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集藏150年｜博德博物馆钱币收藏的历程及思考
在柏林的博德博物馆（Bode-Museum）和柏林旧博物馆（Altes Museum）中展出着约5000枚钱币，这只是柏林国立博物馆系统（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的54万枚钱币集藏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德国最庞大的钱币收藏之一，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10.2万枚古希腊币、约5万枚古罗马币、16.9万枚中世纪至今的欧洲钱币、3万枚伊斯兰和东方钱币，以及3.2万枚章牌构成了这批藏品的主要部分。除了钱币和章牌，柏林的钱币集藏还包括中世纪以降的封印、原始形态的货币和部分纸币。这里还收藏着2万多件模具、钱范和其他铸件。
博德博物馆（来源：作者拍摄）
2018年11月23日至2019年10月27日，博德博物馆举办了“钱币集藏150年：“币✦章✦人”特展（150 Jahre Münzkabinett - Münzen, Medaillen, Menschen），本文作者参观了这个特展和博德博物馆的其他钱币收藏。在网上以“博德博物馆 钱币”为关键词搜索，得到最多的结果是2017年3月的一场事故，该馆租借的一枚加拿大皇家造币厂的100公斤枫叶金币被盗。这件事的最新进展是四名嫌疑人在2019年1月受审，但金币仍然下落不明。除此之外，关于博德博物馆钱币藏品的中文信息就寥寥无几了。作者在本文中将以现任总监Bernhard Weisser的《150 Years of the Münzkabinett Berlin. People – Coins – Medals》一文为主要参考，梳理这批钱币集藏的历史脉络，总结参观后的感受。
柏林的钱币集藏最早可追溯到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1535-1571），他的藏品直到1616年才有了详细目录。在三十年战争中，约阿希姆二世收藏的钱币不幸遗失。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为了自己的形象，同时也兼顾兴趣所在，重建了“古物收藏室”（Antiquitätsstube）并将1.2万枚币章藏品移至柏林。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即后来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任命藏品监管人Lorenz Beger整理编纂藏品目录。1701年，三卷本的《Thesaurus Brandenburgicus Selectus》正式出版。这是最早的德意志贵族的文物收藏目录，也是公认的约翰·温克尔曼之前最重要的艺术史文献。
腓特烈一世去世后，王室的钱币收藏走向低谷。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一世和孙子腓特烈二世致力于提高普鲁士的军事实力，对艺术品收藏兴趣寥寥。腓特烈二世去世后，继承普鲁士王位的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重拾文化艺术，柏林的文艺活动在他的赞助下欣欣向荣。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04）在即位的第一年就宣布王室收藏的文物和艺术品属于国家财产。文物和钱币集藏总监让·亨利重新将王室收藏的钱币整合到一起，计划运往柏林城市宫的艺术室保存。
但是这个计划因拿破仑战争而被迫终止。1806年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失败导致柏林被法国军队占领。根据拿破仑的命令，法国考古学家多米尼克·德农将12363枚钱币作为战利品运往巴黎，剩下的则被腓特烈·威廉三世逃往梅梅尔（即克莱佩达，属于立陶宛）时带走。拿破仑失败后，被劫掠到法国的钱币又回到了柏林，但仍有部分遗失，其中包括2000枚品相上乘的古罗马铜币。
在维也纳会议的框架下，欧洲保持了相对持久的和平状态，这也是欧洲的现代国家形态逐渐成熟的时期，作为政府统治和规训的手段，现代博物馆也应运而生。1797年，考古学家、艺术学教授阿洛伊斯·希尔特建议在柏林修建一做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作为社会教化的机构。热衷艺术的腓特烈·威廉二世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提供了赞助。希尔特在菩提树下大街选址（即今天新哨岗的位置）并草拟了初步方案，但这个计划被拿破仑战争打断。兴建博物馆的计划在战争结束后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为了扩大钱币收藏，让·亨利在经过长达7年的谈判磋商后，将Peter Philipp Adler的2.8万枚钱币全部买下，只花费了这批钱币金属价格的1.5倍。
