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谁来保护书法的中国性？
做学问，各有门道，例如钱锺书先生是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所以努力找证据去说不同文化之间的通性。我相反，主要在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特性。
通性其实不用说，猫有通性，人当然也有。但这些通性，人尽皆知，不需说，说了也没有文化研究的意义。
文化研究是要从人与人、国与国、群与群不同处说的。人群当然会交流、器物也常会被别的民族喜欢或取用，可就像日本，它学了中国多少东西去，但是一种日本味，自然洋溢于其间。研究日本文化，要探究的，就是这种日本味，而不是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样的空话。
讲中国文化，该注意的，也是这种中国性。
百年来热衷的中外交流史，方向却都错了。整天在谈域外哪些人、哪些族群、哪些宗教、哪些器物、哪些技术流入并影响了中国。这和说中国如何如何影响了日本一样，固然可供谈助，但不应只限于此。
例如商周青铜文明，那么灿烂。可是从时间上，比西亚晚了一两千年；技术如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也几乎都是西方传进来的。
学者该不该阐明这一点呢？该，但光说这个有何意义？传进来的技术，到我们手上有没有大放异彩，才是关键。有与西方不同之处，才有文化价值，才具有中国性。
其中，在铜器上铸造文字，形成铭文，就是鲜明的特色，别处是没有的。铭文规模极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收录1988年之前发现的铭文就将近12000件，加上近年台北艺文印书馆《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中华书局《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上海占籍出版社《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等等，更是洋洋大观。
铭文字数最多的是毛公鼎498字，其他如中山王方壶450字，小盂鼎、曶鼎都有400字左右，散氏盘（亦称夨人盘）350字，大盂鼎291字，大克鼎290字，都很壮观，无论史学还是艺术价值都极高。
这就是青铜文化最具中国性的地方。事实上，青铜器没有铭文，再精美，也只是工艺品；有铭文，则是文物文献，价值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共识。
铭文功能，一是标示所有权，二是纪事，三是旌德，四是劝戒，交叉为用。劝戒有时只对自己子孙，如“子子孙孙永葆用”之类。有时就具有普遍的道德意涵，如汤之盘铭“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等等，对国人思想影响深远。
而凡有铭文者，皆是重器，铸刻精良，更是书法史上最常被拿来摩习的典范。例如底下这张图就是我临写的《散氏盘》：
这是最正宗也最基本的临写。学写篆字，都要在此下功夫，否则都算没入门。入了门了，才可以开始玩起来，譬如集字做对联，或改写。
集字，就像我这幅“德唯取友，善在尊师”，是集毛公鼎的。把铭文上的字拆开来，集成句子或对联，才好应用。
改写，则像我这一幅《大盂鼎》全形搨。由于拓片已经把铭文完整搨下来了，再写一遍意义不大，画面也不好看，所以我把铭文用行书写出，既是释文，又是不同书体的改写。对拓片的题记，则放在下面：
汉代，文字艺术更为普遍，几乎施用于任何角落。铜器铭文遂从礼器兵器延伸到生活用器，如铜镜就几乎都有铭文。
我曾把其中一件铭文改写成中堂：“上太山，见神仙，食玉英、饮醴泉、驾飞龙、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孙、寿万年、贵富昌、乐未央”。
汉篆是有隶意的，所以写法略不同于写毛公鼎散氏盘。写毕并由镜铭显示的神仙思想联想到我自己的道家渊源，题了首诗：“家传神仙学，验之多不妄。少小齐物论，逍遥以游方。渐乃开道院，殷勤辑道藏。交接饶柳辈，四海散微光。阴符不去手，大药丹中黄。守一归靖室，云篆写龙章。宝镜舒剑印，遁甲说青囊。若逢尼父问，吾儒即楚狂。”
秦汉以后，铭文又从铜器延伸到砖瓦。我有题晋朝砖的小识，说明过这种流变，各位一看就明白了：砖瓦竹石之用，由来久矣。而砖稍迟于瓦。今存秦砖已有素面画像、刑徒吉语、年号各式。或在已烧青砖上刻划图文，或用木模压印而后入窑烧制。方砖图文居正；条砖，图文在侧。早期多方砖，汉以后多条砖；早期多图，其后多字。写后制模，故又有正书、反书、正反结合之分。至晋，篆隶渐少，楷草滋多，由足以观吾国书体嬗变之迹。其中且有结构用笔均与北朝碑版绝相似者，惜当年力持南北分疆说，如康长素等不之见也。前者，庋藏砖拓而题识之，有刘世珩《砖拓萃聚》诸贤达。余所得砖拓不足继武，故聊举数例以示意云。庚子春雨，门前万柳皆绿矣。
