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流动、低收入的打工男人要结婚到底有多难？
编者按：
原为自我嘲讽和讨论如何摆脱“光棍”状态的“11.11光棍节”，从2009年11月11日开始就被商家彻底抢走，逐渐演变成犒赏自己的大型网络购物节日。只要你有钱，买得多，你就能冲淡单身忧伤，随后更升级为买得到快乐、买得到品味、买得到地位……
这是一场用“金钱”交换“万物”的消费盛筵。从线上购物平台延伸到线下相亲市场、个人选择乃至对未来生活构筑的讨论，“钱”似乎都主宰了一切。
到处充斥着这样的论调，有“钱”就有交易，有“钱”就有选择：单身男工友因为没钱沦为相亲鄙视链的底端，娶不到老婆；单身女工友被歧视为“剩女”，唯有钱，才有翻身为“胜女”的选择。
讽刺的是，在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挟持下，谁都无法逃脱被资本收割的命运，连同“单身”也成为了资本狂欢的场所。
“双11”不是什么值得去庆祝的消费狂欢节，如果要强硬赋予这个平凡的日子特殊的意义，那也理应强调反思与讨论在渐趋个体化和市场化的环境下所浮现或加重的单身困境与出路。
“买买买”终究无法让我们挣脱资本主义的禁锢，所得到的也不过是短暂的麻痹。
作者/妖妖
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30岁的阿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相亲。他在深圳的工厂打工，月薪不到五千，一年只能趁放假回家三四次，每次回家都被催婚。
在他的老家，一个人口只有几万人的潮州农村，男人到了30岁不结婚，是给整个家族丢脸的事。村里人人都会议论：“该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
一直排斥相亲的他，也想着自己能在深圳自由恋爱，步入婚姻，可是到深圳都快十年了，也没有遇上这样的人。眼看身边的工友都是在假期回乡相亲，这次，他终于听了爸妈的话，硬着头皮试一试。
结果到了女方家里，他发现妈妈请了二伯、堂哥、媒婆和另外几个长辈亲戚，总共七八个人。“把我吓死了。”阿伟说，“坐下去之后就没有我的事。我们两个说话不超过五句，都是长辈和长辈在聊天。说双方家庭背景呀，风俗习惯呀。”在自己的相亲场合，他觉得自己是最多余的一个。
“家人先同意了，我们再去谈。他们不同意我们就不用谈了。”这样呆坐了两三个小时，阿伟终于能回家了，他再也不想去相亲了。好在没过几天，他又要回到深圳的工厂上班，可以暂时躲一躲了。
可是他也明白，靠自己，好像更找不到对象。
阿伟并非是条件多差的一个小伙子，身体健康，勤劳肯干，热情开朗，虽然学历不高、收入不多，但也还能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养活自己。
然而，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在深圳，像阿伟这样年过三十，急着结婚却始终找不到对象的男性打工一族，着实不少，包括我们遇到的另外两位工友小柯和阿豪。
小柯说，自己工作的厂里，四五十岁还没结婚的单身大哥也不少，他同宿舍就有个45岁的大哥，为了面子，就骗人说自己结婚了。“如果说你没结婚，好像会被人家看不起一样的。”
为什么打工男人结婚这么难？他们都爱问：适婚的女人都到哪儿去了？
适婚女性都去哪里了？
“我同事里很多优质男生，就是要学历有学历，要技术有技术，要有人品也有人品。就是我们同龄的，很多单身，工资也不错，人品也不错，就是找不到对象。”在深圳一家工厂打工的小柯说。
最直观的是，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男多女少。在“12126”的工时下，他们的生活圈非常狭小，不是厂里就是宿舍，放眼望去，连个单身女性都没有。
小柯2016年进厂，那时厂子里喜欢招女工，因为觉得女工好管理，好欺负。“那个时候一排35个人，就只有我一个男生，其他34个都是女生。”
但渐渐地，随着一些女工结婚后在家带娃，或是转行去从事更体面、时间更自由的美容业、服务业，工厂里的女工越来越少了。少到什么地步？“女生的厕位都空出来了。男生上厕所都挤到一起了。”
即使有女同事，现在也大多是已婚的，或是一些阿姨。偶尔好不容易招进来一个单身女生，刚从学校出来，一下成了厂里的珍稀动物，人人都想“泡到手”。“男生就盯着看，说这个女生身材怎么样呀。所以说工厂里面是一个性骚扰的重灾区。”小柯说。
阿伟工作的厂也有类似情况，七八年前，男工找工作很不容易，现在却全是男工人，女工只有已婚的阿姨们。同样在工厂工作的阿豪也有类似的观察。“以前的话，女生还能占了三分之一，现在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了。”
他的一些同事还为此从厂里辞职，频繁换工厂，“说在这里找不到老婆，他们就去别的工厂上班。如果到了那个工厂没办法找到对象，他就会马上换一个工厂，直到他找到对象为止。”
他们的观察和体会在一些对女工行业转换的调查里得到了印证。美容服务业吸引了大量社经地位较低的年轻女性，许多女性一开始就不会进入工厂，或是中途很快离开工厂，去寻找更舒适的工作环境。
