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历法铁证：华夏先民就是苏美尔人

关于华夏文明的起源，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新论，试图论证华夏文明起源于埃及，或者起源于苏美尔。以笔者粗浅的梳理，不认为有关论者提出的证据材料具有充足的证明力。不过，广州学者孙卫东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来源于埃及，以及苏美尔文明和华夏文明的相似性等方面展开论述，颇有启发性。

笔者近年着手先秦天文学研究，意外地发现了论证华夏文明起源的天文历法证据，天文历法的证据简洁而充分地证明了华夏先民就是苏美尔人，换言之，早期华夏文明就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苏美尔文明。

天文学的证据是，华夏先民早在公元前2700年前就创设了二十八宿、十二次（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的原型），并用二十八宿和十二次测定太阳位置（二十四节气）；历法的证据是，华夏先民早在帝尧时代（公元前2400年前后）就用二十八宿测定回归年长为366天，并制定阴阳合历，实施阴历置闰。

众所周知，苏美尔文明创造了天文学，苏美尔人的星空图与现代星空图几乎一致，古埃及天文学、古巴比伦天文学、迦勒底天文学、古印度天文学，乃至古希腊天文学，源头就是苏美尔天文学。可是，这些古文明的天文学，哪一个比华夏文明的天文学更早更精呢？

从华夏先民创设二十八宿、十二次的久远年代来看，华夏先民必定是且仅是苏美尔人。

历法的证据是，苏美尔人使用阴阳合历，并实施阴历置闰。鲜为人知的是，阴阳合历中的阴历置闰，必须用二十四节气为指导，否则无法正常进行阴历置闰，必然导致时令错乱。苏美尔人懂得测定二十四节气，而二十四节气是华夏文明独有的阳历历法，因此苏美尔人必定是且仅是华夏先民。

以下展开详细讨论。

二十八宿起源于何时何地，是古天文学的千古悬疑，近两百多年来中外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颇有意味的是，中国学界对于二十八宿起源于何地的问题，长期讳莫如深，大多数只是简单地认定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或者指称中国的二十八宿是独立发展的。

二十八宿的起源，可以说就是天文学的起源；而天文学的起源，跟文明的起源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国际学界通常以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特出的标准来界定“文明”，指称“文明”必须具有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这三项特征（或者三项中的两项）。然而，文字、青铜器和城市，是“文明”的结果，而非“文明”的起源，“文明”的起源在于天文学——懂得了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这就是“文明”。

懂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为什么是文明的起源？因为懂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就可以观象授时，使得生产有序、社会组织有序，以及信仰有序，极大地促进人类群体的发展。

有趣的是，二十八宿的起源，本来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中国古人早就明确指出，二十八宿和十二次就是“颛顼所建”。

公元前522年，宫廷乐师伶州鸠在回答周景王关于“七律”的提问时，说到武王伐纣时的天象：“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皆在北维。”

请注意，“天驷”是二十八宿东方七宿之一“房宿”，“斗”是北方七宿之一“斗宿”，“鹑火”和“析木”都是十二次之一。学界几乎一致忽略了伶州鸠接下来的一句话：“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

伶州鸠的意思是，二十八宿和十二次这些坐标体系以及用这些坐标体系进行占卜的体系，是黄帝之孙颛顼创设的，颛顼之侄帝喾继承并弘扬。

请注意——对周人而言，甚至对夏商周全体人民而言，二十八宿和十二次就是华夏先民老祖宗创设的，完全没有疑问。可是，这个没有疑问的事实，到现在为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呢？

这是因为学界根本不相信伶州鸠说的话，而学界之所以不相信伶州鸠的话，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学界一直找不出来完全符合伶州鸠所述天象条件的那一天，所以基本认定伶州鸠的话是战国时人编造的。

伶州鸠说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当天清晨出现的系列天象，真的不是事实存在吗？很不幸，伶州鸠说的完全是事实，我就把这一天找出来了（如下图）。但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暂且按下不表。

学界即使不相信伶州鸠的话，可是《尚书·尧典》却记载了帝尧时代羲和等人测定四仲中星、回归年长为366天，并制定阴阳合历实施阴历置闰，“定四时以成岁”。可以说，中外学界从来没有认真和准确地研究过这个问题。

《尧典》“四仲中星”，指的是羲和等人在东南西北多个观测点，测得：

日中星鸟（即春分昏时星宿在南中天）

日永星火（即夏至昏时房宿在南中天）

宵中星虚（即秋分昏时虚宿在南中天）

日短星昴（即冬至昏时昴宿在南中天）

有人认定《尚书》是伪书，所以根本不相信《尧典》的记载为天文实测。试图论证“四仲中星”实测年代的研究者，却在中星定义、星宿选择、观测时间等诸多基础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所以得不出一致公认的结论。

