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的传统特点
文章转自：2017-04-01 令狐若明 中东研究
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已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埃及人在富饶的尼罗河畔创造并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本文拟对古埃及文明的传统特点作一阐述。
一、绵延持久的文明传统
从邈远的古代起，埃及人就在蜿蜒如带的尼罗河两岸繁衍生息。尼罗河流域有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西面是杳无人迹的利比亚沙漠，偶有绿洲点缀其间;东面虽然距离红海不远，但仍被缺乏水源的阿拉伯沙漠隔开，几乎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南面是尼罗河的上游，有飞流直下的六大瀑布，河流湍急，河道狭窄;北面是没有良好港湾的地中海海岸，浅滩密布，暗礁罗列。这种地理环境阻断了古埃及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虽然造成埃及与世隔绝的局面，但同时又为古埃及人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和丰富的矿物资源。古埃及人生活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里，长期免于外来侵略之患，因而产生了一种优越的安全感，他们不必像自己的近邻美索不达米亚人那样随时得应付外族的侵扰。生活在这样安全的环境里，古埃及性格沉稳，自信而乐观，他们差不多有近1000年的时间一直过着和平稳定的生活。在此期间，古埃及人以其丰富的资源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埃及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因而能使其文明在持续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即古代埃及历史上的王朝时代，包括第1—31王朝，约公元前3100—332年)，免遭民族变动之苦。
尼罗河流域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利于古埃及国家的统一和长期延续。古埃及人的这种受环境保护的生活，也为国家政治长期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大约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在尼罗河畔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1王朝(约公元前3100—2890年)，从那时起，埃及经历了早王朝(包括第1—2王朝，约公元前3100—2686年)、古王国(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2181年)、第一中间期(包括第7—10王朝，约公元前2181—2040年)、中王国(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040—1786年)、第二中间期(包括第13—17王朝，约公元前1786—1567年)和新王国(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1085年)等时期，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控制了亚洲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腓尼基，其势力远达幼发拉底河畔。在此之前，西亚的两河流域先后建立的巴比伦、亚述强国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各自是独立发展的，西亚、北非这两大文明体系并无直接联系。到新王国初期，第18王朝好战的诸法老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长期用兵，有“古埃及的拿破仑”之称的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504—1450年)对外扩张，其军事活动最远抵达幼发拉底河畔。他建立了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强大帝国，在客观上导致了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的接触，加速了埃及文化与地中海地区各国文化的交流，从而揭开了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史上新的一页。从公元前13世纪后半期开始，繁荣发展了近2000年的埃及文明开始趋于衰落。公元前1085年后，埃及已失去了它那伟大、庄严的形象，从新王国时期的对外开放一变而为长期沦于外族统治之下。在最后的几个世纪里，利比亚人、努比亚人、波斯人依次入主埃及，分别在埃及建立了异族的王朝，期间还穿插着亚述人的入侵，在亚述人的刀锋下埃及一度丧失独立。到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完全丧失独立，结束了历时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
在埃及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到第6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345—2181年)才出现了地方州长的割据势力与中央法老王权的对抗。对抗的局面愈演愈烈，到第一中间期时，埃及终于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这之后，第11王朝(约公元前2133—1991年)的法老又使埃及恢复了统一，接着又有近300年的太平盛世。约公元前1786年，埃及再次出现分裂局面，进入第二中间期。这一时期，埃及遭受外来游牧民族喜克索斯人的入侵，他们在埃及北方统治了100多年后，被第18王朝的创建者雅赫摩斯一世(公元前1570—1546年)逐出国土。