1830年8月3日正值腓特烈·威廉三世60岁大寿，卢斯特公园的王室博物馆（1845年更名为旧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宏伟建筑产生的视觉冲击昭示着国王在政治、宗教和文化领域无可辩驳的法统。在让·亨利的主导下，钱币集藏被移至博物馆内。从1822年起，Heinrich Bolzenthal负责后古典时代的币章，亨利是他的助理。Bolzenthal一直致力于维护钱币的独立地位，他成功地为后古典时代币章争取到了独立的展厅。1835年，钱币集藏划归图书馆员莫里茨·皮德尔管理。
Franz Alt绘制的王室博物馆水彩画（来源：bpk/Kupferstickkabinett, SMB, Jörg P. Anders）
到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时，古代钱币集藏已经有2.6万枚，其中古希腊币6510枚。也是在这一年，尤利乌斯·弗里德兰德（Julius Friedländer）来到博物馆成为无薪志愿者。弗里德兰德曾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学习，并与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游历意大利。1840年，弗里德兰德以一篇“北意大利的拜占庭和中世纪钱币”的论文获得基尔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父亲本诺尼·弗里德兰德（Benoni Friedländer）是一位显赫的收藏家，与币商、藏家和学者来往不断，耳濡目染下，年幼的尤利乌斯已经对钱币略知一二。莫里茨·皮德尔很快就发现了尤利乌斯·弗里德兰德出色的能力，他委任弗里德兰德全面整理所有钱币藏品，后者拣选出伪品，并将部分副品委托给拍卖行出售。弗里德兰德对收藏也颇有门道。他注意到藏品中还有尚待填补的空白，尤其是古希腊钱币。于是他草拟了一份所需藏品清单，利用休假时间前往意大利收购藏品。在父亲的资助下，他在意大利待了30个月，为博物馆筹集了3356枚稀有的古希腊币。他此行不但对钱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和币商建立了联系网。这时的他终于不再被父亲的光环笼罩，证明了自己的专业能力，有了自己的社交圈，这些都将成为他日后的资本。
1850-1851年，钱币集藏的首部目录出版。在进入柏林旧博物馆工作17年后的1857年，弗里德兰德作为皮德尔的继任者收到了第一份工资。这时的钱币集藏已经可以通过国家资助来扩大收藏范围。当时的钱币学家Hermann Dannenberg这样形容1840年后的博物馆钱币馆：“我经常参观博物馆，和尤利乌斯·弗里德兰德博士走得很近，他当时是古币部主任皮德尔博士的助手，因为皮德尔工作繁重。这两位先生对待我这个如饥似渴的学生非常友好，尤其是弗里德兰德，对他提供的各种帮助我无以言表。”
尤利乌斯·弗里德兰德（来源：wikipedia）
进入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决意将德意志统一方案付诸实践。1864年的普丹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告终，俾斯麦故意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埋下隐患，目的是为了日后策划与奥地利的战争。战争让国家对金属的需求量大增。1865年，博物馆总监伊格纳兹·冯·奥尔弗斯公开请愿要求将钱币运往柏林以免被熔化，他向政府人员保证“对这些珍稀的钱币而言，留下比熔掉更值钱”。冯·奥尔弗斯请愿的目的不仅是要留下藏品，更是为了学术研究。
这是明谢贝格财政部的钱币窖藏，装满了柏林皇家造币厂生产的17-18世纪银币（来源：作者拍摄）
1868年，弗里德兰德28年专心致志的工作终于获得了认可：旧博物馆的钱币集藏独立成部，普鲁士国王任命他为钱币部总监。次年，古代史学家Alfred von Sallet加入管理团队。从1873年至1875年，钱币集藏迅速发展壮大。1873年，von Gansauge中将的遗孀将他收藏的古代和中世纪钱币连同一笔大学津贴捐赠给钱币集藏；同一年，英国将军Fox捐赠了他收藏的1.15万枚古希腊钱币；最后，钱币集藏获得了维也纳的比德尔曼藏品中的古罗马章牌。尽管19世纪前期筹集的藏品仍然局限在普鲁士附近，但现在弗里德兰德已经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可以获得品质更好的藏品。此时目录更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藏品更新的速度。1876年，钱币集藏从英国上校Guthrie那里获得1.5万枚东方钱币，弗里德兰德随之任命了第三位业务主管Adolf Erman负责伊斯兰钱币。随着藏品的增加，存放空间变得愈发有限。1879年，一个由弗里德兰德为首的四人委员会决定调整策略，以购买、出售副品、交换等方式整合资源。