我认为，特别值得称道的研究者是康熙雍正时期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他聪明地利用二十八宿相互之间的直角关系来展开计算，比如：

日中星鸟，则昏时太阳在昴宿；

日永星火，则昏时太阳在星宿；

宵中星虚，则昏时太阳在房宿；

日短星昴，则昏时太阳在虚宿。

宋君荣计算的是二分二至时太阳在昴、星、房、虚四宿年代的交集，太聪明了，他得到的结果是：“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是公元前2476年前后。

宋君荣计算的问题是，昴、星、房、虚四宿究竟起点在哪，终点何处，宋君荣是不知道的；不仅宋君荣不知道，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中外学者都不知道；换言之，中外学界一直不知道二十八宿创设之初，各宿的宿度究竟如何设置。

宋君荣不管三七二十一，认定昴宿起于昴宿的距星昴宿六，止于东边下一宿毕宿距星毕宿一，其余类推。然而各宿的起点和终点并不是这么定的，宋君荣以错误的数据，能得到准确的结果吗？

当代学者如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赵永恒和李勇，在研究二十八宿起源问题时，也跟宋君荣一样，计算了二分二至时太阳在昴、星、房、虚四宿年代的交集，他们的结果是：“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是公元前2400年前后。

很不幸，赵永恒和李勇也不知道各宿的起点和终点。

我跟学术小伙伴密切合作，精细地研究了二十八宿的宿度设置问题，用正确的数据重新计算，确认“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就是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咦，宋君荣、赵永恒和李勇三位学者，居然“歪打正着”了。

关于二十八宿的宿度设置问题，说起来有点复杂，为避免行文支离牵衍，暂且按下不表，直奔主题重点。

请注意，“四仲中星”是实测，实测的年代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不要妄说《尧典》的记录是后人伪造，《尧典》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时，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岁差”，“岁差”是直到东晋虞喜才发现的，所以《尧典》成书时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推知公元前2400年前后二分二至昏时的中星。

“四仲中星”是公元前2400年前后的实测，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帝尧时代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二十八宿，并用二十八宿测定昏时中星和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

为什么可以得出这个判断？中外学界真的是没有认真思考过“四仲中星”的问题。《尧典》虽然只列出了二分二至四中星，但既然帝尧时代已经能测定回归年长为366日，并制定阴阳合历实施阴历置闰，“定四时以成岁”，则帝尧时代必然掌握了用二十八宿测定二十四节气，这是一个简单推理！

请注意，华夏先民如何测定一个回归年长？用《周髀算经》的圭表测影？别开玩笑了，《周髀算经》是部地地道道的伪书，根本不是周人所作，《周髀算经》完全不懂如何用二十八宿测定太阳位置，只字未提。圭表测影是一种非常原始可笑的测量方法，它最多只能测到冬至夏至在哪一天，而不能测定冬至夏至何时交节。

可是，请注意，用二十八宿则可以精确测定太阳的位置，推知各个节气的交节时刻。《汉书·律历志》叙录了战国时期的一份“十二次表”，列举了二十四节气交节当天太阳在某宿某度，如冬至，日在“星纪”中，即牵牛初度；“鹑火初：柳9度，小暑”；“析木初：尾10度，立冬”等等。

古天文学界已经注意到，公元前450年，冬至点在牛宿一，即牛宿一黄经270°。其实，从最精细的数值来看，公元前451年牛宿一更接近冬至点。公元前451年12月26日冬至，牛宿一黄经270°00′17.6″，交节时刻北京时间17：19：26；公元前450年12月26日冬至，牛宿一黄经270°01′07.4″，交节时刻北京时间23：12：00。

请注意，公元前450年12月26日冬至当天，从北京时间17：19：26（即上一年冬至交节时刻）开始，经过大约6小时，北京时间23：12：00，太阳到达黄经270°，即“回到”上一年的冬至点牵牛初度。

这就是说，一个回归年长就是365天又6小时，即365.25日。中国古代有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商历、周历和鲁历，都是“四分历”，秦代至汉初使用的就是颛顼历。什么是“四分历”？就是一个阳历年长365又1/4天。

各位以为“四分历”的阳历年长是如何测出来的？圭表测影？开什么玩笑，伟大的华夏先民是用二十八宿精确测定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

具体而言，公元前451年，昏时娄宿一在南中天，它与西边的牛宿一成90度角，因此古人利用各宿的直角关系就可以推知太阳在牵牛初度。其余类推，由此精确测定二十四节气。

《尧典》记载了四仲中星，稀里糊涂的学术界就认定帝尧时代只懂得四个节气，完全不顾《尧典》还记载帝尧时代测定了回归年长、实施阴历置闰！

看清楚——早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的帝尧时代，华夏先民已经熟练利用二十八宿测定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测定二十四节气，指导阴历置闰。学术界一直认为二十四节气是迟至战国时代才创设的，真是完全不动脑子！