从事美容业学到的技术，还能成为此后自己开一间小店的基础。对女性来说，这是拓宽了职业选择，但对留在工厂的男性来说，美容业和服务业，把他们生活圈子里仅有的适龄女性，夺走了。
而即使是在有女生的环境里，频繁的城乡移动，工厂工作的不稳定，也让打工男人们很难发展出长久、稳定的人际关系。如小柯所说，在厂里连交普通朋友都很难，因为总有人突然说自己要回老家了，或是换厂了。甚至，连自己什么时候会突然回老家、换厂子，他也不知道。
假期少，又导致他们一年回老家的日子两只手都数得出，即使父母介绍了相亲对象，也只能见个几面，就又要离开了，根本没有时间相处。
回到厂里，好一点待遇的，每天工作12小时，周休一日。下班了，大家都只剩下倒在宿舍里睡觉和打游戏的力气，因为实在太累了，哪还有力气去交友？
高流动、长工时、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靠自己找对象困难重重。相亲，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他们的“理想型”
事情一来到相亲的份上，双方都开始摆明条件，“明码标价”。
在婚恋市场上，像阿伟、小柯、阿豪这样的打工男人想要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呢？
总结下来，就是年纪比自己小几岁，工资比自己低一点，但不能低太多。家境比自己差一点，但不能差太多。工作不要太忙，能多点时间留在家里带孩子。最好是同村，或至少是隔壁村的。最好可以一起缴房贷，负担家用。最后，礼金不要收太贵。
关于女生的性格、长相，两人之间的感情，他们不是不考虑，而是渐渐发现，自己没有本钱去考虑。“到我这个年纪，不太相信爱情了。”30岁的阿伟说。他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需要一段婚姻呢？”
把这个“理想型”仔细拆解来看，工资收入、家境、一起缴房贷，都是经济层面的要求。
“这不是一段爱情的婚姻，只是一段合作的婚姻。”阿伟说，“现在更多的会考虑经济方面，比如她会不会太穷，她的家庭需不需要我帮忙，我能不能帮助到。或者她会不会家里经济太好，我在面对她家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压力。”
除了自己小家庭的需要，农村父母的赡养费用，也是阿伟预期到的经济压力。
许多农村老人没有买保险，到了六十多岁，子女再想给他们买保险，发现是买不到的，或是因为有基础疾病、年纪大，保险要价高昂，买了也不划算。农村医疗保险也并不能让这些出外打工的子女安心。“报销也就六成左右吧。”阿伟说，“看病特别贵。”
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老人提供的保障明显不足，并且，农村地区也很少有公营的养老院等安老机构。阿豪想起村子里那些孤寡老人，“在乡下，你有一个房子，一个人在那里住着，都不知道他会想些什么。特别是生病的时候。我们那里也没有关爱老人的（机构）会去看望，都没有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打工男人的“理想型”，一定是离家近，最好是同村的，因为要方便照顾父母。家族住在同个村子里，女方嫁入男方家，一起照顾男方父母，是农村传统的家庭结构。
而人情社会的纽带也紧紧牵绊着这些出外打工的游子，让他们觉得终有一天要回家，而这个“终有一天”，就是结婚的那一天。而且现实点，在这个吃人不吐骨的城市，你留得下去吗？
在阿伟老家，这种同村结婚的风俗极其强大，乃至于娶了外地女子的人，会被认为“不是正常人”。
他知道的村子里四五十岁的老光棍，都是亲戚凑钱帮他们从外地买了老婆。这些人要不就是特别穷，要不就是有残疾。“如果我真的娶了一个其他省的老婆，在村里多少会被看低。因为这么多年来，所有娶外地的都是买的。”
而期待女方年纪比自己小，收入比自己低一点，又可以婚后比较多时间在家带孩子，则透露出阿伟自己也承认的“大男子主义”。“我不接受比我大的，可能我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吧，总感觉就是比较小巧玲珑我去呵护她。”他身边有亲戚娶了年纪大几岁的女子：“就感觉（他）像一个乖孩子一样，让老婆带着。”
阿豪也介意女方的年龄。“我现在都已经33岁了，要是比我还大就是34、35了。”虽然自己也会有34、35岁的一天，但对于女性的34、35岁，他感叹：“她也太大了”，“不敢想象。”
农村传统的家庭结构，塑造了他们的性别观，即使出外工作十几年，他们想象中的理想伴侣和婚姻，仍然和从未出外打工的上一辈没什么两样。知道了自己要什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理想型”，真的能在相亲中找到吗？
没钱的男人不配老？
在明码标价的相亲场合，房车和礼金，是双方讨论的重点。“你的固定资产，房子车子、收入。”阿伟说，对他们这种文化不高的工薪阶层来说，这些是最大的限制。
