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表】ISMN：中国乐谱出版物进入国际专业音乐市场的有效路径研究

优先发表

摘要 | ISMN 是国际出版业专门用于乐谱出版物的标准化标识编码系统。文章追溯ISMN 和国际ISMN 中心的发展历程，结合《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制定和在中国实施的相关情况，对在中国实施ISMN 编码系统提出可操作性建议，并指出在中国实施ISMN 系统不仅是中国乐谱出版物进入国际专业音乐市场的有效路径，也是适应乐谱出版未来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之举。

关键词 | ISMN；乐谱出版物；《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CY/T 8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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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及移动互联技术在音乐产业中的广泛运用，中国音乐产业发展迅速。据《2019 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1] 显示， 2018 年中国音乐产业总产值达到3747.95 亿元，同比增长7.98%。数字音乐、音乐演出、音乐版权经济与管理、音乐图书与音像出版等四项属于音乐产业的核心层，产值规模为813.47 亿元，同比增长5.28%，占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的21.70%。其中，一直处于领跑位置的数字音乐、音乐演出行业进入市场深耕期，增速有所放缓；音乐版权经济与管理产业增长迅猛，表现突出；音乐图书与音像出版产业企稳回升，音乐出版人致力于探索创新出版商业模式，提升音乐图书的品质与品牌塑造，并积极“与电视、网络、手机运营商等新技术媒体探讨合作的可能”^[2]。2016—2018 年，我国音乐图书与音像出版的产业规模分别是11.05 亿元、11.17 亿元与13.38 亿元，虽呈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增速缓慢，产值规模小，仅占音乐产业核心层总产值的1.64%。

就音乐图书出版而言，目前我国的音乐图书主要分为音乐理论图书与乐谱出版物两大类。以纸质为主的乐谱出版物占到所有音乐图书的半壁江山，其产业模式正向多维度、立体化、无实物载体复制、跨介质关联的融合方向发展。我国乐谱出版物目前仍使用中国标准书号（ISBN）作为其标准化标识编码，而中国标准书号（ISBN）资源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乐谱出版物的出版，其每年的出版规模仅千余种，体量较小。

在国际上，音乐作品和音乐出版物的编码系统主要包括国际标准音乐作品编码（international standard musical work code，简称ISWC）、国际标准录音制品编码（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 简称ISRC）和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music number， 简称ISMN）， 其中ISWC 主要用于音乐作品的编码和注册，ISRC 主要用于录音制品和音乐录像制品的编码和注册，ISMN 主要用于乐谱出版物的编码和注册。这些编码系统旨在为出版单位、发行商、图书馆和其他编目机构和订购系统提供有关音乐出版物的关键数据，共同对音乐内容的版权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对于音乐产业数据的积累、挖掘与开发至关重要。目前，中国已成立中国ISWC 中心和中国ISRC中心，唯独没有对乐谱出版物进行编码和注册的ISMN 中心。中国的乐谱出版物因没有和国际接轨的标准化标识编码，传播范围和传播方式都受到一定影响，也制约了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

笔者在前期研究^[3] 中从“中国原创新作品自身发展的需要与国际专业音乐市场的日益关注；乐谱出版物的数字化出版与传播的需求；ISMN 为乐谱租赁、付费下载、版税与版权管理带来极大便利”三个方面论述了在中国实施ISMN 编码系统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本文基于前期研究，提出为适应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顺应现代出版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趋势，满足中国音乐作品传播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需求，应在中国实施ISMN 编码系统，使之作为乐谱出版物的“身份”标识，成为ISBN 号的有效补充。在中国实施ISMN 编码系统，既可以增加乐谱出版物的出版数量，又能顺应现代出版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趋势，促进中国音乐走向全世界。在数字出版环境下，中国音乐出版物与国际相关标准的关联，也是中国音乐作品传播与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可以让音乐创作者、演奏者、词曲改编者、出版者等各个环节能享受发行收益，方便人们互相学习交流，从而助推我国音乐出版行业的转型升级。

