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晚清北京城的书法家
壹、 风雅南纸店
如果你走进北京前门大街粮食店胡同，很容易找到这家老店，门脸已经在近年重新整修，民国风格的商业建筑，青红两色砖墙，砖雕装饰的字号赫然镌刻着“永太和南纸店”的字样，两侧还有带着老味的广告语“珠帘卷雨”、“画栋飞云”，风雅极了。
这些雅句其实是一种广告词语，文句和书法都浸透了浓郁的文化韵味。这些题字就出于那时的大书法家冯恕（1867-1948）。
当然这里现在已不是什么南纸店了，但不妨碍我站在它面前想象当年的气派。南纸店这一名称在世间已经消失好多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开始，这类的南纸店多被“文具店”等名称取代。
文具店等同于南纸店么？可谓既相近，又相远。文具店所经营的商品，笔墨纸砚之类，南纸店里都有，但反过来却不行。譬如，南纸店里有书画家“挂单”，代卖他们的字画 ，顾客可以当场买走现成的作品，也可订购，提专门要求，譬如您要给某位过生日的亲友送幅名人字画作为寿礼，需要写上对方名字，那么好了，从字画内容、形制到双方名字以及关系一一给店家交待清楚，到时您来取东西就齐活了！
南纸店里还可当场买走或订购其他品类专门家制作的文玩，民国时琉璃厂的“三绝”：张志鱼刻扇、张寿丞刻铜和朱友麟刻瓷，就都分别在他们挂单的南纸店出售或接受订制。其实并不限于“三绝”，还有不少优秀的文玩制作家在南纸店出售雅物，砚台、笔筒、镇尺之类都极具个性，成批生产的“大路货”是不招人待见的。
每家南纸店都有自己熟悉的书画家、篆刻家和文玩制作家，提供着包括裱画、代书等业务的服务，同时也拥有信任本号的买家，可以说，南纸店背后是整个一个文化艺术系统在支撑。书画家的主要销售渠道，就是南纸店。顾客仰慕哪位艺术家，不用费劲托人去找，直接到南纸店按笔单订购即可，而在很多情形下，是有现成的书画可当场买走的。如此说来，南纸店实际上兼做着画廊的业务。
鲁迅先生在文学之外，还是一位玩家，尤其钟爱碑帖，买过大量古碑拓片，同时对文人传统爱物极有兴趣，闲时曾在多家南纸店淘过印制精美的信笺。鲁迅不但独具慧眼，而且乐于奔走张罗，力主以传统木刻套印工艺制成《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使我们能够看到几乎是登峰造极的工艺水平。《十竹斋笺谱》被鲁迅先生称为“明末清初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对日本浮世绘乃至近代西方艺术都产生过深远影响。除了多彩木刻印制，还需要凹版压制，极为细腻，如果你没有近距离捧读过那些笺谱，很难想象以往文人手里的文化消遣竟然精致到那种程度。
南纸店出售的各种宣纸、笺册为南方出产，故有南纸之名。纸只是其中一部分商品，信封、信纸、账簿、册页、寿喜屏联、文房四宝、绘画颜料、章料折扇等等俱有，是一个文雅气息浓郁的地方。而冯恕则是为这些南纸店题写匾额的人。称冯恕为书法家中的书法家，并无不妥。大家心里肯定是服气的，冯字雍容大度，雄秀厚道，适合大多数人的口味。您想想，店里挂着齐白石、张大千、徐燕孙等人的字画，门楣上的牌匾若不相配，能行么？那时流行着一句话：“无匾不恕”，可见冯恕在京城所题匾额之多。
粮食店胡同这家由冯恕题写牌匾的南纸店曾在很长时间里被灰泥遮蔽着，竟得以保存下来。其他南纸店除了名声特别大的几家，譬如清秘阁、荣宝斋等，余者或改行或消失，所以，当书画界老人儿说起“无匾不恕”的老话时，您得费神去找找。其实也无可怪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也是一种规律。当初，张一元茶庄、同和居饭庄的字号牌匾，都是冯恕所题。冯字出自颜体，端庄敦厚，这是宜于题匾的最佳字体，有些体式的书法并非不佳，但一上匾额，难免气场不足。
贰 、进士翰林实业家
说起来，冯恕先生算得上一代风流。他出生于1867年，1948年去世，字公度，号华农。从根子上说，祖籍浙江慈溪，寄籍河北大兴，1928年大兴划归河北省，1958年重新归回北京管辖，所以，冯恕也可以算是北京人了。他是光绪年间进士，入翰林院，历任海军部参事，军枢司长和海军协都等职，还跟随海军部大臣载洵赴英、美、法等八国考察，是见识过大世面的人。民国后定居北京，从事实业及书画、古玩的收藏和鉴赏。
作为实业家，冯恕与人合作，创办了北京第一家民企股份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担任公司经理。袁世凯时期所设立的巩县兵工厂，也是他所谋划。1912年华商在司法部街开办电气学校，冯恕为校董，为我国培训了第一批电力骨干人才。