综观从早王朝到新王国2000多年的埃及历史，王朝统一的时间多于内乱外患的两个中间期。第一中间期主要是内乱，第二中间期主要是外患，而埃及在统一后的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受到外族的入侵。尽管王朝一个个不断兴起和衰亡，其统治者也更换不休，间或有社会动乱和异族入侵，埃及固有的文化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喜克索斯人王朝取代埃及本土王朝的情况下，埃及文明也没有被摧毁，依然向前发展着。在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北方国土的一个多世纪里，不是埃及人被迫接受了入侵者希克索斯人的语言、习俗和畜牧经济，相反，是喜克索斯人自己被迅速埃及化了。其原因在于，从第1王朝到喜克索斯人的入侵，古埃及文明已历时14个世纪，文明的根基已深深扎入尼罗河畔，不是任何外来入侵的力量一下子就能够摧毁得了的。再者，入侵的喜克索斯人已不是那些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过来的未开化的野蛮人，而是早已渗入埃及东北边境的半文明的游牧部落，他们在入侵埃及的过程中，逐渐为先进的埃及文明所同化。喜克索斯人王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古埃及文明的毁灭。喜克索斯诸王受埃及豪华奢侈宫廷生活的诱惑，同时为了巩固其政权，更需要当地埃及官吏和神庙祭司的合作，所以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埃及人的生活与传统。喜克索斯人以阿瓦里斯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第15、16王朝，仍按照古埃及王朝传统排序，他们的国王承袭埃及法老尊号，①自称为太阳神“拉之子”，并沿袭埃及原有的一套行政机构。喜克索斯人曾以法老之尊在埃及的北方实行统治，在古埃及的重要文献《都灵纸草》②中喜克索斯诸王还被列为古埃及的合法君主。至少他们在表面上已经埃及化了，对古埃及的文化并未公开干涉。所以，在喜克索斯人统治时期，埃及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得以继承和发展。这种文明的延续性在随后的新王国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强大的法老君主专制政体达到了顶峰。
到利比亚·舍易斯王朝时期(包括第21—26王朝，约公元前1085—525年)，埃及北部曾处于利比亚人的统治之下。作为统治者的利比亚人仰慕埃及文化，并急切地效仿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埃及人在南部的政权日趋衰弱，给努比亚人的入侵提供了机会。努比亚人的影响虽范围很广，但并没有破坏性。因为在第18王朝时期努比亚人就已吸收了埃及文化的许多特点，埃及的宗教和习俗在努比亚繁盛起来，并深深影响了其周边地区的文化。而这时的努比亚国王及贵族阶层几乎全盘接纳了埃及文化，在他们看来，任何放弃法老传统的想法都是愚蠢的。公元前8世纪，努比亚人从南方的纳帕特到北方的三角洲地区，再次统一了埃及。在此期间，埃及人继续同化他们的入侵者，这从努比亚人建造的巨大王室金字塔和供奉埃及神灵的庙宇可以看得出来。总之，无论是利比亚人还是努比亚人，他们在古代埃及历史上都重复了一个现象:作为新兴民族，他们征服了埃及原来的政治军事中心，但在文化上又被埃及民族所同化。在此之后，法老时代埃及传统的宫廷制度从波斯人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希腊人建立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5—30年)。显著的政治连续性成为法老时代埃及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古埃及人把一个辉煌的文明传统完整无损地维系了25个世纪以上，这在古代近东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
发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以其辉煌的文化成就令人赞叹不已。在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古埃及人始终保持着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以象形文字为例，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创造了文字，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就已形成了完整的象形文字体系，这标志着埃及文明已经成熟。象形文字对保持古代埃及文化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法老时代官方使用的主要文字。在古代埃及，虽然后来有了书写更为简化的祭司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但象形文字并没有被废弃，仍固定用于书写官方和神庙的文献，甚至到了托勒密王朝时期，神庙祭司仍在使用象形文字撰写铭文，著名的“罗塞达石碑”③铭刻就是一例。