到1880年，钱币集藏的古代钱币总数已达9万枚，是1840年的三倍多，古希腊钱币从6510枚增加到5.7万枚。其他项目也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明显进步。当弗里德兰德1884年4月4日去世时，他已经为博物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弗里德兰德去世后，42岁的Alfred von Sallet接手了钱币部。Adolf Erman、Julius Menadier和Heinrich Dressel三位学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兼备的业务主管负责藏品。von Sallet认为出版目录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1888-1889年，他首先出版了色雷斯和马其顿钱币目录；1894年，Dressel出版了意大利钱币目录。1891年加入的东方学家Heinrich Nützel开始着手编写伊斯兰钱币目录。von Sallet去世后， Menadier和Dressel负责主要工作。1900年，博物馆从瑞士独立学者兼钱币学家Imhoof-Blumer手中购买了2万枚希腊钱币，加上不伦瑞克银行家Arthur Löbbecke的2.8万枚希腊币，博物馆的希腊钱币总数在1906年已有10.2万枚之多！
长久以来，柏林旧博物馆的钱币展厅深受展览空间不足的困扰。1904年，腓特烈皇帝博物馆（1956年更名为博德博物馆）的建成为钱币集藏提供了充足的空间。除此以外，新建成的博物馆还提供了工作室、走廊和演讲厅等配套设施。1904年，钱币集藏迁至腓特烈皇帝博物馆，Menadier按照地理和年代顺序，为中世纪和现代钱币设计陈列方式。如下图所示，1.2万枚钱币和章牌以玻璃橱窗的方式向观众展示欧洲钱币的历史，这种展览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Friedrich von Schrötter着手编写32卷中世纪和现代钱币目录，这项浩大的工程直到1930年才完工。
腓特烈皇帝博物馆内的钱币展厅（来源：Archiv Münzkabinett, SMB）
20世纪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德国的悲剧，也为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Menadier承担起鼓舞士气的责任，他发行了一系列爱国题材的纪念章。与旧时代的王朝战争不同，现代战争是比拼国家实力的总体战，德国人要忍受长达4年的战时经济。在战争陷入僵持的1917年，黄金储备告急，为了支援战争，德国政府再次打起了金属币章的主意。Menadier据理力争，他试图让战争决策者明白，作为收藏品的币章其价值和材质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他的努力下，6543枚藏品（含金量48千克）备完好无损地从帝国银行运回博物馆。战争时期想购入藏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反倒是各类战时代用币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
Julius Menadier和Heinrich Dressel分别于1919年和1921年退休，接下来挑起重担的是Kurt Regling。1924年，他出版了《作为艺术品的古代钱币》一书，在书中他用现代的研究方法梳理了古希腊钱币的发展史。1925年，重新获得了经费的博物馆将卡塞尔博物馆的钱币收入囊中。其他钱币项目也有显著进展。Regling任命Arthur Suhle主管中世纪部。然而，伊斯兰部和现代部的负责人一直空缺，直到1928年Josef Liegle被任命为古代钱币部助理。
Rudolf Bosselt雕刻的Julius Menadier纪念章（来源：www.smb.museum/ikmk）
1935年，最后一位经历过19世纪学术浸染的学者Regling去世，年仅59岁，导致钱币馆总监位置一度空缺，Arthur Suhle和Josef Liegle也不能有效地管理藏品。也许是这个小圈子过于封闭，旧时代的气质将纳粹主义风潮挡在了博物馆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躲避轰炸，钱币转移至佩加蒙博物馆的地窖，完好无损地保存到战争结束。然而，Josef Liegle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在1944年底被征召入伍。1945年4月25日，就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他在柏林附近的哈尔伯战役中失踪。
