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三 | 水月庵里写春秋（52）
改革开放之后，西装逐渐在国人中流行起来。我第一次穿西装是在1982年9月底。我在黄田畈市场上花15元钱买来了一套灰白色带浅格的西装，配上白色的假领，虽然没有领带，但仍很帅气。在房间里，我拿起镜子照了照，整整了衣服，才往教室里走去。
一进教室，学生们都把眼睛瞪大了，有的学生口里还发出“啧啧”赞叹声，我脸带微笑，慢慢地在教室间踱着步，一些学生的眼睛随我而动，他们好像不曾认识过我似的，我全不在乎。我认为，教师的仪表美很重要，不修边幅的人，学生是不欢迎的。
周四是我课最多的一天。我教的三丁、三甲两个班本来就有4节语文课，由于英语老师外出，叫我代一节课，全天成了6节课。不等下课，我就累得不行，一下课，回到房间，我就躺倒在床上，用手枕着头，眼睛呆视房顶，头晕乎乎的，后来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等到醒来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吃过晚饭了，室外已经黑暗了起来。
星期一晚上是雷打不动的教师例会。会议安排正常事务之后，还讨论“上午要不要排四节课”的问题。在此以前，上午都排三节课的，有教师提出：很多学校上午已经排四节课了，我们学校也要仿效学习。因此许校长把这个问题拿到教师会议上来讨论了。
许校长一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教师反映极为强烈。林江麟首先发言：“现在学校到校时间是七点，如果要上4节课，学生要六点半来校了。在来校前，要起床，吃饭，走路到学校。路远的起码五点钟该起床了。现在还好一点，要是到了冬天，天都没有亮。出了问题谁负责？”
“太早了，农村里干活也没有这么早的。”许昌金说。
许基平说：“又不是到野山去斫柴，用得着这么早，而且是天天呀，冬天谁会这么早起来？读读书都要这么辛苦，爷娘也爬勿起来。”
许创生说：“我们又不是城市学校，我们是农村学校，学生要走路来校的，天都没有亮让学生走路来读书？实际一点好了。”
大多数老师都反对上午排4节课，认为这个问题有待认真考虑，日子快到寒露时节了，白天时间越来越短，冬天更困难，大家一致认为农村学校没有必要向城市学校学习的。
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做出什么决定来，最后不了了之，上午仍旧按3节课上。
80年代初，国家提倡办企业，霎时，社办企业、个体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涌现，本来已经很紧张的电力雪上加霜，供电所动不动就拉闸，停电成为学校里的常态。
晚上，我正在房间里改作文，忽然，电灯熄了，学校顿时成了黑暗世界，漆黑一片。大家纷纷从房里跑出来问：“停电了？”
有人答说：“停电了。”
于是大家从房间里出来，聚在一起，说说话，或在等着电的来临。
也有人说：“作业没有改完。”只好点起煤油灯继续批改作业。没有煤油的，就提着灯去总务去加煤油，如果没有煤油，总务处就给蜡烛。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继续改着作文。突然，“扑”地从窗外飞进一个蟋蟀来，跳在我的书桌之上。它稍作停息，又在桌面上蹦来跳去，我屏息静气地瞅着它的表演，它似乎很得意。一会儿又蹦着朝有光亮的玻璃窗撞去，错觉使它迷失了方向。我静了静气，悄悄地靠近它，并用手指猛地掐过去——它被捉住了。
瞧，它两只乌溜溜的眼睛直转，宽大的前脚像两把宽钳子，敲木鱼般地捶着，后脚有力地踢蹬着，黄黑色的翅膀扑扑地振动着，嘴里发出“吱吱”的叫声。我不知它是高兴呢，还是死亡前的哀号。
对于这些生灵，我向来没有同情之心，如同抓住老鼠或蟑螂一样。每每抓到，总是用火来烧死它，以泄对它们的愤恨。我把它的头凑近煤油灯，它的四肢在挣扎着，翅膀试图飞起来，但被我用手指捏着，它根本无能为力，不一会儿，它就一命呜呼了，我旋即把它丢到门外去，继续改着我的作文。
我和郭老师、冯老师是同时分配到洪塘中学的大学生，三人相处得也非常好，课余也经常一起散步，可谓是同事中最为要好的人，一些老师见我们这么团结一心，甚是羡慕。我们之间没有因为私利而勾心斗角，有的是互相支持和鼓励。虽然有时也会为某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还不肯罢休，那也是为了问题而争论。我们从不进行人身攻击，争论归争论，争论结束，又和好如初。这应该得益于我们心灵上的坦荡和无私。
有一天，为了种水稻每平方米合理密植的事又绞上了。我认为每平方米种25垦比较好，郭老师认为太密了，株与株之间相距30厘米较好。
我还拿出我的依据来：亩产量=每亩穗数×每穗粒数×千粒重（克）÷1000。穗数少，要产量就是一个空想。
郭老师说：“过度密植时，虽然群体大，穗数多，但因植株个体之间争光、争水、争肥等，最后导致穗粒数显著减少，千粒重降低，所以不会高产。”
我说：“那每平米种四垦好了，这样地上通风透光良好，地下肥水充足，个体得到充分发育，穗粒数多，千粒重高。”
他说：“你这来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了。我们要强调穗数，又要重视每穗粒数和千粒重，所以要强调合理密植。”
争来争去，因为大家都不是农学家，谁也说不过谁，只是冯老师像个劝说婆，我这里劝几句，郭老师那里压几句，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
欢迎点赞和留言，欢迎转发和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