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追赶战略，中苏为何一成一败？
中国的伟大复兴，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三大思想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01
1962年，苏联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工人罢工事件。新切尔卡斯克是顿河流域的一座城市。这年6月，由于牛奶、肉类等食品价格上涨，加之工人工资下降，当地发生了数千人参与的工人罢工和群体骚乱事件。最终，苏联政府调动了内务部军队，把骚乱镇压了下去。
事件很严重，但也不算特别严重。几千人的规模，而且不是在核心城市，有伤亡，但也不太多。可是，事件中的一幕，让苏联领导人非常紧张。他们受到了极大刺激。
骚乱初期，当局就调动军队弹压，但军队到场后，发生了惊人的一幕：
新切尔卡斯克卫戍部队的第一批军队抵达卫生局附近的广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快到广场时，士兵的队列一瞬间被大批民众所湮没。罢工者和士兵彼此友好，相互拥抱、亲吻。是的，是的，就是亲吻。军官们费力地让士兵与民众分离开来，整队集合，带着他们离开了罢工者。
正因为初期调动的军队不听命令，后来苏联政府不得不调动内务部军队到场，才把罢工和骚乱镇压下去。
罢工者和士兵相互友好，这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熟悉苏联历史的人都会意识到其中的“可怕性”。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这一幕太熟悉太可怕了！当年十月革命可就是这么闹起来的啊。
十月革命中，列宁写过著名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工人罢工、士兵和工农一起反政府，这就是十月革命一举胜利的关键啊。可现在，这一幕居然发生在无产阶级国家苏联……
所以，新切尔卡斯克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却在苏联领导人心中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国内再次发生“十月革命”，成为苏联领导人的梦魇。从那以后，食品价格上涨，在苏联成为谁也不敢触及的政策禁区。无论供应多么紧张，可以采用票证制、排大队、按级别分配等各种办法，但就是绝不能涨价。
于是，购物排大队就成了苏联制度失败的典型表现，天天提醒着人们苏联农业及整个体制的窘迫和无奈。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更大的背景和影响在于：这次事件表明，进入1960年代以后，苏联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优势，和由此给国家带来的凝聚力，如果不是荡然无存的话，也已经非常薄弱了。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社会意志力已经没有了。国家和人民之间几乎只剩下利益交换的关系。
02
如果没有后来中国的伟大复兴和惊人成就，苏联1960年代以来的窘迫和僵化将只能证明一件事——违反经济规律的追赶战略是注定失败的。动用国家力量从农村农民汲取资源，发展工业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但是，中国这个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分明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建国后实行的都是追赶战略，也就是在农业国的基础上，通过国家力量集中国内资源，强行推进工业化，追赶先进工业化国家。
这种追赶战略有两个核心特征：一、为了发展工业化，国家要从农村农民那里汲取大量资源，投向城市和工厂——对于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他们仅有的可用资源。二、不能按照经济规律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做起，而要违反经济规律，不顾利润和经济效益，从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做起。
可想而知，追赶战略之下，农村农民的日子很不好过。在这方面，中苏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农民都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农业都是中苏两国的薄弱部门。
但是，在经过几十年以后回头去看，中苏两国后来的发展却大不相同。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跃升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很多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强劲的竞争力。苏联的工业化，虽然一度成就斐然，但没能坚持到底，中道崩殂，不但苏联解体，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国土的俄罗斯，还出现了严重的去工业化。
很有讽刺性的，现在的俄罗斯，总算把苏联时期始终没能解决的农业问题解决了，恢复了沙俄时期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但工业却也跟着“沙俄化”了。除了少数军工产品以外，俄罗斯的工业产品乏善可陈。
同为追赶战略，为什么中苏两国却一成一败呢？
03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说清楚。这里，只是很概括地提出一些初步的观点。
首先，是中苏两国领导人治国能力的差异。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中央-地方关系问题。
中国很早就是个地域辽阔的大国。中央-地方关系是历代统治者必须思考的大问题之一。虽然没有“锦囊妙计”式普遍适用的办法，但至少在领导人头脑中，中央-地方关系是个需要高度关注的大问题。既不能一味地中央集权，也不能放任地方势力做大，造成强枝弱干的危险局面。在二者之间，需要时时保持平衡。
建国以后不久，1956年，毛泽东就写了《论十大关系》，“十大”之一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以，虽然建国以后中国实行苏式计划经济，但毛泽东一直强调不能忽视地方上的积极性，中央要分权给地方。