本文将追溯ISMN 和国际ISMN 中心的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制定和实施的相关情况，对在中国实施ISMN编码系统提出可操作性建议。

二、ISMN 和国际ISMN 中心

ISMN 是专门应用于乐谱出版物的标准化标识编码。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20 世纪80 年代。1984 年，总部设在英国的国际音乐图书馆、档案和文献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of Music Libraries, Archives, andDocumentation Centres，简称IAML）首次提出了ISMN 的设想；1986 年，牛津大学布莱克威尔音乐系的波普（Alan Pope）和英国诺丁汉音乐图书馆的刘易斯（Malcolm Lewis）向IAML 提交了ISMN 编码系统的初步设想；1987 年，IAML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会议上展示了ISMN 设计结构和应用草案；1989 年IAML 在牛津召开会议，1993 年IAML 在渥太华和巴黎召开会议，分别对ISMN 编码系统进行讨论，并于1993 年定稿，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将“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号”定为“ISO 10957 国际标准”。

1993 年，国际ISMN 中心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柏林国家图书馆。1993 年12 月，柏林国家图书馆以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正式出版了《ISO 10957：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号》。

国际ISMN 中心负责ISMN 的编码和分配，设有三级行政管理机构，即国际ISMN中心、组区（国家或地区）ISMN 中心和出版者。国际ISMN 中心现有62 个组区ISMN中心，各组区ISMN 中心须向国际ISMN 中心缴纳会费。国际ISMN 中心负责分配各组区ISMN 中心的标识范围，组区ISMN 中心负责分配各组区出版者的标识范围，出版者对其出版的乐谱出版物进行编排标识。2008 年，ISMN 由原来的10 位数字标识扩展为13位数字标识，^[4] 最多允许10 亿种出版物各自携带不同的数字编码。

组区ISMN 中心有的设在音乐出版商协会（如英国、德国等），有的设在国家图书馆（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其主要职责是与国际ISMN 中心签订合同，确保本组区的标准符合《ISO 10957：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号》。组区ISMN 中心还负责宣传推广使用ISMN编码系统，出版本国或本地区的用户手册，为本国或本地区的乐谱出版物分配ISMN号，并为音乐出版商提供注册服务。

三、ISMN 在中国

1.《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5] 的制定

目前，我国乐谱出版物与其他图书一样使用ISBN 号，由于我国ISBN 号的资源属性，ISBN 号数量有限，导致了乐谱出版难、使用者找乐谱难的两难局面。一方面，我国的ISBN 号资源有限，导致大多数原创作品，如交响乐、室内乐、艺术歌曲、器乐曲等如果未能纳入大中小学或者音乐考级等各类教材，便难以摆脱出版难、印数少、再版更难的传播困境；另一方面，音乐评论人和音乐学习者等乐谱出版物的刚性用户，想要获得教材之外的乐谱非常困难。^[6]

目前，我国的乐谱出版物因为使用ISBN号而无法进入《音乐出版商国际ISMN 目录》（Music Publishers’ International ISMN Directory）。该目录仅采集使用ISMN 的乐谱出版物信息，是目前关于印刷音乐出版最全面、最新的参考工具书，已收集了99 个国家近18 000 个音乐出版商及相关机构的联系方式。ISMN 是进入国际编码体系、相关数据库及国际专业音乐市场的“通行证”。

为了突破我国原创音乐作品出版和传播的瓶颈，完善我国乐谱出版物的标准化编码体系，助力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立项，成立课题组研制既适于中国乐谱出版物特点，又和国际标准对接的标准化编码系统。2009 年，由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案，制定《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行业标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版本图书馆等单位负责研制与起草工作，委托中国版本图书馆制定实施方案。2012 年3 月19 日，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行业标准《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CY/T 84—2012）（简称《标准》）。2017 年1 月6 日，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实施方案在中国版本图书馆正式开题。课题组于2018 年5 月提交了《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ISMN）实施方案研究报告》^[7]（简称《研究报告》）。《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ISMN）的实施将使“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获得专有的标识，为更多的乐谱出版提供便利，突破我国音乐出版、传播的现实瓶颈；促进我国乐谱出版物的数字化出版和传播，为我国音乐产业的大数据发展奠定基础；方便中国音乐出版物的统计、检索、收藏、使用和版权保护；开辟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的新通道”。

