学术会议，而整个过程仅有她带着两位助手和几位博士生组织。会议策划是在Lab Day中进行的，在观摩的过程中，看着Alex提出问题、分解问题、解决问题，最终把会议组织得井井有条，甚至考虑到了每个参会者的饮食习惯，我意识到可以将自己的难题分解为具体的小问题，这样才有逐步解决的可能。在多大访学的一年里，对于本书的修订仅仅是完成了这一章的初稿，然而于我而言，却是攻克了一个最大的难关，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这里还要感谢OBNS课题组中的Jessica、Dickson等朋友，他们的关怀与帮助让我在异国他乡倍感温暖。
本书第五章为另一新增部分，讨论了卷轴古书包首题标识符号的问题。这也是当年我所关注的话题，但苦于无写作思路仅在文中一笔带过。随着材料的积累与阅读的深入，2019年初我有了解释此现象的初步思路，而这一章的最终完成，则要感谢剑桥大学高奕睿(Imre Galambos)老师的指教。在文章构思期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古代埃及与中国的写本文化”国际研修工作坊，难以置信的巧合是，与会专家高奕睿老师在讲座时恰提到了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交流过程中，高老师在论文框架、材料使用等方面均给了我细致入微的指导；也是因为高老师的敦促，让我在其后三个月时间内完成了定稿。会议期间，与冯婧博士、唐俊峰博士的讨论对本章的写作也多有启发，并致谢忱!
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我尚有幸得到了其他师友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感谢同门刘郝霞、杨梅、朱瑶对书中各别篇章提供的修改意见，项门这种“江湖守望”的氛围，正是我喜欢的相处模式。感谢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于茀老师与侯敏老师，自2011年入职以来，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上，两位老师均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与包容。感谢古典文献、古汉语教研室的同事们，身处这个氛围融洽的小群体中，让我倍感舒适。感谢中华书局罗华彤、王贵彬、朱兆虎三位老师，小书能很快通过书局的选题立项，得益于罗老师与王老师的大力帮助；朱老师曾指出样稿中存在的多处问题，本书的书名也有赖他的启发。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贵彬老师，书稿进入编辑程序以后，我又对其进行了大幅修订，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和额外的工作；在具体问题的交流中，王老师针对文稿的语言、用字、版式设计等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不但使我避免犯下几处令人汗颜的错误，为书稿质量保驾护航，也对我今后的写作有很大启发。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在书稿撰写过程中，部分章节作为阶段性成果，发表于《文献》《史学月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刊物，得到了各位编审老师和匿名评审专家的指教；在课题验收结项后，又收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的评阅意见。感谢各位专家的肯定与鼓励，以及针对书稿修订工作所提出的诸多建设性意见。在书稿校定阶段，我又先后得到了陈兹、迟馨月、董婷婷、李旭、刘家名、罗双、王甜甜、袁萌、赵俊秋、张翠玲等同学的帮助，一并致谢！
依然无法用“感谢”来表达的，是家人对我的无私的支持。尤其是小女若水，我们早有约定，晚饭后直到她休息是陪她玩耍的时间，但因为稿件修改时间紧迫，最近几个月陪她玩耍的时间被占用了大半，她虽然有些失望但并不因此而生气，反而在她每天睡觉前会来到书房和我聊会天儿，道声晚安，这已成为我们的新习惯。
杜泽逊先生曾说：“著述之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这一直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的方向。然而，有价值而为人所略者往往为比较困难的议题，笔者真诚地相信自己在本书中所得的结论并为之负责；然而，我也清楚地知道，受学识与眼界所限，我所谓之“事实”有存在偏差甚至为假象的可能。若果真如此，希望得道者有以教我，“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观点也随之改变”。
黄威谨记于哈尔滨寓所
2020年9月1日改定
2021年2月21日修定
感谢黄威副教授授权推送！
执编｜于晨洋
编辑｜刘旭展
主办单位｜黑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