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05年，由冯恕等人募集股金8万两白银创立，冯恕任总办，第二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兴建前门电厂，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其后又建成石景山新厂，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供电，1933年又扩建了青龙桥变电厂，1936年全市用电户已达到4万多户。京师电灯公司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发电厂， 1921年在司法部街开办了电气学校，冯恕为校董，直到1940年京师电灯公司被日本侵略者强行收购为止，冯恕一直为这家为北京提供电源的公司做着自己的努力。
冯恕还曾任大清海军部军枢司司长、海军协都统等官职，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学士，而是有管理实务才能和经验的实业家。清朝结束统治后，朝臣一哄而散，有些人回归故里，有些人做了赋闲遗老，有些人走向逆流，譬如同是书法高手的郑孝胥。只有少数人顺应时代大潮，开启了另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张謇、冯恕就是这样的实干家。
从晚清到日寇侵华之前的近20年时间里，冯恕看准电气必将成为重要的民生之需，在正阳门下开创着京城第一家电灯公司。点亮北京城，告别昏暗旧街衢，是从冯恕以及他的同事们所开创的电气事业开始的。现在的北京电力公司就是由当年的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而来的，今天，当我们行走在华灯璀璨的北京大街上，欣赏着五光十色的京城现代化夜景，应该不忘晚清那些为点亮北京而付出努力的创业者们。
叁、 著述 街市书法之外
晚清民国时期，很少有“纯粹”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正业之外的顺手拈来。他们那一代人的书写功底是从幼时开始建立起来的，有着严格的基本训练，“童子功”非常过硬。
冯恕是著名书法家，一生钟情颜体书法，从楷书到行书都颇有建树，对楷书致力最多。当时北平的商号匾额，多出自其手书，有“无匾不恕”之语。昔日大栅栏“张一元茶庄”和西四“同和居饭庄”等多处老字号牌匾，均为冯恕之笔。冯恕给有些商家所题匾额是镌刻在砖匾上的，虽然风雨剥蚀，但还留存下来，反倒是那些光鲜亮丽的木匾销遁于无形了。冯恕书法温厚从容，在砖匾上尽管笔画有所残损，却格外增益些许苍古韵味。走在北京胡同里，如果偶然看到那样一幅或一组砖匾，足以令人停下脚步欣赏玩味一番的。一座古老城市的文化就是这样默不作声地弥散着经久不息的魅力。
冯恕著述有《石鼓观谱》、《庚子·辛亥忠烈像赞》和《蕴真堂法帖》等行世。近年拍卖市场还曾出现过民国时期的《冯氏蕴真堂初拓本》，一函四册，首册有朱印《大兴冯氏蕴真堂石刻目录》，署“丁卯秋八月大兴冯恕公度叙次”，末册尾刻丁卯年冯恕跋。全书为冯恕遴选元代以前墨迹未尝刻石或石已湮灭者模勒上石，计三十余种，其中有袁励准藏米芾书《向太后挽词》、叶恭绰藏赵孟頫书《胆巴碑》及唐颜真卿书《裴将军诗》，苏轼书《三十三年词》，米芾书《明道观壁词》、《神光告梦帖》、《岱岳只尺帖》，宋徽宗书《圣赞记》，宋赵抃书札和元赵孟頫书札等唐至元名品。
《庚子·辛亥忠烈像赞》是冯恕在1934年编辑的一部从清廷角度记录1900年庚子事变、1911年辛亥革命中亡故的清朝官员的图文书籍。“像赞”是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殊文体，配合为故去者绘制的人像写出褒扬之语。作为私人行为，往往是请高德士绅为自己的祖先撰写；作为社会行为，则是对历史名人所做赞语。照相术传入中国之前，画像是记录人物容貌的重要方式，有专业画家从事这一行当，很早就在社会上通行，而为像题写的赞语则往往文采焕然。宋代曾巩曾为王安石题写像赞道:“君与丹青两自身,世间流转会成尘。但知此物非他物,莫问今人犹昔人。”作为同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人物，这是很有趣的逸闻，有人还据此反驳了历史上关于曾、王二人关系不睦的说法。像赞有时还作为国家行为，2015年，拍卖市场曾上拍一部从法国流回的乾隆皇帝《御制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其中记录的是1787年至1788年，乾隆皇帝命福康安率兵平定台湾林爽文、庄大田叛乱后，敕命绘制功臣像，他亲自撰写赞文，表彰平叛功勋。此次现身拍场的这部画像及赞以7475万元人民币成交，创造了2015年春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纪录。冯恕为晚清诸人所做像赞可算这种特殊文体的遗响了，全书分为两册，按照通例，每个人物前列遗像，后附小传及赞。第一册收死于庚子事变诸臣32位，第二册收死于辛亥革命诸臣36位。
第一册为《庚子殉难诸臣》，居于首位的是徐桐之子侍郎徐景澄，徐桐为慈禧重要亲信，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他见大势已去而自缢身亡，然而联军要求处死其子徐景澄。联军向清廷提出惩杀官员的清单有170多人，俱为主战一方，最终朝臣和地方总督、巡抚等官员处死或革职的百余人。三十年后，冯恕将这些官员中的主要人物编进了《庚子殉难诸臣》。