2.《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在“引言”部分即明确了其实施目标是 “方便中国乐谱出版物的出版、发行、统计、检索和收藏，促进中国音乐的创作、发展和传播”。《标准》共包括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结构、显示方式和位置、分配和使用、注册及系统管理、元数据八个方面的内容。《标准》指出：“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号（ISMN）作为乐谱出版物的独立标识体系，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体系的补充，它为出版者出版的每一种乐谱出版物提供国际上通用的唯一标识。”同时还指出：“中国乐谱出版物采用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号作为唯一标识。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是由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注册中心负责分配、管理的国家标准乐谱出版物号的统称。”

《标准》修改并采用了《ISO 10957：2009 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号》，编码体系与国际标准一致。针对我国民族音乐记谱法中数字谱、文字谱仍在广泛使用等国情，《标准》修改的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扩充了ISMN 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简谱、五线谱、工尺谱、减字谱等数字谱与文字谱，还包括数字出版物、纸质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以及各种载体配套出版的乐谱出版物，比如音像制品配套出版的乐谱出版物等。

第二，补充并修改了ISMN 的分配使用规则、组区ISMN 中心的职责任务、元数据项目等。这里重点介绍其分配使用规则：对于多卷册乐谱出版物的每一册均应分配一个ISMN 号，同时应分配一个总的ISMN 号；总谱、分谱等可独立使用的乐谱项应各分配一个ISMN 号；改编的乐谱应分配新的ISMN号；乐谱内容有重大修改（如增加翻译内容或增加指法），均构成新的乐谱项，应分配新的ISMN 号；乐谱内容没有改变，但装订方式、开本、合集被分解或多个乐谱汇编成合集，都需要分配新的ISMN 号；不同载体、不同格式的电子乐谱应分配独立的ISMN号。如果只是在乐谱封面设计、价格或其他方面有细小改变的时候，可不分配新的ISMN 号。

第三，《标准》对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乐谱术语进行新的定义、条款的替换与添加。比如对二胡、琵琶、古筝、笛箫、唢呐等民族乐器名称及其演奏技法符号的补充等，再比如添加中国作品中特有的速度标记( 如散板)、古琴的一些特殊演奏符号等。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的构成包括前缀码、出版者码、乐谱项码、校验码四部分（共13 位数字）。

示例：ISMN 979 -0 -345 -12345 -8

前缀码是4 位数字（979-0）；出版者码（345）和乐谱项码（12345）共8 位数字，出版者码的长度取决于出版者的出版量，由中国ISMN 注册中心负责分配和管理，而乐谱项目通常由出版者负责分配；最后的校验码（8）是1 位数字（采用加权算法，使用模数10 检验）。每一种乐谱出版物的ISMN 号具有世界唯一性，一旦被分配，就不再分配给其他乐谱出版物，即使该乐谱出版物已绝版也遵守该原则，而且相应的元数据应在中国ISMN 注册中心注册。

3.《标准》实施的困境

《标准》发布后，并未顺利实施，甚至音乐行业内部也对此知之甚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对于《标准》本身存在质疑。既然乐谱出版物可以使用ISBN 号，为什么还要使用ISMN 编码呢？单从对出版物进行标识编码的技术层面看，ISBN 系统似乎能覆盖所有的音乐出版物。但是，音乐出版领域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仅从技术层面考量。ISMN 的实施将对我国音乐作品传播、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针对《标准》的研究和宣传不够。音乐出版从业人员普遍对ISMN的认知不足，没有认识到它对于乐谱出版物的价值，一些从业者甚至认为引入ISMN 编码系统会徒增申请和使用等额外工作，增加出版管理成本和监管难度，管理部门也担心ISMN 编码系统会对现行的ISBN 编码系统造成干扰。因此，使用方和管理方对实施ISMN的积极性不高。

