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贵：不离生活的意义及可能 / 四六文摘

编者按：

2020年11月2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美术观察》杂志社主办，北兰亭、恒都美业集团承办的“中国书法当代发展与未来展望”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恒美国际花都艺术馆举办。研讨会围绕当代书法理论发展、书法创作技法与文化表达、书法研究方法、不同书体的创作现状与未来走向、书法审美的多元、中国书法的国际视野、书法创作与评审机制、书法与文化产业等议题展开了讨论。现将与会专家的发言予以摘录，并配以作品图分期刊发于此，以期进一步促进与广大读者的交流。

——北兰亭学术部

2021.1.2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培贵围绕“意义”与“可能”，提出书法离不开生活、历史和生活，对于书法艺术的创造和创新提供的赞助等观点。

叶培贵，男，1968年9月出生，福建人，文学（书法）博士，师从欧阳中石先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书协副主席。

从意义来说，生活是书法离不开的根本。这个根本如果具体化，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切入。

第一个角度，我认为它是书法发展的“命题者”。回顾中国书法的历史，可以说历代中国书法的变化，所有重大的创新，特别是大规模的风格创新、时代创造，其契机一定来自生活。即便从宋朝开始，书斋式的文人雅玩成为书法的形态，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创作者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即便没有现实的索求者，也同样存在着虚拟的读者。这个虚拟的读者来自哪里？来自作者面对生活、面对历史以后形成的对于历史、未来的预估，因此，追根究底他内心所存在的虚拟读者同样是生活养成的，也就是说生活对他的创作提出了要求。如果要真正解决未来书法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就一定要面对生活去思考：到底这样一种生活给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时代要求？如果不能面对这个问题，而仅仅就笔墨问题来做简单的推究，我们很有可能会错失时代给予我们的重大使命。

第二个角度，生活是所有书法创造最开始的“立法者”，同时又是最终的“裁决者”。书法里面的一些制度问题、规则性的东西，事实上它并不简单的来自于我们笔墨上的需求，甚至也不仅仅来自于我们内心对艺术、对审美的需求，而来自于整个生活对这门艺术的某种规定，比如所有人在尺牍创作时都要遵守的平阙制度，这就是立法者。再比如明清时期绝大多数艺术家在面对社会审视的时候，他们努力强调中锋、藏锋等等这些东西。书法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刘墉在自己书房写字时，拿着毛笔不断地转动，但他面对别人写字时却要始终坚持所谓的“龙睛法”。仅仅在一个非常小的执笔问题上，刘墉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做派。为什么要这样？原因是这个时代对书法人的行为提出了某种规范。这个规范如果我们一定要去追它的根，就是前面提到的，书法对于人品有一种设定，道德的设定。人品道德泛化到了技术，就成为技术的一种规范。回头去看宋元明的很多技术，会发现有些技术与笔墨的自然发挥是相矛盾的，但在宋元明甚至是清却得到普遍性的遵从。他们遵从的不是笔墨本身的规则，而是社会对书法以及从事书法的人所提出的一种规范性的要求。社会在评判艺术品和艺术家的时候，会按照最初所立的这一套基本的法来裁决。宋元以后的史书，对艺术家进行裁决，人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第三个角度，生活在命题、立法乃至裁决的同时，也反过来给书法提供最需要的赞助。生活对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是最大的“赞助者”。历史和生活对于书法艺术的创造和创新提供的赞助，可以说是细到最基本的工具，大到整个意向乃至内在执行规则，如果我们放弃了它，实际上就会变成纯粹的笔墨游戏，而失去生活这个最雄厚的土壤。

我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可能”。表面看来，书法已经退出了日常书写，但是，因为传播方式的剧烈变化，书法图像与生活的关系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丰富而多元。商品包装、建筑题名、自然景观，乃至APP程序封面、微信节日问候表情等等，书法无所不在。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方正字库、汉仪字库，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信息时代对书法的需求，都在积极推进书法字库的开发。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从个体日常生活“退场”的书法，反而借助传播技术的进步更加广泛地进入整个社会生活。生活仍然在给书法家“命题”“赞助”，也仍然在不同场合给书法家“立法”并且“裁决”。只要我们真正注意及此，摆脱“展厅”的单一思维，当代书法完全有可能与当代生活相互激荡，创造新的辉煌。