第二册为《辛亥殉难诸君》，录有辛亥革命之际为朝廷卖命抵抗革命新军而死的官军首领等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是1912年被革命党刺杀的良弼。良弼是镶黄旗宗社党首领，反对与革命党议和，坚决主张镇压，遇刺两天后不治身亡，临死言：“我死，大清遂亡。”果然，十天后，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冯恕曾为朝廷大臣，任海军部参事、海军部军枢司司长、海军协都统等职，对大清有其不舍的感情，难怪编辑出此书。
《石鼓观谱》是冯恕另一部重要著作。他历来潜心书画鉴藏，庋藏古籍甚多。1924年冯恕邀请号称“关中刻石第一人”的西安名家郭希安留京，刻《蕴真堂法帖》、《纂懿流光录》两种，共计68石。又将冯氏所藏二百余方端砚、歙砚刻上金石铭文以及其他碑志，达七载之久。
肆 、保护毛公鼎的功臣
冯恕最有名的收藏当然要数著名的西周青铜器“毛公鼎”了。此鼎曾流失民间，得到消息的美英日意奥等国的古董商云集北京，欲出高价购买。冯恕与叶恭绰、郑洪年等奔走集资，三人变卖家产，合伙买下了毛公鼎，拯救国宝于危难。
该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内壁铸铭文32行、499字，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其内容是记载周宣王告诫及赏赐大臣毛公的策命辞，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价值。毛公鼎被誉为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之一，其重要意义可想而知。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毛公鼎发现之初非常偶然，那是清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一个农民在田里平整土地时，在一块大石头下面看到了这个铜鼎，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很多字。事情传出，很快有古董商来到他家以300两银子的价格买走了这一宝鼎。古董商当然比那个农民更知道宝鼎的价值，于是以高价卖给了大收藏家陈介祺。清代《大清律例》规定不许私人收藏出土铜鼎一类珍贵文物，陈介祺极其低调珍藏，秘不示人，就连毛公鼎的铭文拓本，也只在得鼎之初拓了四份。目前，国内仅存两件毛公鼎铭文拓片，每件都已是不售之价。
毛公鼎释文一经面世，许多学者著文论述，凡研究金文的专著中都少不了毛公鼎。
陈介祺得到毛公鼎仅一年多，其母病故。咸丰四年，他借母亲病故、回乡奔丧的机会，辞官回归故里，专心致力于古物的收藏与考证。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并进行了重要考释。1884年陈介祺病逝后，他的孙子卖掉了宝鼎，几经周折，宝鼎曾落到清朝官僚端方手中。辛亥革命时端方被杀，宝鼎被端方小妾典押在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受到国外古董商觊觎，冯恕感觉到宝鼎有流失海外之危，于是联合叶恭绰、郑洪年斥巨资将宝鼎留在国内。日寇侵华时期，日军为得到宝鼎曾拘捕叶恭绰家人，所幸叶家设计瞒过。抗战胜利后，毛公鼎归于民国政府，后被带往台湾。
如今，毛公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陈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
冯恕晚年鬻字为生，常常濡墨书写至深夜。冯恕去世后，家人遵其所嘱，将所藏147件古玉、石屏、古砚等文物以及17650册图书全部捐献给国家。1950年，文化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和丁西林向其后代颁发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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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冯恕等人成立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首先在东城安装了官办路灯，管理路灯的官员叫稽查员。从此，北京开始了有电灯照亮街道的历史。以后，安装了电灯的街道逐步多起来。清宣统三年(1911)，北京城内7个区的街道路灯中有电灯600多盏， 1943年，北京最后一批87盏煤油路灯被电灯取代，煤油灯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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