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维舟：食堂一幕：那 年 那 月
食堂一幕：那 年 那 月
文/张维舟
编辑/落英小桥
现在，对共和国的历史，60岁以下的人多数并不甚了解，更谈不上深切感受。我们年岁大的人有责任把历史，特别是见建国来的历史，把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他们。我这里讲自己经历过的几件小事，力求以小见大，说明一些问题。
一，1958年大跃进。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时候报纸上、广播中满是“放卫星”“大办钢铁”“十五年赶超英美”等等口号，还有农村公社化，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报道。全民都在亢奋之中，给人的感觉是共产主义为期不远了。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大跃进，学校也不例外，我在初中念书，住校。常常是半夜三更被学校的高音喇叭唤醒：“全校师生集合，到河边挑沙”（砖、瓦）。大家豁地起身，立马找到自己的扁担竹筐，跑步到河边挑沙，或到某处挑砖瓦。黑灯瞎火拼命干，都暗地里使劲，看谁跑得快挑得多。那时候春耕和夏收夏种我们都要被派下去收割栽种，有的就在附近，有的则被派到数十里外公社农村，住在那里，连续几天。
二，1959年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一次，全校集中传达上级文件，说粮食不够吃，要省吃，还要开荒种菜，弥补粮食不足。于是说干就干，至今我还记得月亮下内压压的一大片人挖地，蔚然状观。不几天校内校外就开垦了许多土地，都种上青菜，就连操场外围都种上了菜苗。从操场外看，操场被挤得又小又窄。
进入高中，政治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课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老师，讲得很好。“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一下子就被征服了。于此同时，我又认真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读物，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确立了初心，立志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可笑的是我那时连团员都不是，听人家说要先入团后入党，我就写申请书递交班主任，要求入党。这事只有班主任——一位可敬的老者知道，他没有对人提起，所以没有引起什么笑传开了。但在我自己则是不可磨灭的记忆：我怎么那末幼稚单纯？简直近乎于荒唐。
大约是1961年吧，我父亲在钢铁厂工作（当会计），家住在该厂近处的一排民房，十分简陋。我隔壁住着一个姓黄的副厂长。副厂长是多大的官，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其实是无意打听。我回忆起这年冬天，一日黄副厂长的岳母端来半碗豆腐渣给我妈，说：这是上级给干部优待，咱们是邻居，给你半碗尝尝。那时代干群关系就是这样。一碗豆腐渣见真情。要不怎么能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度过难关呢？
三，1962年下半年我考进大学，大学又是一片新天地：新环境，新同学，新老师，新课程，加上国内困难时期结束，全国人民都心情舒畅，到处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同学来自各地，群英荟萃，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有的能歌善舞，有的泼墨挥毫，有的擅长丹青等等，不一而足。老师更不用说，不少在省内外甚至全国都有影响的学者。在可以容纳三四千人的大会场，我们有幸听到中文系外国文学教授熊化奇讲苏联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洋洋洒洒讲了一个下午。出口成章，记录下来就是一片好论文。学校领导也多次给我们作报告，讲形势，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报孝祖国。
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氛围中个个努力上进，学雷锋成风。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组织汇报思想，自我批评。同学之间也是坦诚相见，互相勉励，善意批评。记得1965年教育实习前夕，每个同学都要试讲训练，一个同学讲课，指导老师和同学们坐下面听讲。讲完大家坐下来评点。我记得我讲的是鲁迅的《故乡》，讲完，大家评点。大家讲些什么，现在都忘了，只有一个同学讲的我还记得。这位同学指出说我一节课在黑板上只写了一个字，而且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字。（什么字，我忘了）教师板书不能那么随意。我真心感谢他，感谢他直率中肯。这位同学叫席连鑫，我们平素接触不多，能这样善意给我提出意见，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可惜毕业之后各自西东从未见过面。不过现在高科技发展，我可以通过别的同学同取得联系，表达我对他的感念之情。