到唐代，又有了刻在琴上的铭文。今存诗梦齐藏“九霄环佩”，汪孟舒藏“春雷”“枯木龙吟”，北京故宫“大圣遗音”，上海吴金祥藏“九霄环佩”，台北故宫“春雷”（原张大千藏），山东博物馆“宝袭”，北京曹桓武藏“云和”，李伯仁藏“飞泉”“独幽”，旅顺博物馆“春雷”，查阜西藏“一池波”，管平湖藏“冥王”，冯恕藏“松风清节”，成公亮藏“秋籁”等唐琴，都有铭文标出它的名称，另有若干书法题识，非常古雅。
其形制，皆如我题的这张《九霄环佩琴拓》这样。周边稍稍志感抒情，便是一幅很有意思的书法作品了。我这幅，藉由说1996年率先在大学中提倡古琴的事来介紹琴学：
通艺堂古琴记。汉阳有琴台，爲锺期鼓琴处。道光间，宋湘尝书草曰：“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吾去矣。”盖清韵久杳，徒留想望，故仅能怅怅然而去。汉晋以下，广陵散絶；隋唐音旨，幽兰独存。至于白石道者之歌、勾曲山人之律，尚考其技，疑义仍多，甚矣琴道之忽邈难踪也。然而，七弦十三徽，一唱三叹，吟猱注绰，岂无其人?戊寅仲夏，率诸生操缦拂弦。南风之薰兮，水仙之操兮，歌附朱丝，义兼比兴，居然雅奏，足觇宿昔。复刳桐调律，教制古琴数十张，环佩生于九霄，遗音征诸太古，欲制器而尚象，非得意遂致忘言。故雕凿大朴，协和七声，旋阴阳以转调，叩寂寞而求音。伫思以听之，彷彿若登彼琴台，妙响接迹于前修，弦歌如复见于武城。因漫志之，以抒感焉。
隋唐以下，文人玩物，不止于古琴，所以器物之谱大盛，在器物上题识铭记，也愈来愈流行。我题的这张《故宫所藏耄耋砚图拓本》曾简略介绍了这种现象，并分析了宋人对砚的看法。耄耋砚，是刻上猫和蝴蝶的砚台，谐音耄耋，以祝大年。文曰：
著作之体，久而生变。《隋志·谱系》，族姓之外，已録竹谱、钱图；《唐志·农家》，种植之外，亦有相鹤相马相贝诸书。盖图谱志録，原本国史，而不贤志小，遂及细物。
然依《四库》考之，唐以前仅六部八卷而已，宋代则蔚然增至四十八部二六〇卷。可见格物致知，用心于一器一物之微；踵事增华，效力于一谱一录之编，乃宋贤之所长也。
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其事犹未大昌。仁宗以后则香谱、锦谱、石谱、茶谱、酒谱、花谱、印谱、金石谱、文房谱、草木虫鱼谱等靡不有之。苏易简、欧阳修、蔡襄诸公大开风气，天下文士继武弗辍。
昔者，《释名》尝曰：“谱者，布也，布列见其事也。”至此，真天下万事万物无不可布列陈述之矣。谱牒族姓之用，变而至此，涂辙于是乎广矣！
就中砚台一品为尤早。苏易简于雍熙三年已作《文房四谱》，叙列笔、墨、纸、砚。仁宗以后，文房谱乃集中于墨砚二事，后世依昉之盛，远胜纸笔。若内廷之西清砚藏、民间之高风翰史录，类皆沈沈伙颐，足证其流徽可观也。
至其流变，约略可言：
古砚殆仅为研石耳，以研石研磨颜料于其上。今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绘具中即已有之。山东淄博徐家村西汉墓出土研及研石仍用其制，故发掘人员误以为谷物加工磨盘及磨棒。
东汉以后，松烟可墨，遂弃研杵，而迳磨墨于砚上、贮墨于池中，斯始为砚也。然砖、瓦、陶、瓷、玉、铁、漆、木俱可为之，品类尚极杂也。唐始贵澄泥，又重青州红丝、洮河绿石，宋则歙州端溪渐夺其席，古今之再变焉。
嗣后，材以石为正、地以端歙为先，竟成传统，所谓“帝鸿墨海今不见，近爱端溪青紫砚”也。清乾隆藏砚，品味犹然，不甚收唐人北海公、即墨侯。
此件，琢猫与蝶各一，则所谓耄耋尔。寓意吉祥，又在材质之外，别增姿彩。盖明清之长，重其雕饰之巧也。微物可以考流变如此。
这类似一篇小论文了。是的，文人书法，岂是随便说说？没学问、没思想、没辞采，能号称是书法家、书法作品？
现今书法界，每年兰亭奖争来抢去，可是谁都忘了：人家兰亭本是诗会，王羲之是为诗会的集子作的序。结果我们集一堆不知诗为何物的人，在那里乱写字，买椟还珠，不揣其本而竞欲齐其末，可笑孰甚？
若说照着《兰亭集序》描画，也可得益，更是奢想。要知道：王羲之是在醉后起稿，落笔即成这样高华典丽的文章、感喟良深的意蕴，现在的书家，哼哼哼！
你把古来所称三大行书，《兰亭集序》《祭侄稿》《寒食帖》合在一起看，更可以看出：书法也者，乃是词章义理考据综合起来的表现，不是单一的线条艺术、笔墨技法、视觉造型、空间结构……。
现代热衷用线条、笔墨、视觉、空间、抽象等西方概念来谈书法的人，显然就都没理解中国性或书法性，谈的不是书法，而是另一些东西。
若说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他们那时，考据，也就是学问功力，在书法中还不那么明显（其实这是今人皮相见，这几位的经史家学都很深厚），后来就愈来愈明显了。金石学，由宋到清的发展，让文人、书家和金石考证学者合而为一。器物铭之所以愈发受重视，即与这个发展趋势有关。
现代人要重新接上这个传统并予以发展，卻也不难。我这篇文章，犹如街头供茶，夏日饮之，足以清心润肺，续奔前程。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