第三，前期准备工作推进不力。《标准》是行业标准，是非强制性国家标准，音乐出版行业内部对《标准》实施的积极性不高，使得推进《标准》实施的前期准备工作停滞不前。比如与国际ISMN 中心协同和沟通，建立中国ISMN 注册管理机构，申请中国ISMN 号的管理模式、流程设计、实施细则、行动规划以及确定其元数据要素等一系列工作始终没有显著进展，导致《标准》至今无法落地实施。

四、对在中国实施ISMN 的建议

基于实施中国ISBN 的经验，结合乐谱出版物的特点，参考《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笔者对在中国实施中国ISMN 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 成立中国ISMN 注册管理机构

在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领导下，成立中国ISMN 号注册管理机构是实施ISMN 的第一步。中国ISMN 号是中国ISBN 号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建议将中国ISMN 中心设在中国版本图书馆，具体业务由中国ISBN中心负责实施。中心成立后，再由中国ISMN中心代表中国与设在德国的国际ISMN 中心总部谈判，确定会费金额，确定中国组区ISMN 号段范围等相关事宜。双方正式签署合同后，中国才算真正加入国际ISMN 系统，才能开展业务工作。

2. 合并ISBN 和ISMN 申领客户端

在中国实施ISMN 可借鉴实施ISBN 的经验，对ISMN 号的注册、审核和发放工作采取统一管理的形式，由中国ISMN 中心负责设计申请流程并实施管理。

中国ISMN 注册系统与中国ISBN 注册系统形式基本一致，功能模块也基本相同，因此这两个系统可以兼容合并。为了不增加出版者的申请工作量，中国ISMN 注册系统可直接嵌入中国ISBN 注册系统中，作为其扩充部分。具体来说，在国际标准化编码体系中，前缀“978”和“979-1”至“979-9”代表图书，“979-0” 代表乐谱。因此， 只需在原ISBN 注册系统中增加“979-0”前缀编码，将其作为乐谱出版物的预设条件，针对乐谱出版物分配ISMN 号，如有必要，也可以同时分配ISBN 号和ISMN 号。建议合并ISBN 号与ISMN 号申领客户端，这样既可以对ISMN的申请注册进行规范管理，又可以简化出版单位的申请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做到一次完成ISBN 和ISMN 两种标识符的申请。

3. 采用两级审核制

建议乐谱出版物申请中国ISMN 号采用两级审核制，即出版社初审和中国ISMN 中心复审。出版社先对申请事项进行初审把关，由出版社通过申领客户端填报ISMN 申领元数据项；系统对申领信息进行自动过滤，若无疑义则自动配发ISMN，有疑义则转入人工审核；人工审核确认没有问题的，再配发ISMN 号；如果确实存在问题，则退回出版社，由出版社修改、审核后再次提交或终止。出版社获得ISMN 号后，可下载对应的条码，作为乐谱出版物的唯一标识。乐谱出版后，出版社通过客户端上传成品信息，并缴送样本。

4. 做好ISMN 元数据项的设计

为了区分标有ISMN 号的不同出版物，出版者应向中国ISMN 管理机构提供准确的出版物元数据。元数据是乐谱出版物数据库建设与应用的基础，元数据的设计是实施ISMN 的基础工作。元数据的基本要素可以分为必填项和可选项，必填项包括出版者、作品名称、版本信息、创作时间等，可选项包括作品长度、作者介绍及联系方式等，元数据的基本要素可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

在元数据的基本要素中，最难确定的是乐谱出版物的分类。我国现行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的学科分类依据中图分类法，将图书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17 个类别。但中图分类法不能很好地反映乐谱出版物的类别，与乐谱出版物用户的实际需求有一定距离。