古埃及文化固有的特点，反映在宗教信仰方面，就是对死后生活的关心。古埃及人相信死亡只是来世一种准备，最为重要的在于要把死者在来世所用的东西准备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死者实行厚葬。古埃及人生来讲求实际，墨守成规，客观上也有助于保存他们的文明成果。尽管他们晚期经常遭受外族的入侵和统治，各个方面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于古老的习俗还是信守不渝，尤其对宗教上的许多传统是决不会抛弃的。在古代埃及一直盛行着对死者实行厚葬之风，法老时代凡是能修起正式坟墓的埃及人，从在世之时起，都会不惜钱财去办理他们认为“有死之年”必备的各种物品来装饰坟墓。地理和自然条件对于古物的保护也大有帮助，尼罗河两岸的土地大部分是沙漠，每年很少或者根本不会下雨，随葬的物品在干沙覆盖下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在埃及，几乎没有什么埋在沙土里的珍宝会腐烂，就是挖出来最精致的雕刻品，也是完美如新的，干燥的沙土能永远保存一切。
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民族都有过在死者坟墓里放置随葬品的习俗，但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古埃及人那样生前就为冥世的生活不遗余力地准备。对冥世深信不疑的观念，使他们在告别尘世之时就把一切能用得上的物品连同他们的遗体一起埋入坟墓，以便在冥世继续享用。即使是在最为简陋的坟墓当中，死者遗体身边也会摆放几个陶罐、一些工具和几件个人用品。家境富裕的人们能够建造得起精致的坟墓，里面配置一些家具、供品和衣物。对于无法埋入坟墓的物品，古埃及人就代之以模型，这些模型的制作精巧，跟真品毫无二致。5000多年来，古埃及人一直把他们文明创造的一切物品如盘碟、衣服、家具、珠宝、雕像、饰物、书籍等和死者的木乃伊一起埋进天然防腐的沙土里。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得到有关古埃及文明一套较为完整的记载，使古代埃及文化的许多遗产保存至今。古埃及文明虽然在年代上离我们极其遥远，但由于保留下来的古埃及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所以今天我们看起来，古埃及文明在某些方面仍比任何别的古老文明更加亲切可知。
古埃及艺术自成体系。在古埃及人的浮雕和绘画作品里，人像造型必须遵照严格的侧头正胸式的基本法则，即表现人站立、行走时，头和面孔必须以侧面形式表现，双肩和胸部则以正面表现，而双脚又是侧面的。这种造型最早出现在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500—3100年)的蝎王权标头上。从第1王朝之始的那尔迈调色板上可以看出，侧头正胸的表现手法已经相当成熟，此后，形成固定的模式，法老时代一直被奉为圭臬。对于表现法老的形象，这种“规范”化的程式要求就更为严格，法老必须画得高大，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因为在古代埃及这样一个王权神授的国度里，法老就是在世的神，艺术作品表现法老的形象必须按照“应有”的样子，而不是根据实际看到的样子去塑造，必须把人神一体的君主表现得尽可能的充分和完美，由此确定的一套人像程序，作为官定模式而用于一切艺术作品。所以，古埃及浮雕和绘画中的人像面貌，令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而且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深刻的。这一艺术风格一旦形成便流行于整个法老时代，历时近3000年而不衰，同时也构成了古埃及文化突出的一个特点。
三、法老对国家经济的严格控制
古代埃及实行君主专制统治，法老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和代表，严格控制着国家的经济，这也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传统特点。
在古代埃及，法老对全国的土地享有最高的支配权，法老不但自己占有许多土地，而且还常常把大片土地赠给神庙，或赏赐给大臣、贵族以及其他亲信。法老对国家土地的这种绝对支配权，是古代埃及君主专制政体之赖以建立的基础。对全国的土地、人口、黄金和牲畜每两年一次的清查从早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普查土地、财产制度为古王国历代法老所沿袭。《巴勒莫石碑》④铭文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记录。仅以第5王朝(约公元前2498—2345年)法老萨胡拉王在位时的清查活动为例，铭文中记载就有七次，足见法老对清查活动之重视。经过频繁和严格的清查后，全国的土地、人口、牲畜全部登记入册，成为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由法老控制调用，由此可以想见法老对全国土地财物以及臣民的控制达到了何等严密的程度。“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古代埃及社会的真实写照。
为了保证国家的基本税收来源，法老将全国大部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而且不允许农民离开土地。由于尼罗河年年泛滥，地界每被覆盖一次，农民的土地就得重新登记分配一次。因此，古代埃及在土地管理方面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严格。尼罗河泛滥，洪水量变化无常，有时水量大到所过之处全被淹没，造成极大祸害，有时却小到不足提供灌溉之用，播种面积减少，粮食就会减产。如果尼罗河一连几年水位过低，必然发生饥荒。所以有必要储备粮食，供应居民。同时，必须保证无论任何情况下，都得保留足够的种子供下一季播种，这对未来的收获至关重要。所以，储粮备荒成为法老中央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法老在上下埃及分设粮仓，丰收之年尽量多备粮食，并限制居民的消费，以补救总会发生的突然灾荒。法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粮库有多少储粮，以便在需要时将存粮合理分发到灾荒最为严重的地区。
