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殿堂 | 纪年铭文“神爵二年”的古酒盛器到底该如何断代？

昨天《收藏殿堂 | 汉代古酒盛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必大捷”铭文解谜》的随笔收到几位读者留言，对断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归纳有以下几种：

（1）认为的确是汉宣帝刘询神爵二年的，留言内容“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本人检测该罐是前60年之物，一年不差。相信现有的检测仪也会是一样的结果。作者辛苦了，谢谢你！”

（2）认为是新的，留言内容“就是个新东西！这种红花釉清（包括清）都没有出现过。而最近几年却大量出现，酒瓶、仿西方国家镶铜等很多。我本人也大上其当）”。

（3）认为是元明时期的，留言内容“从造型胎釉等综合看，文中器物呈元末明初特征，不排除是寄托款。文中器物是淘练精细的麻仓土胎，朱砂红斑釉，不是铁锈红釉，至少是明代成化之前。”“看胎似元代”。

（4）认为红釉的历史跨度大，不好说，留言内容“红釉窑变罐子，穿越性极大，釉色胎底不老，很难有说服力，又是无解东西。”

（5）认为是清代的，留言内容“典型清康熙时期的酒罐，所刻铭文为古代典型的星象吉利用语，历史文化的一脉相承，此罐此文甚为可嘉。”此外，有大藏家也认为是清代的，因为清代有类似的器形和釉。

（6）认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必大捷”是曲解，留言内容“中国一词，最早于清末出现，起于反清革命党，是日本取得，可以查”，“正确的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必大捷！”

对于几种看法探讨如下：

第（1）种看法支持是到代的，认为就是神爵二年的，理由是做过量子检测，该罐就是前公元前60年之物，一年不差。如果有人也对同类器（有神爵二年记年的）做过量子检测的，年代结果是否一样，希望留言，供大家参考。

第（2）种看法认为是新的，并说这种红花釉清代没有出现过，这需要起码的古陶瓷经验了。第（4）种看法的读者说得很对，红釉的历史跨度很大，清代不是没有，相反清代早中期很多，例如铁锈红、豇豆红就是这类。昨天文章中贴了几张清代铁锈红的图片，下面再附上几件豇豆红釉的图片就知道了。

（康熙豇豆红器）

（雍正豇豆红苹果尊）

第（3）种看法认为是元明时期的，下面把汉代和唐代的盛酒器的底部照片附上，作对照比较，看看胎土和成形工艺特征是否更接近呢？

（汉代建元二年古酒盛器）

（大唐贞观年古酒盛器）

第（5）种看法，认为是清代的，理由是器形和釉都是典型清康熙的特征，所刻铭文为古代典型的星象吉利用语。关于红釉（铁锈红、豇豆红）不少，而且与此罐的釉很近似。但是，因为红釉的历史跨度很大，所以这一点可作为重要参考条件，还需要其他证据来加强支撑，例如谁有清代器物上有“星象吉利用语”发来照片参考一下最好。

第（6）种看法，认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必大捷”是曲解，应该读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必大捷！”的确，古籍中没有标点符号，断句是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事。

6-1）《史记·天宫书》中有“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6-2）《资治通鉴》中有“六月，有星孛于东方。赵充国至金城……”的记载。

6-3）汉宣帝刘询当时下诏内容有“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的记载。

6-4）“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句是在完整的护膊织锦上，而“讨南羌”是在另一块残缺织锦上，只不过缺少“必大捷”三个字。

（完整护膊）

（另一块彩锦的残段，有“讨南羌”三字）

可见“东方”二字是不可断开的，所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必大捷”应该是对的。

以上是读者留言的归纳，下面是笔者提出的思考题：

（1）如果说是汉代以后任何朝代的寄托款或星象吉利用语的话，这需要理由支撑。因为发生在汉宣帝刘询神爵一年到二年之间的征讨西羌或南羌的战事，规模之小、时间之短在中国历史甚至在西汉历史上都不是什么大事件，对历史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如不查阅史籍都不知道这个小事件的存在，何以值得后世纪念？

（2）如果不是1995年10月中国—日本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墓地发现了带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彩色织锦的文字，至今世人都不知道有这句话的存在。史籍全无记载的话素，缘何汉以后的各个朝代在瓷器上表现这句话？

（3）汉字的间架结构随着历史的变迁，变化很大，尤其是青铜器时代的文字变化更是大，因此，根据汉字字形和间架结构可以缩小时间跨度。此罐上的字体有两个特征：

3-1）和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彩色织锦上的文字完全一致。

3-2）和汉代印文上的字体完全一致。

然而，任何后仿的作品，文字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很难想象后世任何朝代能够精准到所有文字都采用汉代的书写特征文字。

本文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愿意留言的请心平气和地留言；不屑一顾的弃之而去即可。古玩，在于玩、在于兴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