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清扬满嘴骚话的王二，推敲小说每一行字句的王小波
王小波的理性、思辨和幽默感，以前聊过不止一次了。
想聊聊他写小说的语言与文体。
我有个朋友读过了王小波的小说后，初读他的论述，大感诧异。
他向我描述道，读王小波的小说，颇觉“王二就是个贫嘴但深情的流氓”；再看他的论述，却觉有理有据，虽然反讽归谬时也偶尔油嘴滑舌，但确实气质不一样。
我提醒他道，也许我们都默默接受了“王二”这个人设，觉得王小波就是王二那样；然而王二与陈清扬、小转铃、小孙们再鲜活，那毕竟是小说。
当然，王小波应该是，故意如此的。
历来小说叙述，不同特质颇难相容。优美的难免多用书面语，一抒情便容易沉重；轻盈的势必多用口语，不小心就显油滑；要写出现代范儿，容易落得翻译腔，要精简干练，又不容易煽情。
但似乎对王小波的小说而言，轻盈、抒情、有趣和深沉甚至悲怆，是可以并存的。
《青铜时代》那本集子的三部小说——《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外加中篇《黄金时代》，都以带点戏谑的轻盈语气开场，以深情（《万》和《红》甚至带点悲伤）的调子收尾。
这几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刻意叹苦发愁，只轻巧地讲述了个体的遭遇：寻找记忆者遍历各种可能性慢慢回到庸常现实（《万寿寺》致敬了《寒冬夜行人》这个众所周知），风尘三侠在荒诞世界里寻找指望但与王二一样终于没有指望；王仙客使尽一切智慧试图跟一群掰扯不清的人掰扯真相最后还是靠蛮力威吓解决了部分问题；以及王二与陈清扬的故事。
轻盈在讲故事的口吻，有趣在主角们的命运仿佛荒诞喜剧。在读者慢慢地与主角共情之后，会体会到悲伤。
我估计不止一位读者，会经历类似的情感：
“王二好好笑→逐渐笑不出来→王二竟是我自己！”
好像有点跑题了。
说回语言。
《青铜时代》开头，王小波有篇著名序文，《我的师承》。
他大夸查良铮先生的译诗《青铜骑士》，赞美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情人》。认为小说可以有诗歌般的韵律。
对前者，他赞美的例子是：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不喜欢的例子是：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这两者对比，挺明显的了。
王小波自己的小说，只举一个例子，《黄金时代》的结尾：
陈清扬说，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在人保组里，人家把各种交待材料拿给她看，就是想让她明白，谁也不这么写交待。但是她偏要这么写。她说，她之所以要把这事最后写出来，是因为它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
这段读来，字句极质朴，也没有刻意抒情，但流畅得很？
容我分一下行：
陈清扬说，承认了这个，
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
在人保组里，
人家把各种交待材料拿给她看，
就是想让她明白，
谁也不这么写交待。
但是她偏要这么写。
她说，她之所以要把这事最后写出来，
是因为它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
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
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
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
孽、写。
看、欢。
白、待、来、坏。
上、样。
十二行，四个韵脚。
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不知道。
但效果是，他写的句子，没有“彼得的营造、庄严的外貌”这么整齐，却有自己的韵律在。
上面提到了，王小波还推崇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杜拉斯《情人》。
他在另一篇随笔里如此写过：
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看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开始，到结尾的一句“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带来绝望的悲凉终，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
——题外话，这段陈述的后半，断句分行：
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
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
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
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
花上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
比旧的好得没法比。
句尾：握、过、落、索、说。
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不知道。反正如果您读着流畅，那应该不是偶然。
说回这段的意义。
王小波认为《情人》的妙处，是叙事不按时空顺序展开，另有内在逻辑，维持着整篇的叙述。说得极妙。
《情人》极卓越处：杜拉斯没有按一般回忆小说的方式写，没有回到过去，一板一眼地叙述，而是从已经老去的自己出发，虚构出一副回忆的语气，小说前半段，不停回环往复地念：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我才十五岁半。就是那一次渡河。”
“看看我在渡船上是怎么样吧。”
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的《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提过一点：
杜拉斯在《情人》里使用的手法，使读者产生了现实主义幻象，让读者误以为那是自传，以为杜拉斯真在跟你说着话，回忆往事呢。
然而《情人》里的“我”，依然是个虚构小说角色。
杜拉斯后来谈《物质生活》时说起过，她很重视声音。她曾希望达到的效果时，自己字句的声音能不停在读者脑海里缭绕。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也是如此。
小说开头，他不停地以这几句开始一个段落：
“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
“倒退到二十年前，想像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时的情景。”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正在河边放牛。”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
《黄金时代》里的王二，依然是个虚构角色。
但经过他这样，立足于此时、反复多角度回忆当时的手法，读者也逐渐接受了：
王二可能是个真人——虽然明明是假的——所以王二回忆时，搞点抒情与回忆也是合理的。
如此，他就不需要谨遵时间顺序线性叙事，而能安排更自由的叙事方式了。
那段著名的：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其实出现在小说叙述的过程中。乍看会显得横空而来。
但因为我们接受了“这本小说是王二的回忆”，又急于知道“王二和陈清扬还没搞在一起，他当然得生猛吧”，所以觉得这一段感叹也自然而然。
于是也就接受了《黄金时代》这看似自由，其实紧凑的叙述。
回头看看，《黄金时代》与《情人》虽然调子气质全然不同，但叙述方式与叙述逻辑却有共通之处：
始终没有真正投身于过去，按时间顺序讲故事，始终站在“此刻”，以“我”的角度，用看似回忆的调子和情感，支配着故事叙述。
类似的，《红拂夜奔》里解数学题、在大学里被排挤、跟小孙合居的王二，也是个小说虚构人物。他的遭遇与他叙述的风尘三侠，是彼此映照的。
包括《万寿寺》结尾，主角“我”绝望地感叹“这是因为，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上前往湘西风凰寨的不归路。薛嵩要到那里和红线汇合，我要回到万寿寺和白衣女人汇合。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然而那个主角及其失忆的过程，也是虚构的——顺便，不知道您发现没，《万寿寺》结尾这几句，又不无巧合地，押韵了。
即，王小波写的小说，乍看满嘴骚话、晃荡飘忽，甚至还在不止一篇小说里，让王二自称流氓土匪二百五；但回头看看，如此的王二，如此的叙述方式，才让读者觉得亲近，让读者们慢慢地与王二达成共情。
王二可能是个被小孙或陈清扬骂、被小舅妈和小转铃欺负的大个子，但写小说的王小波，对小说的技法和套路门儿清。
不妨说，他在用自己的韵律、自己的叙述方法、自己的声音，耐心地营造自己的世界。
我觉得，他的小说，其实也当得起这样的形容：
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