笔者认为可采用《研究报告》中的分类建议，一级分类按照乐谱类型分为五线谱、简谱、文字谱和其他类型乐谱四类，其中文字谱又可分为减字谱、工尺谱、律吕谱、二四谱及其他等。二级分类与三级分类则采用“三大类六种音乐类型”^[8] 来划分，即把西方专业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作为二级分类，之下的三级分类分别是西方专业音乐、民族化的西方专业音乐，纯正的传统音乐、西方化的民族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民族化的流行音乐。其中，“西方专业音乐”是指源自欧美各国的作曲家的作品；“民族化的西方专业音乐”是指由世界各国作曲家以西方乐器和体裁为创作手段进行创作的作品；“纯正的传统音乐”是指世界各国流传的、未受西方专业音乐影响的传统音乐；“西方化的民族音乐”是指世界各国根据西方专业音乐理念和方法对自身传统音乐进行改造后形成的音乐类型，如中国民族管弦乐；“西方的流行音乐”是指由西方歌手创作和演唱的作品；“民族化的流行音乐”是指世界各国歌手采用自身民族音乐元素进行创作和演唱的流行音乐。此外，还可按照出版物的形态与内容分为曲集、单曲和杂集三类。

制定主题标引时，建议增加中国传统音乐的相关标引。比如，可按社会阶层分类法为中国传统音乐^[9] 设置两级主题标引：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文人音乐（古琴与词调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佛教与道教音乐）。

5. 编制ISMN 用户使用手册，做好试点与培训工作

为了推进《标准》落地实施，还需要编制规范的ISMN 用户使用手册，对ISMN 的功能、使用范围、使用方法等进行详细解读，并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宣传。具体实施可以选取几家在乐谱出版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出版社，如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等进行试点。试点出版单位的乐谱出版物可通过ISMN 注册系统直接申领ISMN 号，取代原来的ISBN 号。在ISMN 系统试运营过程中，出现问题及时调整、更新，待系统运行平稳顺畅之后，再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推广使用，逐步实现在中国出版的所有乐谱出版物使用ISMN 号取代原来的ISBN 号。

五、结语

2012 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实施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标准《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CY/T 84—2012）。《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应该成为中国音乐出版、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中国音乐作品出版与对外文化传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6] 但如今过去8年还未落地实施。《标准》的应用实施，将为我国各种载体形式和格式的乐谱出版物提供唯一标识方案, 为我国音乐出版界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为中国音乐作品的出版和传播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重要手段，推动我国出版业标准化建设工作，促进我国出版物编码体系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专业细分化。笔者多次撰文讨论、研究在中国实施ISMN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论述在中国实施ISMN将有效突破我国音乐作品出版、传播遇到的瓶颈，既是中国乐谱出版物进入国际专业音乐市场的有效路径，也是适应乐谱出版数字化发展趋势的重要之举。希望能引起相关管理部门、出版单位和音乐从业者的重视，从而推动《标准》的落地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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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传媒大学项目组.2019 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R].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2019.

[2] 刘滢. 大众音乐图书的品质提升与品牌塑造[J]. 出版参考，2015(2)：32-33.

[3] 余原. 论在中国实施ISMN（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号）的必要性与紧迫性[J]. 出版广角，2019(24)：28-31.

[4] WALRAVENS H,UNGER C.The h i s tory and success of ISMN(International Standard Music Number) and outlook for the future [J].Fontes Artis Musicae,2015,62(1):26-37.

[5] 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委员会. 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CY/T 84—2012[S].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6] 丁旭东. 我国音乐传播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闻出版行业标准《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发布实施与简评[EB/OL].(2016-09-28)[2020-09-30].https://wenku.baidu.com/view/74e2d011856a561253d36fb8.html#.

[7] 《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ISMN）实施方案研究报告》课题组. 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ISMN) 实施方案研究报告[R]. 北京：中国版本图书馆 ，2018.

[8] 张伯瑜. 从世界音乐格局看保护中国传统音乐的必要性[J]. 音乐研究，2018(3)：49.

[9] 王耀华，杜亚雄.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50.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