从1962年到1965年，我们还经历两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或“四清”），第一次到丰城县农村，时间是1963年，为期一个月，第二次到抚州地区桥东公社，时间是1965年，为期半年之久。社教是搞阶级斗争、整“四不清干部”（政治不清，思想不清，组织不清，经济不清）社教工作队由各地各部门抽调领导乃至部分中央军委负责人组成，我们大学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主要是来锻炼，向群众学习的；指导运动，通常是老干部老同志。社教运动实际上是“文革”的前奏。一次听文件传达说：现在我们国家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马列主义者手里。我们非常震惊，心情很沉重，思想很忧虑，却又不敢多言，谁都怕闯祸。
我多年如一日争取进步，经受考验，终于在社教之后返校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年代入团入党，很不容易，我印象里我班非团员四十多人，到毕业，入团的只有我一个）我暗自下决心，这辈子还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不久就“文革”了。
四，“文革”中学校一片混乱，许多事情无法理解。运动初期，一日，在一条小径上，看见一个脖子上挂着牌子的人迎面走来。牌子上写着“小爬虫”。估计是被“革命”过而且要“继续革命”的青年教师。看他昂首挺胸，视死如归的样子。我想这会是敌人吗？不像，那末……我不敢往深处想。然而他那瞬间的模样却一直珍藏在我心里：他象征着人道、秩序、理性、尊严，他是一尊永远不可撼动的雕像；他又是人类的良知：公平，正义，法制，人权，朗朗乾坤，昭昭明月，不容侵犯。
“文革”中，我们这批66级毕业生在1967年下半年分配。我分配在上饶一中。第二年10月与同学生一道下放到赣东北一个贫困的山乡。我下放的第二天一早就同社员下地劳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除了劳动，还宣传毛泽东思想，教孩子们读书（村里没有小学）。受到社员好评。我曾郑重地向大队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我头脑太简单了，忘记了自己是“臭老九”，是到农村改造来的，竟然有入党的非分之想。结果作为异类，被揪出来，受到批斗。我痛苦至极，百思不得其解。
1974年我调进母校鹰潭一中。当年结婚，妻子是下放当地的知情。我结婚学校分了一间只有六平方米的竹篱笆房，地面还是坑坑洼洼的，即便如此，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妻子没有工作，学校照顾在食堂当零工（炊事员）。说到这里，我记起了我妻子最近给我讲的一件事。那时，粉碎了“四人帮”，但还处于“文革”后期，还是市场经济，粮食仍然计划供应。学校后勤对食堂这一块抓得很紧，谁都不能多吃一口。当时管理食堂的是一个人称“王嫂子”的妇女，五十多岁，安徽人，她丈夫估计有七十岁，常年有病。两口子没有儿女，相依为命。她大公无私，工作认真，为了避嫌，她和丈夫在家里做饭吃，不在集体食堂用膳。“王嫂子”虽然也是临时工，但谁都没有把她当临时工看。领导对她放心，炊事员们个个服她管。
一天炊事员小刘把我妻子叫到一边悄悄地说：明天凌晨一点来钟你到食堂粮油间来一趟，我也在那里。我妻子晚上去了，只见小刘早在这里等候。他们俩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见有一个人左顾右盼，轻手轻脚进去，手脚麻利地带出一兜米和油，锁上门回去了。当我妻子望见这偷米和油的人是王嫂子的时候，差点惊叫起来，她说那时她心里怦怦跳，紧张得喘不过气，心里非常害怕，仿佛偷东西的不是王嫂子，而是她自己。第二天，王嫂子被叫到总务办公室，看见小刘和我妻子在场，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有罪，我有罪，我偷公家的粮食和油，我罪该万死……”此后，王嫂子就在学校里消失了。听完妻子的述说，我们都扼腕长叹。王嫂子有错，何至于连个临时工都不能做？王嫂子，你在哪里？我妻子提到这事，似乎也有负疚感。
1984年，学校领导找我，问：“张老师，你过去曾写过入党申请书？”“是的。”“你现在还有这种要求吗？”“当然，从未放弃。”“很好，请你再写一份入党申请。”我高兴极了。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党，没有忘记我！1985年4月24日我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我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中老年人都清楚，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末了，我用我最近的一首小诗《无题》结束全文：
菊野文化传媒编辑部组员：
诗词：
大筱 罗学贵 北地梅香
诗歌：
钟金洲 古道西风 任绪华
槐花飘香 新新 五月雪
组稿：
罗学贵 湘子 剧明水
徐志杰 秋实
主播：深谷幽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