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在追赶战略之下，虽然农村压力很大，但各省都有种种自我调节的余地，尤其是在大跃进以后，各省的自主权其实不小，能够根据本地情况找到各种变通办法。
这也是后来改革开放一经启动，各省纷纷大干快上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很多重要政策，都是地方上已经行之有效，经中央认可以后推行全国而成。如果没有地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反观苏联，刚刚成为大国不久，对中央-地方关系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当确定了追赶战略以后，就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所有事权都收归莫斯科。苏联的体制，在“计划性”上确实比中国严格得多。
不过，这样一来，一方面地方的积极性全无，万事都等莫斯科的指示和计划。另一方面，各地也无从“试错”出行而有效的改革办法，大家都跟着莫斯科把一条道走到黑。
追赶战略之下，国内各方面的压力必然很大。这时候，一方面要强调“全国一盘棋”“要有大局观”，但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所以，也必须保持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否则，追赶战略带来的压力，就会形成体制的巨大僵化力，让任何改革和改进成为不可能。
中央-地方关系只是一个例子。在很多方面，苏联领导人都表现出治国能力的不足。毕竟，他们成为一个大国的时间还很短，很多大国必须具备的政治智慧，他们还没来得及积累。而中国，则对这些问题已经苦苦思索、试错上千年了。上千年的修行，可不是读了几本书闹一两次革命就能赶上的。
其次，两国的基础不同。这一点在农业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中国有漫长的农耕史，国内有好几亿农民，其中大部分是小农和自耕农。这些农民，既有丰富的耕作技巧，也吃苦耐劳，勤劳肯干。
而苏联继承的则是沙俄的农奴制。19世纪中后期，沙俄的农奴制才废除。到十月革命，才过去一两代人。很多俄国农民头脑中，还有深厚的农奴制生产的记忆和习惯。
于是，当苏联建立起集体农庄，农民吃上了大锅饭以后，很快就恢复了农奴的生产习惯——没有压力就尽量偷懒。在建国初期和卫国战争期间，国家具有比农奴主更强大的约束力，农民们还能保持基本的劳动热情。到了二战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衰弱，苏联已经不可能再对农民施加巨大压力了。加之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苏联农业也就陷入了无法摆脱的颓势。
中国的人民公社之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是个大问题。但中国毕竟很早就没有农奴了。小农和自耕农的观念意识，还比较多，远远没有消失。而且，农民一直在寻求、摸索恢复小农自耕农状态的方式。
事实上，从1960年代开始，很多地方就有包产到户的尝试——苏联农民就没有这种意识。当包产到户终于在政策上有了突破以后，中国农民恢复了小农和自耕农的状态，中国农业也就迅速恢复起来。而农业的成功发展，为中国后来的改革深入奠定了基础，让中国避免了苏联农业那种难解的困局。
当然，小农和自耕农今后也还有一个向大农业发展的过程，但那是后话了。
再有就是国运的因素。
这个国运就是，苏联已经搞了七十年，老一辈的革命领导人都已去世。不但领导人，老百姓也都是出生在苏联时期，对市场经济、商品经济都很陌生，甚至毫无概念。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还不算长，老一辈领导人和老百姓都还在，民间对市场经济不陌生。一旦政策放开，大家重拾手艺，并不难。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率先启动的。这两个三角洲的特点就是有悠久的商品经济发展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两个三角洲的人对市场交易、商品化生产不但不陌生，反而很熟悉。
果然，在中国东北等计划经济色彩强烈的地方，改革开放的步骤也慢一些。这些地方的人，对市场经济比较陌生，他们更熟悉的是追赶战略之下的大工业和计划调配。
苏联，就相当于全国都是中国东北那种状态，上上下下，对市场经济都很陌生，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观念和习惯。所以，苏联的转轨就很慢很困难，加之前面所说的中央-地方关系失调等原因，当政治发生剧变，莫斯科不发号施令以后，全国就陷入瘫痪之中，各地既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大家几乎是束手无策地看着国家解体、生产停滞，直至经济大倒退。
04
总结来说就是，中国的复兴和成就证明，追赶战略是后发国家行之有效的发展路线，但这种战略必然给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对领导人治理国家的能力，对国家原有的历史传统和基础，包括对国运，都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说，追赶战略是一种险中求胜之法。只有底蕴深厚、精神力意志力深厚、政治智慧充足的国家和人民才有望取得成功。
由此也可以看出来，中国的伟大复兴，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本国历史传统、马列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体制这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
苏联在历史传统和市场经济体制上都有严重的缺陷，对马列主义的运用，也有很大不足，所以，他们的追赶战略，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终究还是失败了。
我国则把这三种伟大的思想资源融为一体，造就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发展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成功经验，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