在古代埃及，最能体现法老对国家经济的严格控制，莫过于法老对全国水利灌溉系统的控制。古埃及人口较为稠密，聚集在狭长的尼罗河谷地，为了维持全体居民的生计，必须治理好尼罗河，国家命脉全靠灌溉和控制这条大河。尼罗河的水利灌溉活动早在前王朝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在希拉康波里出土的蝎王权标头上，可以看到蝎王手持锄头站在河岸(或水渠上)主持河渠奠基仪式的场面。前王朝时期，埃及出现的最早国家“帕斯特”，它的象形文字就是一块被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分隔开的土地。显然，那时埃及已经有了灌溉活动。进入法老时代后，随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全国范围内的灌溉网逐渐形成，这些布满全埃及的灌溉网络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之下，成为中央政权重要的一项社会职能。早在第1、2王朝时，国家就设专人对尼罗河水位进行观测和记录。水位的记录一方面可供国家水利措施做参考，一方面也是为预算产量和厘定税额提供了依据。在《巴勒莫石碑》铭文中关于对早王朝时期尼罗河水每年泛滥高度的记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埃及历代统治者总是把开凿水渠、整修堤坝放在重要地位。相传第1王朝的第一位国王美尼斯受人称赞的一个功绩就是修建了一道堤坝，把孟斐斯和尼罗河隔开，当他“修堤而使这个地方成为干地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现在称为孟菲斯的一座城”。后来，埃及历朝国王和官吏也都常以治水有方作为自己的重要政绩。
中王国第12王朝(公元前1991—1768年)的历代统治者曾征调大批劳力修复尼罗河灌溉系统，对法尤姆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兴建水利工程。法尤姆位于孟斐斯西南50公里，低于海平面45米，本是一片沼泽区，中间有一淡水湖，曾与尼罗河相连。后因尼罗河流域气候变化，干旱出现时，湖河联系被隔断，只有尼罗河暴涨时，泛滥的河水才能流入湖中。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是排干法尤姆湖周围的沼泽，环湖建起堤坝，并开辟渠道，使法尤姆湖水与尼罗河水相连，建水闸以调节尼罗河水量。这样，每当尼罗河泛滥季节，河水便顺着水渠流入法尤姆湖，而每当尼罗河水不足时，又可将洪水泻出。这项庞大的水利工程，从第12王朝开国君主阿美涅姆赫特一世(公元前1991—1962年)起，历经六代，至阿美涅姆赫特三世(公元前1842—1797年)统治时期才告完工。法尤姆地区系统的水利工程建立，改变了这里的自然环境，沼泽变为肥田沃土，扩大耕地面积达2500多公顷，增加了农作物亩产量。随着法尤姆地区大片土地被开垦，这里的人口迅速增加，一座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卡呼恩拔地而起，一跃成为中王国时期埃及的一大经济中心。毫无疑问，这么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去组织、领导和指挥，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在古代埃及，这一工程的实施和成功，正是由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统筹安排实现的，而这个官僚机构的首脑就是人神一体的专制君主——法老。
古埃及文明就像古埃及人的性格一样，是稳定的，但绝不是静止不变的。实际上，法老时代的埃及在与周边各古代民族的交往过程中，由于受外部文化的影响，古埃及人的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其基本特点却始终保持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
综上所述，古埃及文明反映了古埃及人及其地理环境所独有的特点，因而有它自己的特色。古埃及人有着其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是在长达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逐渐形成的。但是，古埃及人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保守民族，他们在与近东和地中海区域各民族的接触中，特别是从新王国时代开始，通过军事征战、贸易往来与外部世界发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与西亚文化以及希腊文化的交往、融合，古埃及传统文化的内容得以丰富，而又对后来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古埃及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令狐若明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
①“法老”一词在埃及象形文字里本意为“大房子”或“大宫”，在古王国时期仅指王宫，到新王国时始用于国王的称呼，因当时埃及人不得直呼国王之名，故有此称。现在习惯上把古埃及国王统称为“法老”。
②编定于古埃及第19王朝时期的王表，载录从埃及有史起至公元前1200年的全部埃及国王的名单，并记有他们在位时期重要活动，现藏于意大利都灵市博物馆。
③公元前2世纪初埃及祭司为年轻的托勒密五世竖立的颂德石碑，其上刻以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写成的同一内容碑文，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译出碑文中的象形文字，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该碑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④埃及最古的纪年石碑，载录古王国第5王朝以前的诸王名单以及他们在位期间的活动，只残存部分断片，现藏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