《尧典》四仲中星既然为实测，那么伶州鸠所讲的天象和“颛顼所建，帝喾受之”，就有必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了。

首先要强调一点：既然华夏先民早在公元前2400年就已经创设了二十八宿，这证明当时的华夏先民必然创造了相当发达的文字，并且有了比较成熟的数学和几何学。请问，这样的文明综合体在哪里？在现在的中国境内吗？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是否发现过公元前2400年前后中国境内有发达的文字存在？

其次，伶州鸠说二十八宿和十二次是“颛顼所建，帝喾受之”，那么颛顼时代是什么年代呢？

作为一个“四分历”，颛顼历以阴历十月为岁首。阴历十月通常有两个节气，立冬和小雪。公元前451年的十二次，首“次”是“星纪”，星纪初大雪，星纪中冬至，很显然，“星纪”可以看成是一个阳历月，月首是“大雪”，月中是“冬至”，而这两个节气通常在阴历的十一月，也就是说，公元前451年的十二次配合的阴历是以十一月（子月）为岁首，即“正月建子”。

颛顼历既然以阴历十月为岁首，则其十二次的首“次”星纪，初度必然是立冬点。星纪起于斗十二度，终于女宿七度，因此斗十二度就是立冬点所在。计算出立冬点在斗十二度的年代，就知道了颛顼时代的大致年代。

问题又来了——古今中外的古天文学界，从来就没搞清楚二十八宿的宿度设置问题！不过，我和学术小伙伴们首先搞清楚了。

长话短说——根据立冬点在斗十二度的推断，和斗宿各宿各度的精确数值，我们计算得到颛顼时代就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

现在继续回到上一个问题：既然华夏先民早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就已经创设了二十八宿，这证明当时的华夏先民必然创造了相当发达的文字，并且有了比较成熟的数学和几何学。请问，这样的文明综合体在哪里？在现在的中国境内吗？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是否发现过公元前2700年前后中国境内有发达的文字存在？

《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尧舜禹）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请问，“河洛”在哪里？是黄河和洛水吗？“河洛”之间存在公元前2400年乃至2700年前具有发达文字的华夏文明综合体吗？

最后来讨论历法的问题。中外学界一直认为，中国传统阴历的置闰迟至春秋时期才成熟，即采用“十九年置七闰”。唉，这都是一些完全不动脑子的胡言乱语。

甲骨卜辞表明，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阴历置闰，闰五月、闰六月、闰八月、闰九月、闰十二月，闰法如此之多，如何来的？没有人说得清楚。

要动脑子——所谓“十九年置七闰月”，就是在十九个阴历朔望年中必须安排七个闰月（每月29或30天），十九个阴历朔望年日数才刚好等于十九个阳历年日数。请问，如果不是阴阳合历，纯阴历有什么必要进行置闰？如果不以二十四节气为指导，阴阳合历中的阴历如何正常进行置闰？

有谁站出来走两步看看，不以二十四节气为指导，阴历想要正常置闰？没有二十四节气，阴阳合历中的阴历根本无法确定何年何月需要置闰；换言之，不以二十四节气为指导，阴阳合历中的阴历试图通过置闰 “定四时成岁”，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必然导致历法时令错乱。

阴阳合历中的阴历置闰必然要以二十四节气为指导，这是中外学界长期忽略的一个严重问题。

阴阳合历中的一个阴历年，通常有十二个阴历月；每个阴历月通常有两个节气（前一个为节，后一个为中气）——如二月有惊蛰和春分，四月有立夏和小满，九月有寒露和霜降……置闰的方法是——有节无气就置闰，即当某个阴历月只轮排上一个节而无中气时，下一个阴历月就是上一个月的闰月。

例如，阴历五月通常有芒种、夏至两个节气，当某年阴历五月只轮排上芒种，而没有夏至时，那么接下去的一个阴历月要置闰，是为闰五月。如果阴历十二月只轮排上小寒而无大寒，则必须置闰十二月。

甲骨卜辞表明殷商时代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闰月，则充分证明殷商时期已经熟练掌握了测定二十四节气并指导阴历置闰，二十四节气和成熟的阴历置闰何至于晚至春秋战国！

《尧典》四仲中星已经证明，华夏先民早在公元前2400年就掌握了测定二十四节气，并指导阴历置闰，中外学界居然一无所知！

现在的问题是——苏美尔人最早使用阴阳合历，实施阴历置闰——请问，苏美尔人如何实施阴历置闰？

不用绕了，苏美尔人是且仅是华夏先民，华夏先民是且仅是苏美尔人。“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个“河洛”，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二里头挖夏都，在中国境内挖夏都，根本就是找错了方向。

最后一个问题：黄帝时代大概在什么年代范围？

我只能说，我已经尽力，在有限的证据材料基础上，算来算去，也算不到5000年前。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