几乎所有女方家长都会要求男方有房子，最好是在县城里，更好的，就是在市区。村里的平房、老房子，当然不行。可是以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和自己的收入，买房太难了。阿伟老家的县城，房价也已经涨价到一平方米一万多，可是他的月收入才五千。
他们觉得这种要求不切实际，甚至伤感情。阿伟说曾有女生抱怨男朋友骗她有房子。他觉得那个女生完全是陷入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她，你当初怎么会相信呢？一个在工厂里面打工的人，他富二代的几率有多大？他如果不是富二代，哪来的钱到市区买一套房子给你呀？”
阿豪则觉得人要有了房子才能结婚，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想法。“我觉得成立一个家，并不是男方要准备好房子呀车子呀，我更多希望的是两个人的付出都在里面。这样子，这个家给我的感觉才是更加稳固，就是共同打造出来的，这才是我想要的。”
他觉得这对维持感情长久也有帮助，像老一辈共同打拼，而不是现在这样。“所有东西都是我出，像现在这样子，我觉得我好委屈，就是我花光我所有的东西把你娶回来，然后你一点小脾气就要走。”
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性别观、婚姻观、家庭观不仅限制女性，也限制男性。在这种婚姻模式里，男性被期待成为那个“养家糊口的人”，而女性则被期待成为家里那个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打工男人们既无法娶到比自己收入高的女性，又没有能力养活一个完全没有工作的妻子，以及未来的孩子。
这个家庭注定要是一个双薪家庭，与此同时，还必须在经济上男高女低。而这意味着，月薪不超过5000的打工男人，就必须找到月薪在5000以下的女子。要满足这样的条件，“我的选择范围特别小。”阿伟说。
在这种婚姻观念下，收入越高的男性，就比较能满足传统家庭结构要求的“养家糊口”，也比较有能力让妻子完全不用工作，也容易找到比自己收入低的女性。甚至，人们对于年过30而未婚的高收入男性，在婚恋上也比较宽容。
如小柯所说：“30岁还没有结婚，唯一支撑你的理由就是你很成功，你有很成功才有理由说你没有结婚。但是你又没有成功，又没有当老板，什么大事业，你30岁不结婚，人家觉得你是借口。像我们这种，如果自己条件差，30岁还没有结婚，就是自己有问题。可能就是觉得你身体有问题，自己思想（有问题），可能是脾气不好，个人性格不好。”
在婚恋市场上，没钱的男人，好像不配老。
就算结婚了，
也不想生出下一代留守儿童
对不少打工男人来说，结婚就回家，在当地找工作，照顾父母，孩子就近读书，似乎是最安稳的出路。“我们在大城市很难待下去，按照我们的潜力、能力，找工资高的工作很难，加上租房价格这么高。”小柯说。
而对一个家庭来说，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可能要承受异地婚姻，乃至于生出下一代的留守儿童。
阿伟的许多男工友都是自己仍在城市打工，因为城市收入较高，但老婆孩子留在家乡工作，方便带孩子。
也有些人把孩子留在老家，夫妻在外一起工作，因为农村户口和低收入，让孩子无法在城市上学。“反正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但生了孩子也没有办法怎么搭理，放在老家给爸妈带，这种特别普遍。”阿伟说。
这种婚姻生活让他觉得很不理想。“没有婚姻生活，反而感觉祸害下一代。因为在我爸妈青壮年的时候，能力最强的时候，他就把我培养成现在，然后现在他老了，能力下降的时候那么他不就是培养一个比我更差的。”
如果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就必须要回老家，接受更低的收入。一些农村县城的收入水平增加，工作机会增多，可能会给部分打工男人带来机会，也许能够避免一些打工子女成为留守儿童。
阿伟觉得，经济限制是他在婚恋市场唯一的限制，但经济收入提升，就会带来理想的婚姻吗？在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职业选择越来越多的今天，她们想要的婚姻，和阿伟想要的，还是同一种吗？她们仍会愿意成为他们口中的传统家庭结构中的“理想型”吗？
这样预设的权力不对等的婚恋模式，对谁来说，都是剥削，只是一方被剥削得重点，一方被剥削得轻一点。买卖，本就没有公平可言。
说到婚姻，三人之中，阿豪最常谈起感情。他仍然向往基于恋爱与情感的婚姻。
“我想像的就是会挺美好的感觉。因为你下班之后，你不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你会有另一个人，或者是她照顾你呀，或者她需要你照顾，你需要她照顾，两个人这样子，有这种方面的交流，就是感觉很好……可能就会让你对生活有了动力吧，就是对生活那种新的期待。”
和阿伟和小柯一样，阿豪也踏上了相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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