战争结束后，Arthur Suhle立刻重新投入工作。根据战后的分区占领方案，博物馆岛属于苏联占领区。1946年，苏军当局将钱币连同档案和图书一起运到苏联，这不是柏林的钱币集藏第一次面临灭顶之灾，所幸博物馆负责人没有无动于衷。Suhle筹集了新的藏品和图书资源，很快就重开了展览。幸运的是，苏联在1958年底返还了钱币和档案，图书却被留在了苏联。负责返还藏品的业务主管Joachim Weschke在1959年离开东德，定居在西德的法兰克福。苏联归还的钱币只有一小部分丢失，但顺序被全部打乱，馆方用了30年重新整理。
Arthur Suhle在1973年以75岁高龄退休，接下接力棒的是经济学家Heinz Fengler。Fengler是钱币部有史以来第一位没有在本部门工作经历且没有钱币专业背景的总监。在他的领导下，博物馆的藏品涵盖了所有的现代货币形态。1975年，职位长期空缺的东方钱币部再次迎来了新主管：Hermann Simon。他于1985年去职，这一职位空缺至今。
两德统一后，钱币部的第一任总监是Bernd Kluge，他早在1972年就进入博德博物馆钱币部作为研究助理，1982年晋升为业务主管。他在博物馆工作期间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发表了大量作品。据2014年的统计，他的署名文章有216篇之多！笔耕不辍的他至今仍然在坚持写作。2014年10月1日，在为博物馆工作了42年后，Kluge退休，继任者是Bernhard Weisser。Weisser在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是关于佩加蒙博物馆收藏的罗马帝国时期钱币。他的专业方向是古典时期考古学和古代史，2003年任钱币部希腊钱币部业务主管，2009年升任副总监。他在任期间最值得注意的成绩是完成了在线馆藏目录。由于钱币藏品数量庞大，有限的展厅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大量藏品在地下库房无缘一见。2017年，馆藏在线目录正式发布，3.5万枚钱币可以在线浏览，包括正反面高分辨率彩照和详细的技术信息。
博德博物馆钱币馆的在线目录（ikmk.smb.museum）
2014年，博德博物馆和柏林旧博物馆举办了新的常设展，并与柏林钱币学会（Numismatische Gesellschaft zu Berlin）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同一年，与大学合作的NUMiD项目使得高等院校可以发布他们的钱币藏品并建立信息数据库。博德博物馆也希望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国家开展合作。从1868年钱币集藏独立成部至今，柏林的钱币收藏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一代代学者和管理人员努力将这份文化遗产保存至今，殊为不易。本文作者也衷心希望博德博物馆钱币能继续将藏品传承下去。
尽管柏林的钱币集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藏品，本文作者在参观后仍然发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 对非德语观众不够友好。整个展厅除了每个展柜上的标题有英文翻译之外，所有文字信息都是德语，每个展厅门口供观众自取的tips也只有德语。不但如此，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一会说英语，作者无法通过他们更多地了解藏品。出版的馆藏精选币章也只有德语版，而同在博德博物馆的雕塑展和宗教展都有相应的英文图录。
博德博物馆出版的钱币藏品精选
2. 藏品的展览方式有待改进。博德博物馆的钱币仍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陈列方式，每个展柜中密集摆放了很多钱币，文字说明却只以德语标出每个钱币的名称。整个展厅给作者的感觉仅仅是藏品秀，而无法获取更多的知识，对想来了解德国钱币发展脉络的观众可能要失望了。
密集陈列的展柜（来源：作者拍摄）
3. 钱币保存状态不佳。博物馆的很多钱币经过严重清洗和抛光，钱币本身的光泽和状态荡然无存，底板在多次抛光后呈现精制或半精制效果，很容易产生错觉。当然，这并不完全是博物馆的责任。欧洲传统的钱币藏家偏爱清洗钱币，将其捐赠博物馆后一旦发生锈蚀，就不得不再次清洗，甚至抛光。而站在现代钱币藏家和币商的角度，这样做是对钱币不可逆的破坏，其价值大大降低。理念的不同也让藏家重新思考将藏品捐赠给博物馆是否是最佳方案。
两枚沙俄银币被过度清洗抛光（来源：作者拍摄）
Bernhard Weisser, “150 Years of the Münzkabinett Berlin. People – Coins – Medals”, International Numismatic Council, Compte Rendu 65, 2018, 17–39.
www.smb.museum/ikm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